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王峰北京报道
10月20日至23日在北京召开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研究制定“十五五”规划建议，旨在对未来五年发展作出顶层设计和战略擘画，推动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全局的战略任务取得重大突破。
“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围绕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
放眼2035年，未来五年、乃至十年改革和发展的重点有哪些？21世纪经济报道近日专访了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国式现代化研究中心主任张占斌。
张占斌认为，按照党的二十大提出的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要求，2026—2035年是中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冲刺、决胜阶段，现在正处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时期。
跨越“双重陷阱”
《21世纪》：党的二十大提出，从2020年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十五年正好是从“十四五”到“十六五”的三个五年。如今，“十四五”即将收官，应该如何理解未来十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时代坐标与挑战？
张占斌：根据党的二十大的战略安排，2026—2035年，中国需完成从人均GDP1.3万美元向中等发达国家水平（通常以2—3万美元为门槛）的跨越。未来十年，中国仍需努力保持较高经济增长速度。这一阶段伴随着经济总量的攀升，产业结构、社会形态、治理能力也会发生系统性重构。当前中国面临“中等收入陷阱”和“中等技术陷阱”双重突围的局面，决定了未来十年必须在发展质量上实现突破性进展，努力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跨过“双重陷阱”。
党中央对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有新的判断，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揭示了人民需求从“数量型满足”向“质量型跃升”的转变，是从过去的“有没有”向“好不好”“优不优”转变。这种变化对整个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投资于人”寄予极大的期待。
然而，我国在城乡发展、区域发展、产业发展等方面，仍存在不少堵点、痛点和短板亟待破除，需要以高质量发展破解发展难题、回应时代诉求。未来十年，我们要更加注重发展的平衡性和充分性。
《21世纪》：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动荡变革期仍在持续，未来十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将面临怎样的外部环境？
张占斌：近十多年来，中美战略博弈成为影响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的重要因素。当前中美已从贸易摩擦升级为科技、金融、人才、地缘的全方位角力，中美战略博弈竞争出现多维格局与长期化趋势。仅以半导体为例，中国28nm以上成熟制程芯片产能约占全球的30%，但7nm以下先进制程几乎处于空白，这种“低端内卷、高端失守”的格局亟须突破。当然，无论是美国再工业化，还是贸易摩擦，都改变不了中国式现代化向前迈进的趋向。中美战略博弈将是一个长期过程，对中国未来的国家安全、核心利益和发展战略将产生深远影响，我们必须稳住阵脚，在复杂国际环境中坚定打造自身核心竞争力，以应对和打破美国的战略遏制。
保持经济合理增长
《21世纪》：“十四五”时期中国经济保持了较高的增长速度。迈过“中等收入陷阱”，实现2035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迈上新的大台阶的目标，需要制定什么样的增长目标？
张占斌：2021—2024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率达到5.5%，高于同期世界经济增速近2个百分点。“十五五”时期，中国经济增长目标也应保持在一个合理区间。基于人均GD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目标测算，2026—2035年中国GDP年均增速需保持在4.5%—5.2%。“十五五”时期保持5%左右的增速，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仍将处于较高水平，有助于在与美国战略博弈中占据主动，在全球经济格局中继续提升地位。“十六五”时期GDP增长率力争保持在4.5%以上则将较为主动。
《21世纪》：规划对经济社会发展起到引领作用，特别是将部署重大改革项目。未来十年如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张占斌：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到2035年要全面建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一项战略性任务。如期完成这个战略任务，十年的时间并不充裕。
如何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发挥好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两个比较优势，重塑政府和市场关系的“四梁八柱”，破解“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协同难题，是我们需要继续探索的重大课题。各级政府还要按照中央的要求，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努力捍卫市场经济的尊严、规则，依法平等长久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特别是要落实好民营经济促进法。
未来十年，只有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完善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才能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要推动完善高质量发展的激励约束机制，包括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健全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制度，完善发展服务业体制机制，健全现代基础设施建设体制机制，健全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制度，等等。当前迫切需要加快推进这些方面的体制改革。
教育科技人才整体推进
《21世纪》：中国经济发展的动能正在发生转换，科技创新越来越发挥决定性作用。迈过“中等技术陷阱”，实现2035年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的目标，需要如何发力？
张占斌：当前，全球正处在新质生产力爆发的窗口期，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呈现“集成创新、多点突破、跨界融合”的特征。客观地看，中国的整体科技水平和科技实力较强，高铁技术、5G通信、航天科技、量子通信等处于世界领先水平，但仍面临一些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情况，主要体现在高端芯片、精密制造设备、关键原材料及基础软件等方面。
未来十年，跨越“中等技术陷阱”，我们必须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取得更多实质性突破，彻底摆脱对国外技术的依赖，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科技创新是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科技创新要从“跟跑追赶”转向“并跑领跑”，到2035年中国要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
未来十年科技创新的核心任务，是构建“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产业化”的全链条自主可控体系。从现在起，就要强化全社会特别是各级干部对科学技术重要性的深刻认识，特别是对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重要性的深刻认识。
《21世纪》：支持全面创新也对改革提出了重大课题。未来十年如何深化改革，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
张占斌：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必须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健全新型举国体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
新型举国体制的核心是实现“集中力量”和“市场机制”的有机结合，我们需要探索构建新型举国体制的“协同范式”。在组织模式上，借鉴“揭榜挂帅”“赛马制”等新型科研组织方式；在投入机制上，建立“政府引导—企业主体—社会参与”的多元投入体系；在转化机制上，推广“赋予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试点。重点要深化教育综合改革，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全面提高人才队伍质量。未来十年，要将教育科技人才三者整体推进，构建教育链、创新链、人才链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实现1+1+1>3的协同效应、叠加优势和综合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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