原标题：援引古训向父诀别 南开之子殉国云端
父亲的教诲，成为他出征的誓言
8月的江西，暑气蒸腾。88年前的8月14日，一位25岁的青年驾驶战机，永远消逝在了江西的上空。
前一日，日军大举进攻上海，淞沪会战爆发。中国空军急令各部队驰援战场。面对雷雨天气预警，驻防江西的中尉飞行员张锡祜急于炸敌，冒险升空。在江西临川上空，雷雨吞噬掉这位壮志未酬的青年。
在奉命出征前，张锡祜曾在简陋的营房中提笔写下一封家书。收信人是他的父亲，“南开创校校长”张伯苓。
在这封匆匆写就的信中，张锡祜就几天前天津南开校园被日军轰炸之事安慰父亲，援引了父亲的教诲，将《孝经》中的古训“阵中无勇非孝也”化作了自己出征的誓言，恳请父亲不再挂念他的生死。
这封浸透赤子之心的家书，最终穿越战火，来到张伯苓的手中。这位刚经历南开被毁之痛的61岁老人，面对丧子噩耗，将无尽的悲痛化作一句掷地有声的宣言：“吾早以此子许国，今日之事，自在意中，求仁得仁，复何恸为。”
张锡祜在战机前留影。 A08-A09版图片/张伯苓研究会供图
“阵中无勇非孝也”
每年清明时节，张元龙都会前往天津蓟州区元宝山庄，为四叔张锡祜扫墓。
这是一座衣冠冢，基座上安放着一座信纸造型的石雕，镌刻着“家书抵万金”五个大字。墓碑背面则刻着张锡祜生前写给父亲张伯苓的最后一封家书。
昨见报载南开大中两部已均为日人分别轰炸焚毁！惨哉!大人数十年来心血之所积，一旦为人作无意识之消灭！然此亦可证明大人教育之成绩！因大人平日即不亲日又不附日，而所造成之校友又均为国家之良材！此遭恨敌人之最大原因！
儿昨整理行装，发现二物足以告禀于大人者，其一即去年十月间大人于四川致儿之手谕，其中有引孝经句：“阵中无勇非孝也！”儿虽不敏不能奉双亲以终老，然亦不敢为我中华之罪人！遗臭万年有辱我张氏之门庭！
望大人读此之后不以儿之生死为念！若能凯旋而归，当能奉双亲于故乡以叙天伦之乐，倘有不幸虽负不孝之名，然为国而殉亦能慰双亲于万一也！（节选）
这封仅700余字的家书，成为这位南开骄子留给家人与世界的最后心声。
张锡祜信中提及的南开被毁事件，发生在1937年7月29日凌晨至30日上午。那是“七七事变”后的第22天，日军出动十余架飞机、大炮对天津南开系列学校进行野蛮轰炸。大学部的秀山堂、木斋图书馆、芝琴楼女生宿舍、教授宿舍及大部分平房尽数被毁；中学部的西楼、南楼和小学部教学楼亦化为废墟。
大学部珍藏的海光寺万斤钢钟，钟面镌刻着完整的《金刚经》，这件珍贵文物被日军掠走。轰炸过后，日军还派出满载汽油的军车进入校园，四处纵火焚烧，使这座天津著名学府彻底沦为焦土。
所幸校方提前抢运出了三万余册外文书籍、数百册期刊及部分仪器设备，为日后西南联大的教学提供了宝贵资源。
南开教育体系的建立始于1904年，严范孙与张伯苓先后创办南开中学、南开大学、南开女中、南开小学。作为一所民办学校，南开几乎是张伯苓四处“化缘”的成果。他周旋于各界政要之间，只为筹集办学资金。
南开学校被炸毁后，初步统计财产损失700万元法币，占中国当时高等学校全部战争损失的十分之一。面对毕生心血毁于一旦，张伯苓说：“南开是被日军烧掉了，我几十年的努力都完了。但是只要国家有办法，能打下去，我头一个举手赞成。只要国家有办法，南开算什么？打完了，再办一个南开。”
南开被毁的消息很快传到江西。8月2日，张锡祜提笔写下家书安慰父亲：“母校虽惨遭不幸，而其独生子——南渝中学，早于去岁成立，望大人万不可过分伤感，而以余力以培养此最可宝贵之独生子，使我南开精神永远光大于我大中华民国之人间！”
在信中他还提到，“男等现已奉命出发，地点因系秘密性质，函札之中不敢奉禀”。后人方知，这正是淞沪会战开始前的序幕。
1937年8月13日，日军大举进攻上海。当日下午，中国航空委员会发布《空军作战命令第一号》，急令空军各部队于14日16时至18时必须进驻完毕，并完成攻击前一切准备。
面对恶劣的雷雨天气预警，张锡祜与战友马兴武毅然决定冒险起飞，争分夺秒奔赴战场。然而在江西临川上空，这两位年轻的飞行员终因天气恶劣飞机失事而殉国。
载有张锡祜阵亡消息的电报在半个月后抵达张伯苓手中。张伯苓的三子张锡祚在回忆录中写道：那时正是九月初，张伯苓已西迁入川，定居在位于重庆的沙坪坝南开中学校园内。他接到电报看过之后，递给张锡祚，“你看看，老四殉国了。”
父亲声音镇定而又坚决，又沉默了一会道：“你看和你娘说吗？我看不必了，免得她太伤心。”
那时张锡祚的心情悲恸难抑，恍若置身梦境。他凝视着父亲的面容，只见张伯苓面色紫涨、双目湿润，却竭力压抑着，不让一滴泪水流出来。
片刻之后，他缓缓说道：“我早就把他许给国家了，今日的事，早在意中，可惜他未能给国家立大功，这是遗憾！”
南开中学英烈纪念碑，镌刻着合计59位南开校友英烈的姓名和事迹。
张锡祜的家书。
张伯苓与儿子张锡祚（左一）张锡祜（右一）合影。
“为国御侮，万一失败，不必再回家去”
张锡祜殉职时，他与未婚妻张乐民订婚刚刚7个月。
听闻噩耗，这个悲痛的姑娘从天津奔赴江西临川——张锡祜坠机的地方。历经艰辛找到遗体后，因战火阻隔无法运送回乡，张乐民只得在附近村庄将遗体安葬，并托付当地村民代为照看。
张乐民的兄长同样是空军飞行员，这让她对投身空军的张锡祜格外倾心。从军前的张锡祜英俊潇洒，不仅是南开中学的风云人物，在整个天津卫都颇负盛名。
当时坊间流传着“南开二怪”的佳话：其一是身高两米的张锡祜因在排球场上所向披靡被称为“陆怪”；其二是南开话剧团的台柱子、严范孙之孙严仁颖，因在《谁的罪恶》中的精彩演绎获称“海怪”。
张锡祜常作为南开运动队的代表参加各类比赛，因为个头高，人称“长人老四”。1930年3月，张锡祜与天津48名选手登上轮船出发参加全国运动会。一米八的舱位让这位两米高的青年辗转难眠，同行的伙伴们打趣道：“不如锯掉一截腿，或者干脆睡甲板算了。”
那时的他只有18岁，与一众青年才俊指点江山，意气风发。如果没有后来的抗日战争，或许这位体育健将会成为未来体坛上的一颗明星。
1931年日军发动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为抵御日寇空军，杭州笕桥中央航空学校（简称中央航校）应运而生。从1931年扩建完成至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这里培养了500余名来自全国各地的飞行及航空机械人才。
每年夏冬两季，中央航校都会来天津招生，招生办事处就设在南开中学内。1933年1月，中央航校来津招生，《北洋画报》记载，南开大学与南开中学报名者众多。当日近千人参加体检，而通过初试者每天仅三四人，张锡祜便是其中之一。
报考前，张锡祜曾征询父亲意见。张伯苓对他说：“吾有四子，以一子献诸国家，理当然也。即有壮志，其速行。”
张锡祜去南京参加复试前，父亲张伯苓与叔叔张彭春都“力赞其行”，唯祖母依依不舍。但这位老人最终未能留住心爱的幼孙。张锡祜顺利通过复试，与12位南开师生同期被中央航校录取，他们占据了北平考区录取总人数的十分之一。
1933年2月6日临行前，张锡祜给14年同窗挚友“海怪”严仁颖写了一封信。信中既嘱托好友珍重，又请其代为宽慰母亲。信中还附了一张照片，背面题词豪气干云：“驾飞机炸破富士山缺。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自此，“陆怪”张锡祜告别了青春岁月，剃发明志，早晚操练。在教官指导下，他进步神速，次年一月已能单飞。
据1934年《大公报》记载，张锡祜、陈汉章、王世铎等南开学子自取入中央航空学校后，学术各科皆优。航校特致函南开中学：“凡南开高中学生，勿须毕业，即有投考航校资格。”
1934年12月27日，中央航校举行第三期首届毕业典礼与恳亲会。学生家长代表张伯苓先生应邀出席并致谢词：“杭州有一名人之墓，便是岳武穆将军。岳氏年少时，岳母曾以‘精忠报国’四字，刺之背上。我们做家长的，也应该以此四字，刺诸诸生之心。如将来为国御侮，万一失败，简直就不必再回到家去！我们教育儿子，的确是这样的！”
毕业后，张锡祜任空军第八大队第三十中队队员，驻防江西，后升任分队长及中尉队员。
1937年2月20日成为父子诀别之日。《张伯苓函稿》记载，张锡祜回津省亲，“少住便南返”。
谁承想，张伯苓再次见到儿子的，竟是一纸绝笔。
“中国不亡有我在”
张元龙曾揣摩过祖父的心理：“他早已想到，南开被炸，四子去世，都是必然。”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召开记者招待会，以“南开大学是一个抗日基地，南开学生抗日拥共”的理由，宣布要轰炸南开大学。
著名记者爱泼斯坦记录了记者招待会，在会议结束后，一名日本军官私下称：“南开是我们20年的敌人，我们早就盼着这一天了。”
早在1916年，张伯苓在东北考察时，便发表了《中国不亡有我在》的著名演讲。台下聆听的有时年15岁的张学良，在1990年接受采访时被问及“青年时期受谁影响最深”，仍脱口而出“张伯苓先生”。
1927年8月，张伯苓参加上海第八届远东运动会后，立即乘船到东北考察。在大连等地，他亲眼目睹日本人经营“满蒙”，图谋侵略中国的狼子野心。
返津后，张伯苓先后在大学部与中学部作题为《东北归来对旅途情形及东北现状的感想》的讲演，他说：“不到东北，不知中国之博大；不到东北，不知中国之危机。”
同年11月，张伯苓发起成立了“满蒙研究会”，转年10月更名“东北研究会”，一年内南开学校至少组织了4次大规模的东北实地考察，师生们搜集资料，撰写调查报告、论文，披露日本侵华政策。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军进攻沈阳城，以武力侵占东北。两个月后，南开发布几十万字的《东北地理教本》，列为全体学生必修教材。
由于日本在东北施加的暴行，大批东北学生和难民涌入天津。天津中等以上学校成立救国联合会，张伯苓被推为联合会主席。天津市内设立两处收容站，张伯苓等人筹商救济办法，各界纷纷伸出援手。
鉴于东北来津学生无法安置，张伯苓即在南开校内加开夜班，又以市政府名义暂借李公祠为学生宿舍。此后，南开大学允许东北学生正式借读，并在生活上给予照顾。
1934年华北运动会上，南开近400名师生在运动会开幕式上打出旗语，“还我河山 勿忘失地”，在场日本领事惶然离席。国民政府迫于压力，要求南开校长张伯苓训诫学生，张伯苓留下传世名言：“你们讨厌。”“你们讨厌得好。”“下回还要这么讨厌。”
在张元龙看来，张锡祜的殉国，也在家人意料之中。父亲张锡祚曾和张元龙说过：“你四叔和同学们早在学校的时候就把抚恤金预支买食物了，他们是抱着必死无疑的心去的。”
在那个年代，空军不比陆军，生还概率微乎其微。而中央航校的校训正是：“我们的身体、飞机和炸弹，当与敌人兵舰阵地同归于尽！”
这些天之骄子本可享受优渥条件，出国求学躲避战乱，但他们选择和民族站在了一起。他们中有林徽因的三弟林恒，有“中国兵工之父”俞大维的儿子俞扬和，也有出生显赫家庭的陈子祥之子陈怀民……
就在张锡祜遇难后第5天的8月19日，毕业于南开中学与清华大学的中国空军飞行员沈崇诲，驾驶受伤战机，直冲吴淞口，以26岁的生命重创敌舰。
永不毕业的南开生
在幼子张锡祜不幸殉国后，张伯苓强忍丧子之痛，以更加坚定的姿态激励其他学生投笔从戎。当时中央航校招生需要担保人，这位悲痛的校长主动为每一位考入中央航校的南开新生作保。
天津沦陷之际，200余名南开师生辗转奔赴西南联大和重庆南开中学，其中70余人先后踏上抗战前线。当学生骨干们前来请求介绍抗日工作时，张伯苓亲自致信昔日学生周恩来。7名南开校友经他推荐奔赴延安抗日根据地。
曾获南开大学特种奖学金的刘毓璠在“七七事变”后毅然奔赴抗日前线。1942年5月，侵华日军发动“五月扫荡”，刘毓璠在十字岭掩护主力部队突围时壮烈牺牲，年仅27岁。
1935级经济系学生何懋勋于1937年11月投笔从戎。次年8月在齐河坡赵庄遭遇日伪军突袭，英勇牺牲，年仅21岁。
为保护夫人免受打击，张伯苓将丧子之痛深埋心底。每当夫人问及幼子，他总是强忍悲痛说孩子留学去了。1945年抗战胜利后，夫人问起，“别人的孩子都回来了，我的孩子呢？”
这位隐瞒了8年的父亲终于道出真相：“老四阵亡了。”夫人大哭一场，从此不再提及小儿子的事。
抗战结束后，张家人到掩埋地寻找张锡祜的墓地。但是多日寻找后饮憾而归，只得为他立一个衣冠冢，里面放上几件衣服和老照片。
张元龙记得，奶奶晚年视力模糊，常将他错认为四叔。弥留之际，家人们在她的病榻边围了一圈，张元龙听到奶奶喃喃呼唤着：“老四，老四……”
张锡祜的未婚妻张乐民后来嫁给了另一个空军飞行员，但始终与张家保持亲密联系，晚年仍与张锡祚的妻子有书信往来。张家人以“四婶”称呼她，早已把她当作自家人。而她也为自己的儿子取名“南开”，以铭记这段特殊的情缘。
作为张伯苓最小的孙子，张元龙始终致力于推动民间对日索赔。1995年，他同南开大学化学系教授申泮文及严范孙家人启动南开对日索赔议案。
他也在全国两会上提交《关于在中国设立审理对日战争索赔的专事法庭》的提案，希望对中日历史遗留问题有一个和平的、合理的解决途径。
每年7月28日是南开的“校殇日”，张元龙都会来到南开大学的校园里，敲响重塑后的校钟。警示后人，不让历史悲剧重演。
南开中学含英楼后，矗立着“南开校友英烈纪念碑”，碑身及碑基上镌刻着59位南开校友英烈的英名和事迹，张锡祜位列其中——
“张锡祜（1912-1937）天津人。南开中学1932届学生，张伯苓校长之四子。1937年8月14日驾机由吉安赴南京，飞行至江西上空遇雷雨，不幸逝世殉国。”
原标题：援引古训向父诀别 南开之子殉国云端
父亲的教诲，成为他出征的誓言
8月的江西，暑气蒸腾。88年前的8月14日，一位25岁的青年驾驶战机，永远消逝在了江西的上空。
前一日，日军大举进攻上海，淞沪会战爆发。中国空军急令各部队驰援战场。面对雷雨天气预警，驻防江西的中尉飞行员张锡祜急于炸敌，冒险升空。在江西临川上空，雷雨吞噬掉这位壮志未酬的青年。
在奉命出征前，张锡祜曾在简陋的营房中提笔写下一封家书。收信人是他的父亲，“南开创校校长”张伯苓。
在这封匆匆写就的信中，张锡祜就几天前天津南开校园被日军轰炸之事安慰父亲，援引了父亲的教诲，将《孝经》中的古训“阵中无勇非孝也”化作了自己出征的誓言，恳请父亲不再挂念他的生死。
这封浸透赤子之心的家书，最终穿越战火，来到张伯苓的手中。这位刚经历南开被毁之痛的61岁老人，面对丧子噩耗，将无尽的悲痛化作一句掷地有声的宣言：“吾早以此子许国，今日之事，自在意中，求仁得仁，复何恸为。”
张锡祜在战机前留影。 A08-A09版图片/张伯苓研究会供图
“阵中无勇非孝也”
每年清明时节，张元龙都会前往天津蓟州区元宝山庄，为四叔张锡祜扫墓。
这是一座衣冠冢，基座上安放着一座信纸造型的石雕，镌刻着“家书抵万金”五个大字。墓碑背面则刻着张锡祜生前写给父亲张伯苓的最后一封家书。
昨见报载南开大中两部已均为日人分别轰炸焚毁！惨哉!大人数十年来心血之所积，一旦为人作无意识之消灭！然此亦可证明大人教育之成绩！因大人平日即不亲日又不附日，而所造成之校友又均为国家之良材！此遭恨敌人之最大原因！
儿昨整理行装，发现二物足以告禀于大人者，其一即去年十月间大人于四川致儿之手谕，其中有引孝经句：“阵中无勇非孝也！”儿虽不敏不能奉双亲以终老，然亦不敢为我中华之罪人！遗臭万年有辱我张氏之门庭！
望大人读此之后不以儿之生死为念！若能凯旋而归，当能奉双亲于故乡以叙天伦之乐，倘有不幸虽负不孝之名，然为国而殉亦能慰双亲于万一也！（节选）
这封仅700余字的家书，成为这位南开骄子留给家人与世界的最后心声。
张锡祜信中提及的南开被毁事件，发生在1937年7月29日凌晨至30日上午。那是“七七事变”后的第22天，日军出动十余架飞机、大炮对天津南开系列学校进行野蛮轰炸。大学部的秀山堂、木斋图书馆、芝琴楼女生宿舍、教授宿舍及大部分平房尽数被毁；中学部的西楼、南楼和小学部教学楼亦化为废墟。
大学部珍藏的海光寺万斤钢钟，钟面镌刻着完整的《金刚经》，这件珍贵文物被日军掠走。轰炸过后，日军还派出满载汽油的军车进入校园，四处纵火焚烧，使这座天津著名学府彻底沦为焦土。
所幸校方提前抢运出了三万余册外文书籍、数百册期刊及部分仪器设备，为日后西南联大的教学提供了宝贵资源。
南开教育体系的建立始于1904年，严范孙与张伯苓先后创办南开中学、南开大学、南开女中、南开小学。作为一所民办学校，南开几乎是张伯苓四处“化缘”的成果。他周旋于各界政要之间，只为筹集办学资金。
南开学校被炸毁后，初步统计财产损失700万元法币，占中国当时高等学校全部战争损失的十分之一。面对毕生心血毁于一旦，张伯苓说：“南开是被日军烧掉了，我几十年的努力都完了。但是只要国家有办法，能打下去，我头一个举手赞成。只要国家有办法，南开算什么？打完了，再办一个南开。”
南开被毁的消息很快传到江西。8月2日，张锡祜提笔写下家书安慰父亲：“母校虽惨遭不幸，而其独生子——南渝中学，早于去岁成立，望大人万不可过分伤感，而以余力以培养此最可宝贵之独生子，使我南开精神永远光大于我大中华民国之人间！”
在信中他还提到，“男等现已奉命出发，地点因系秘密性质，函札之中不敢奉禀”。后人方知，这正是淞沪会战开始前的序幕。
1937年8月13日，日军大举进攻上海。当日下午，中国航空委员会发布《空军作战命令第一号》，急令空军各部队于14日16时至18时必须进驻完毕，并完成攻击前一切准备。
面对恶劣的雷雨天气预警，张锡祜与战友马兴武毅然决定冒险起飞，争分夺秒奔赴战场。然而在江西临川上空，这两位年轻的飞行员终因天气恶劣飞机失事而殉国。
载有张锡祜阵亡消息的电报在半个月后抵达张伯苓手中。张伯苓的三子张锡祚在回忆录中写道：那时正是九月初，张伯苓已西迁入川，定居在位于重庆的沙坪坝南开中学校园内。他接到电报看过之后，递给张锡祚，“你看看，老四殉国了。”
父亲声音镇定而又坚决，又沉默了一会道：“你看和你娘说吗？我看不必了，免得她太伤心。”
那时张锡祚的心情悲恸难抑，恍若置身梦境。他凝视着父亲的面容，只见张伯苓面色紫涨、双目湿润，却竭力压抑着，不让一滴泪水流出来。
片刻之后，他缓缓说道：“我早就把他许给国家了，今日的事，早在意中，可惜他未能给国家立大功，这是遗憾！”
南开中学英烈纪念碑，镌刻着合计59位南开校友英烈的姓名和事迹。
张锡祜的家书。
张伯苓与儿子张锡祚（左一）张锡祜（右一）合影。
“为国御侮，万一失败，不必再回家去”
张锡祜殉职时，他与未婚妻张乐民订婚刚刚7个月。
听闻噩耗，这个悲痛的姑娘从天津奔赴江西临川——张锡祜坠机的地方。历经艰辛找到遗体后，因战火阻隔无法运送回乡，张乐民只得在附近村庄将遗体安葬，并托付当地村民代为照看。
张乐民的兄长同样是空军飞行员，这让她对投身空军的张锡祜格外倾心。从军前的张锡祜英俊潇洒，不仅是南开中学的风云人物，在整个天津卫都颇负盛名。
当时坊间流传着“南开二怪”的佳话：其一是身高两米的张锡祜因在排球场上所向披靡被称为“陆怪”；其二是南开话剧团的台柱子、严范孙之孙严仁颖，因在《谁的罪恶》中的精彩演绎获称“海怪”。
张锡祜常作为南开运动队的代表参加各类比赛，因为个头高，人称“长人老四”。1930年3月，张锡祜与天津48名选手登上轮船出发参加全国运动会。一米八的舱位让这位两米高的青年辗转难眠，同行的伙伴们打趣道：“不如锯掉一截腿，或者干脆睡甲板算了。”
那时的他只有18岁，与一众青年才俊指点江山，意气风发。如果没有后来的抗日战争，或许这位体育健将会成为未来体坛上的一颗明星。
1931年日军发动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为抵御日寇空军，杭州笕桥中央航空学校（简称中央航校）应运而生。从1931年扩建完成至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这里培养了500余名来自全国各地的飞行及航空机械人才。
每年夏冬两季，中央航校都会来天津招生，招生办事处就设在南开中学内。1933年1月，中央航校来津招生，《北洋画报》记载，南开大学与南开中学报名者众多。当日近千人参加体检，而通过初试者每天仅三四人，张锡祜便是其中之一。
报考前，张锡祜曾征询父亲意见。张伯苓对他说：“吾有四子，以一子献诸国家，理当然也。即有壮志，其速行。”
张锡祜去南京参加复试前，父亲张伯苓与叔叔张彭春都“力赞其行”，唯祖母依依不舍。但这位老人最终未能留住心爱的幼孙。张锡祜顺利通过复试，与12位南开师生同期被中央航校录取，他们占据了北平考区录取总人数的十分之一。
1933年2月6日临行前，张锡祜给14年同窗挚友“海怪”严仁颖写了一封信。信中既嘱托好友珍重，又请其代为宽慰母亲。信中还附了一张照片，背面题词豪气干云：“驾飞机炸破富士山缺。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自此，“陆怪”张锡祜告别了青春岁月，剃发明志，早晚操练。在教官指导下，他进步神速，次年一月已能单飞。
据1934年《大公报》记载，张锡祜、陈汉章、王世铎等南开学子自取入中央航空学校后，学术各科皆优。航校特致函南开中学：“凡南开高中学生，勿须毕业，即有投考航校资格。”
1934年12月27日，中央航校举行第三期首届毕业典礼与恳亲会。学生家长代表张伯苓先生应邀出席并致谢词：“杭州有一名人之墓，便是岳武穆将军。岳氏年少时，岳母曾以‘精忠报国’四字，刺之背上。我们做家长的，也应该以此四字，刺诸诸生之心。如将来为国御侮，万一失败，简直就不必再回到家去！我们教育儿子，的确是这样的！”
毕业后，张锡祜任空军第八大队第三十中队队员，驻防江西，后升任分队长及中尉队员。
1937年2月20日成为父子诀别之日。《张伯苓函稿》记载，张锡祜回津省亲，“少住便南返”。
谁承想，张伯苓再次见到儿子的，竟是一纸绝笔。
“中国不亡有我在”
张元龙曾揣摩过祖父的心理：“他早已想到，南开被炸，四子去世，都是必然。”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召开记者招待会，以“南开大学是一个抗日基地，南开学生抗日拥共”的理由，宣布要轰炸南开大学。
著名记者爱泼斯坦记录了记者招待会，在会议结束后，一名日本军官私下称：“南开是我们20年的敌人，我们早就盼着这一天了。”
早在1916年，张伯苓在东北考察时，便发表了《中国不亡有我在》的著名演讲。台下聆听的有时年15岁的张学良，在1990年接受采访时被问及“青年时期受谁影响最深”，仍脱口而出“张伯苓先生”。
1927年8月，张伯苓参加上海第八届远东运动会后，立即乘船到东北考察。在大连等地，他亲眼目睹日本人经营“满蒙”，图谋侵略中国的狼子野心。
返津后，张伯苓先后在大学部与中学部作题为《东北归来对旅途情形及东北现状的感想》的讲演，他说：“不到东北，不知中国之博大；不到东北，不知中国之危机。”
同年11月，张伯苓发起成立了“满蒙研究会”，转年10月更名“东北研究会”，一年内南开学校至少组织了4次大规模的东北实地考察，师生们搜集资料，撰写调查报告、论文，披露日本侵华政策。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军进攻沈阳城，以武力侵占东北。两个月后，南开发布几十万字的《东北地理教本》，列为全体学生必修教材。
由于日本在东北施加的暴行，大批东北学生和难民涌入天津。天津中等以上学校成立救国联合会，张伯苓被推为联合会主席。天津市内设立两处收容站，张伯苓等人筹商救济办法，各界纷纷伸出援手。
鉴于东北来津学生无法安置，张伯苓即在南开校内加开夜班，又以市政府名义暂借李公祠为学生宿舍。此后，南开大学允许东北学生正式借读，并在生活上给予照顾。
1934年华北运动会上，南开近400名师生在运动会开幕式上打出旗语，“还我河山 勿忘失地”，在场日本领事惶然离席。国民政府迫于压力，要求南开校长张伯苓训诫学生，张伯苓留下传世名言：“你们讨厌。”“你们讨厌得好。”“下回还要这么讨厌。”
在张元龙看来，张锡祜的殉国，也在家人意料之中。父亲张锡祚曾和张元龙说过：“你四叔和同学们早在学校的时候就把抚恤金预支买食物了，他们是抱着必死无疑的心去的。”
在那个年代，空军不比陆军，生还概率微乎其微。而中央航校的校训正是：“我们的身体、飞机和炸弹，当与敌人兵舰阵地同归于尽！”
这些天之骄子本可享受优渥条件，出国求学躲避战乱，但他们选择和民族站在了一起。他们中有林徽因的三弟林恒，有“中国兵工之父”俞大维的儿子俞扬和，也有出生显赫家庭的陈子祥之子陈怀民……
就在张锡祜遇难后第5天的8月19日，毕业于南开中学与清华大学的中国空军飞行员沈崇诲，驾驶受伤战机，直冲吴淞口，以26岁的生命重创敌舰。
永不毕业的南开生
在幼子张锡祜不幸殉国后，张伯苓强忍丧子之痛，以更加坚定的姿态激励其他学生投笔从戎。当时中央航校招生需要担保人，这位悲痛的校长主动为每一位考入中央航校的南开新生作保。
天津沦陷之际，200余名南开师生辗转奔赴西南联大和重庆南开中学，其中70余人先后踏上抗战前线。当学生骨干们前来请求介绍抗日工作时，张伯苓亲自致信昔日学生周恩来。7名南开校友经他推荐奔赴延安抗日根据地。
曾获南开大学特种奖学金的刘毓璠在“七七事变”后毅然奔赴抗日前线。1942年5月，侵华日军发动“五月扫荡”，刘毓璠在十字岭掩护主力部队突围时壮烈牺牲，年仅27岁。
1935级经济系学生何懋勋于1937年11月投笔从戎。次年8月在齐河坡赵庄遭遇日伪军突袭，英勇牺牲，年仅21岁。
为保护夫人免受打击，张伯苓将丧子之痛深埋心底。每当夫人问及幼子，他总是强忍悲痛说孩子留学去了。1945年抗战胜利后，夫人问起，“别人的孩子都回来了，我的孩子呢？”
这位隐瞒了8年的父亲终于道出真相：“老四阵亡了。”夫人大哭一场，从此不再提及小儿子的事。
抗战结束后，张家人到掩埋地寻找张锡祜的墓地。但是多日寻找后饮憾而归，只得为他立一个衣冠冢，里面放上几件衣服和老照片。
张元龙记得，奶奶晚年视力模糊，常将他错认为四叔。弥留之际，家人们在她的病榻边围了一圈，张元龙听到奶奶喃喃呼唤着：“老四，老四……”
张锡祜的未婚妻张乐民后来嫁给了另一个空军飞行员，但始终与张家保持亲密联系，晚年仍与张锡祚的妻子有书信往来。张家人以“四婶”称呼她，早已把她当作自家人。而她也为自己的儿子取名“南开”，以铭记这段特殊的情缘。
作为张伯苓最小的孙子，张元龙始终致力于推动民间对日索赔。1995年，他同南开大学化学系教授申泮文及严范孙家人启动南开对日索赔议案。
他也在全国两会上提交《关于在中国设立审理对日战争索赔的专事法庭》的提案，希望对中日历史遗留问题有一个和平的、合理的解决途径。
每年7月28日是南开的“校殇日”，张元龙都会来到南开大学的校园里，敲响重塑后的校钟。警示后人，不让历史悲剧重演。
南开中学含英楼后，矗立着“南开校友英烈纪念碑”，碑身及碑基上镌刻着59位南开校友英烈的英名和事迹，张锡祜位列其中——
“张锡祜（1912-1937）天津人。南开中学1932届学生，张伯苓校长之四子。1937年8月14日驾机由吉安赴南京，飞行至江西上空遇雷雨，不幸逝世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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