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李仰松指导的洛阳王湾遗址的考古发掘，成功揭示了由仰韶文化向龙山文化转变的过程。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李仰松，是考古学界和民族学界公认的中国民族考古学的开拓者之一。考古文博学院每年都要请李先生来给本科生上一课，讲讲自己的考古学之路。每年在特定的节日，学院高年级学生到畅春园看望李先生，成为雷打不动的惯例。已逾鲐背之年的李先生是学院一“宝”。
1950年，18岁的李仰松从陕西省华县咸林中学毕业，考入北京大学文学院博物馆专修科（后来并入北大历史系考古专业）。1954年，李仰松留校任教，担任著名考古学家安志敏与民族学家林耀华所开新石器时代考古、原始社会史与民族志两门课程的助教。林先生是民族学界的学术权威，或许正是受他影响，李仰松日后对民族学产生了浓厚兴趣，最终成为民族考古学家。
2022年庆祝北京大学考古百年、新中国考古专业教育70年时，李仰松和严文明、原思训、李伯谦、赵朝洪等几位先生一起接受教学贡献奖。
在30多年的教学生涯中，差不多每隔一年李仰松就要带学生进行田野考古实习，几乎走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在西安半坡、洛阳王湾、郑州二里冈、濮阳西水坡等遗址，都留下了李仰松的身影。由李仰松指导的洛阳王湾遗址的考古发掘，成功揭示了由仰韶文化向龙山文化转变的过程，终结了关于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早晚关系的长期争论。李仰松执笔的《洛阳王湾：田野考古发掘报告》，成为他的考古学重要成果。“我所研究的课题，若涉及仰韶文化的经济生产、社会生活、文化习俗，首先使用的一把标尺是半坡遗址，若涉及甘青地区齐家文化的课题，就使用青海贵南尕马台墓地这把标尺，若涉及长江中游地区新石器文化的课题，就使用江西清江筑卫城遗址这把标尺，因为我曾经参加、主持过这些遗址的调查和发掘，掌握第一手资料，心中有底，不会是纸上谈兵，不会太离谱。”这是他的肺腑之言和学问之道。
20世纪50年代，西安半坡、宝鸡北首岭、临潼姜寨等遗址的考古工作，在田野考古实践中均进行了重建古代社会的探索。在考古发掘中碰到新石器时代考古文化的一些现象，如何科学解释？当时少数民族的社会发展比较缓慢，是很好的参照。1956年，配合中央民委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云南分组的佤族社会历史调查，李仰松来到云南西盟佤族村寨，详细调查当地居民的原始制陶、谷物酿酒等。制陶工具及其用途、陶土来源、制陶步骤、烧陶过程、陶器种类与纹饰、价格和销售地等各个环节，他均进行了仔细观察和记录，撰写成《云南省西盟佤族制陶情况》和《我国古代陶器制作上的几个问题》。过去有人提出，仰韶文化篮纹陶上的篮纹，是用编好的篮条印上去的，李仰松的调查否定了这一说法。如今，仰韶文化陶器的纹饰系拍印而成，已成为毋庸置疑的铁论。
1973年，李仰松完成了《原始社会与民族志》试用讲义。20世纪80年代末，李仰松率队前往云南西北的独龙族、傈僳族、普米族、怒族和纳西族等民族聚居地进行民族考古调查。依据我国独龙族、高山族人们使用双连杯举杯共饮的习俗，他将河南郑州大河村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双连壶解释为一种双人共饮时使用的酒器，得到不少学者的赞同。李仰松在云南独龙族调查时，对当地交通不便的体会十分深刻。回到北京之后，他与林耀华、杨堃等10余名著名民族学家联名写信向中央有关部门反映这一地区的交通困境。后来，这一问题得到解决，结束了独龙族人世世代代没有公路的历史。
20世纪90年代初，李仰松已近退休之年，仍带领研究生前往海南岛黎族和苗族地区进行民族考古学调查，获得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
在李仰松的心中，考古工作和学术研究是无止境的，他也不断把做学问的真谛传授给学生。
由李仰松指导的洛阳王湾遗址的考古发掘，成功揭示了由仰韶文化向龙山文化转变的过程。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李仰松，是考古学界和民族学界公认的中国民族考古学的开拓者之一。考古文博学院每年都要请李先生来给本科生上一课，讲讲自己的考古学之路。每年在特定的节日，学院高年级学生到畅春园看望李先生，成为雷打不动的惯例。已逾鲐背之年的李先生是学院一“宝”。
1950年，18岁的李仰松从陕西省华县咸林中学毕业，考入北京大学文学院博物馆专修科（后来并入北大历史系考古专业）。1954年，李仰松留校任教，担任著名考古学家安志敏与民族学家林耀华所开新石器时代考古、原始社会史与民族志两门课程的助教。林先生是民族学界的学术权威，或许正是受他影响，李仰松日后对民族学产生了浓厚兴趣，最终成为民族考古学家。
2022年庆祝北京大学考古百年、新中国考古专业教育70年时，李仰松和严文明、原思训、李伯谦、赵朝洪等几位先生一起接受教学贡献奖。
在30多年的教学生涯中，差不多每隔一年李仰松就要带学生进行田野考古实习，几乎走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在西安半坡、洛阳王湾、郑州二里冈、濮阳西水坡等遗址，都留下了李仰松的身影。由李仰松指导的洛阳王湾遗址的考古发掘，成功揭示了由仰韶文化向龙山文化转变的过程，终结了关于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早晚关系的长期争论。李仰松执笔的《洛阳王湾：田野考古发掘报告》，成为他的考古学重要成果。“我所研究的课题，若涉及仰韶文化的经济生产、社会生活、文化习俗，首先使用的一把标尺是半坡遗址，若涉及甘青地区齐家文化的课题，就使用青海贵南尕马台墓地这把标尺，若涉及长江中游地区新石器文化的课题，就使用江西清江筑卫城遗址这把标尺，因为我曾经参加、主持过这些遗址的调查和发掘，掌握第一手资料，心中有底，不会是纸上谈兵，不会太离谱。”这是他的肺腑之言和学问之道。
20世纪50年代，西安半坡、宝鸡北首岭、临潼姜寨等遗址的考古工作，在田野考古实践中均进行了重建古代社会的探索。在考古发掘中碰到新石器时代考古文化的一些现象，如何科学解释？当时少数民族的社会发展比较缓慢，是很好的参照。1956年，配合中央民委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云南分组的佤族社会历史调查，李仰松来到云南西盟佤族村寨，详细调查当地居民的原始制陶、谷物酿酒等。制陶工具及其用途、陶土来源、制陶步骤、烧陶过程、陶器种类与纹饰、价格和销售地等各个环节，他均进行了仔细观察和记录，撰写成《云南省西盟佤族制陶情况》和《我国古代陶器制作上的几个问题》。过去有人提出，仰韶文化篮纹陶上的篮纹，是用编好的篮条印上去的，李仰松的调查否定了这一说法。如今，仰韶文化陶器的纹饰系拍印而成，已成为毋庸置疑的铁论。
1973年，李仰松完成了《原始社会与民族志》试用讲义。20世纪80年代末，李仰松率队前往云南西北的独龙族、傈僳族、普米族、怒族和纳西族等民族聚居地进行民族考古调查。依据我国独龙族、高山族人们使用双连杯举杯共饮的习俗，他将河南郑州大河村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双连壶解释为一种双人共饮时使用的酒器，得到不少学者的赞同。李仰松在云南独龙族调查时，对当地交通不便的体会十分深刻。回到北京之后，他与林耀华、杨堃等10余名著名民族学家联名写信向中央有关部门反映这一地区的交通困境。后来，这一问题得到解决，结束了独龙族人世世代代没有公路的历史。
20世纪90年代初，李仰松已近退休之年，仍带领研究生前往海南岛黎族和苗族地区进行民族考古学调查，获得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
在李仰松的心中，考古工作和学术研究是无止境的，他也不断把做学问的真谛传授给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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