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发展改革报社记者 荆文娜
日前，劳动经济学会就业促进专业委员会2025年二季度就业形势分析会在北京举办。与会人员对当前中国经济与就业形势、走势进行了分析研判，围绕高质量就业的内涵、高质量就业与充分就业的关系、劳动关系与就业质量以及在当前形势下如何改善就业质量促进充分就业进行了广泛、深入而系统的讨论。
青年就业工作具有长期性和复杂性
与会专家指出，二季度全国城镇就业市场总体稳定，但不同人群就业体验进一步分化。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来看，5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0%，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相比之下，各招聘平台上半年统计数据显示的情况就没那么乐观，“一赠一减”凸显微观就业市场所面临着的一些困难。一方面企业求职人数出现两位数增长，另一方面招聘岗位出现两位数下降。与会专家认为，当前企业招聘数量之所以有所缩减且延续分化趋势，在于来自互联网金融、地产等行业旧的就业动能持续收缩，而来自养老/看护等现代服务和人工智能/新材料等新兴行业的新的就业潜能释放尚需时日。与其他群体相比，高校毕业生就业形势更为严峻，就业压力还在进一步放大。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5月份不包括在校生的16~24岁青年劳动力失业率为14.9%，同比上升0.7个百分点，与30~59岁劳动力失业率的比值从3.6扩大至3.8。
与会专家表示，供需不匹配是我国高校毕业生就业难的重要原因。一方面，高校毕业生求稳求优的就业需求与高质量岗位供给稀缺之间存在矛盾。从平台简历投递量占比与企业招聘职位数占比来看，2025年毕业季，人事/行政/财务/法务比前者高15个百分点，生活服务类和生产制造类分别低5、8个百分点。中共中央党校社会和生态文明教研部教授赖德胜建议，扩大理工农医类专业招生规模，鼓励地方院校和民办院校培养更多应用型人才。另一方面，高校毕业生所学专业/技能与市场需求之间出现脱节。西南财经大学全球金融战略实验室教授方明提出，要有效地促进大学生企业家精神和创业能力提升，通过激发大学生创业动力来解决既有合意岗位不足的问题。
高质量就业需做好质量提升与数量增长之间的平衡
何为高质量就业？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关系研究所所长常凯从法学的角度，将高质量就业定义为劳动者权利的实现，涵盖整个就业的持续过程。
北京交通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唐代盛认为，党的二十大报告将“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确立为新时代就业工作的核心目标，不仅因为就业质量关系到劳动者的生活和福利水平，也因为改善就业质量是保障社会稳定与公平、推动技术时代就业可持续发展、巩固全球竞争力的需要。在他看来，我国正从制造业大国向创新型经济体转型，人口负增长使得传统人口数量红利消退，低端劳动力密集型产业逐渐被技术密集型取代，只有在人口维度强化人力资本投资，在经济维度深化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协同，在制度维度完善现代化治理体系，通过不断提升就业质量，才能加快推动这一进程，避免掉入中等收入陷阱。
高质量就业与充分就业之间是什么关系？
浙江大学共享与发展研究院院长李实认为，就业质量包含劳动时间、薪酬福利、劳动保护、社会保障和劳动权利等多个维度，每一个维度上的改进都意味着企业雇佣成本的增加。这意味着，给定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和技术进步水平，就业质量和就业数量之间必然存在替代关系。在劳动生产率得不到提高的情况下，要求企业提高就业质量，不可避免会导致用工需求的下降。李实认为，当前，面对内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更应将充分就业视为提升就业质量的前提和条件，优先鼓励企业增加就业数量而非一味强调企业提升就业质量，需要充分认识到就业数量本就是就业质量的题中之义。对此，西南财经大学经济与管理研究院教授欧阳俊则认为，当前我国就业的主要问题不在于整体劳动力需求不足，而是高校毕业生合意的高质量就业岗位供给的不足，帮助企业提升就业质量才更有助于推动实现充分就业的实现。
如何提升就业质量？与会专家一致表示，提升就业质量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避免过度的政策干预。
李实认为，提高就业质量根本途径有二：一是提振企业信心，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就业需求；二是培养高素质高能量的劳动力，促进劳动生产率提升。只有在劳动力供不应求的局面下，企业才会在争夺劳动力的竞争中不断提高用工的各种待遇，从而促进就业质量整体提升。唐代盛则强调，提升就业质量要充分吸取和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和教训。他特别提出，要吸取日本因泡沫经济破裂导致“就业冰河期”的教训，提前十年布局产业链培育；要借鉴欧盟结构基金模式，将法律约束、资金引导和市场调节三者有机结合，在制度层面构建更系统的就业-产业-教育协同框架；要参照法国“算法审计”制度和韩国职业经历管理平台的动态监测技术，通过构建“事前备案-事中监测-事后追责”的全链条监管体系，确保平台企业用工的合规性和公平性。
通过为就业青年提供社保补贴从而提振其婚育和消费意愿
近年来，青年群体就业、婚育意愿下降，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个新现象。对外经贸大学教育与开放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苏丽锋通过研究发现，近年来，由于一部分青年人走出校门后长期找不到合意的工作，对收入和未来职业发展的预期日益消极，越来越多的青年选择退出劳动力市场，我国青年“尼特族”规模迅速扩大，青年尼特率急剧攀升。2022年，16~34岁青年群体劳动参与率从2018年的93.3%下降至86.1%，尼特率从11.5%上升至16.1%。从年龄来看，“尼特族”出现明显的大龄化趋势。2022年，30~34岁青年劳动参与率从98.7%下降至88.3%，尼特率从2.2%上升至12.3%，而16~24岁青年尼特率则从12.1%下降至10.9%。苏丽锋表示，我国尼特问题正从短期转向长期，青年人力资本闲置日益严重，如果不能得到有效遏制，将对经济增长、社会稳定造成长期的负面影响。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石智雷认为，青年婚育意愿下降是一个全球现象，近年来这一问题在我国表现尤为突出。在他看来，我国青年生育选择已从“意愿驱动”转为“成本驱动”，从“越穷越生”转为“富者多生”，孩子的“三育”成本成为生育决策首要考虑因素。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赵国昌表示，生育率下降是社会演进过程中自然选择的结果。“当前，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提振生育率确有必要，但从长远来看，生育率维持低位将是大概率趋势，因此更关键的是思考如何主动适应这一未来社会形态。”
与会专家认为，青年就业问题的根源在于找不到合意的稳定工作，对于自身的未来经济前景缺乏信心。劳动经济学会就业促进专业委员会课题组建议，中央财政通过发行特别国债，为21~26岁就业青年群体提供养老、医疗、失业、工伤和生育保险补贴。补贴覆盖范围既包括与用人单位签有正式劳动合同的就业者，也包括没有签订正式劳动合同的各类灵活就业者，还包括创业者、个体工商户及其他自我雇佣者，平均每年覆盖6700万人，5年累计将惠及3.4亿人次；缴费基数统一按上年度全国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的85%计算，缴纳比例按国家法定的最低标准执行平均每人每年补贴21600元。课题组认为，社保补贴可显著缩小体制内外就业质量差异，使民营经济的灵活性、多样性和创新性得到更多正面认可，为青年就业提供更多选择，有助于扩大和稳定青年就业。与此同时，社保补贴带来高质量就业机会，为青年群体提供了稳定可期的收入，从而降低生育机会成本，与税收减免、购房优惠、生育现金津贴等相比，可更有效提升适龄青年的婚育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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