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文化融合而成的哪吒
现象级动画电影《哪吒2》无疑是今年上半年文化事件中的第一位。可是，多数国人可能不知道中华文化是如何创造哪吒这一形象的，其过程和世界文明进程有什么关系？
香港城市大学中文及历史学系教授杨斌在其著作《全球史的九炷香：哪吒、龙涎香与坦博拉》的开篇，就用相当长的篇幅追溯了“哪吒”的“前世今生”，从它的佛教渊源到道教的收编，再到《封神演义》中哪吒自刎后“莲花化身”的情节等。作者表示：“哪吒携带、象征的几个关键元素如复活、治病、莲化（莲生）在古埃及和古印度皆有发现，而且他们在时空中又有传递性和承续性。”
《全球史的九炷香：哪吒、龙涎香与坦博拉》，[新加坡]杨斌著，中信出版集团2025年1月出版，定价：98元。出版社供图。
也就是说，“哪吒”是一个由中外文化融合而成的“人物”。这正体现出书名中“全球史”的意味，同时也是作者考察哪吒的原因。
作者之所以用“全球史”这一概念而不用“世界史”，是因为世界史“就算人类诸多社会互动形成当今世界的过程，亦即人类走向一个文明体的进程”，全球史“简单地说，就是全球化的历史进程”，而全球化乃是人类文明出现后的产物。
不过，本书书名主标题“全球史的九炷香”颇令人费解。事实上，“九炷香”指的是全球史研究的9个话题，本书涉及的有哪吒的莲生文化、中国宫廷中的龙涎香、1815年的坦博拉火山爆发造成的全球气候变迁等。它们看似不相干，但实际上都体现出古代中外的交流与互动：或者通过陆上古老商路，或者通过海洋上的航路。“其主题包括海洋史、物质史、贸易史、科技史和艺术史，背后的关键词是‘流动’。”
印度洋来的海贝
《印度洋来的“宝贝”：商周时期中原的海贝》这一章告诉读者，从考古发现看，先秦时期的中原拥有了大量海贝，这早已是不争的事实。
1929年在河南省洛阳市五里马坡出土的西周《作册夨令簋》的铭文写道，“姜赏令贝十朋，臣十家，鬲百人……”“臣十家，鬲百人”是生产活动的直接参与者，“贝十朋”能与之并提，当然也具有相应价值。
另外，西周早期的青铜器《德方鼎》的铭文也记载，“惟三月，王在成周”，祭祀周武王之后赏赐了一个名叫“德”的人二十朋贝，德为了纪念这份荣耀，铸造此祭器。
对于中原地区来说，贝产自远方海中，必定是一种外来物品。
在商品交换发展的早期，与金属相比，贝壳不用分割，本身即可成为天然的计算单位，是充作货币的良好材料，因此，贝可能成为最早的或最重要的实物货币。这就是《史记·平准书》中所说的“农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龟贝金钱刀布之币兴焉，所从来久远”。现代也有学者断言：“贝是我国古代流通中最早的主要货币已是没有异议的了。”
但是，研究海贝20年之久，作者对这一传统观点提出质疑。他认为，海贝不是货币，只是在贵族阶级流转使用的贵重物，是一种财富的象征。其主要理由是，“由于供应的短缺以及远距离长途运输的巨大成本，海贝只能拥有并保持贵重物的地位，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或大或小的）交易需求而成为货币”。
得出这一结论和海贝的来历有关，“数十年来的主流观点是南海说，扩大版的观点则指向了所有东南沿海”，但海贝是一种热带底栖海洋生物，“中国海洋沿岸水域基本没有本文探讨的海贝出产。同理，中国渤海、黄海、东海大部基本没有海贝出产”。
既然如此，商周时期中原所见的海贝又是从哪里来的？作者认为，“只有印度洋才是中国古代海贝最符合逻辑的源头”“北印度-中亚-中国西北这条横贯了欧亚草原和蒙古草原的‘草原之路’便是印度洋海贝到达中原地区的路线”。
如果考虑到早在张骞通西域之前，已经有相当多的物质和文化经过“丝绸之路”向东传入中原，比如原产于西亚的小麦，那么书中的上述看法也不那么匪夷所思了。
书中还提到，唯独9世纪到17世纪中叶的云南，才会一直使用海贝作为货币，“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从地理上看，云南与印度洋只隔了一个缅甸，获取印度洋海贝的地理条件得天独厚。但海贝的来源还不止于此，元明两代，“江南尤其是南京国库里存有大量海贝，并几次调拨江南的海贝到云南”。
为什么这时候江南有海贝了？作者当然不否认，“郑和下西洋”是一个可能的来源，但“最主要的供应者应当是琉球”。“实际上自明正统五年（1440年）以后，就再也没有中国海舶进入印度洋了。”而在明代，琉球其实是联结大明与东亚、东南亚海上贸易的中转站。1458年铸成的“万国津梁之钟”的铭文足以表达当时琉球人的自豪与抱负：“琉球国者，南海胜地”“以大明为辅车，以日域为唇齿”“以舟楫为万国之津梁”。琉球商船出没于中国福州、朝鲜釜山以及泰国、越南、苏门答腊、爪哇等各地港口。根据这一情况，作者在书中得出判断，“海贝自然而然地被琉球船只作为压舱物带回”，并作为一种“方物”献给明朝。海贝也就因此完成了绕过整个东南亚沿海的海上之旅。
最佳筹码龙涎香
书中提及的另一种通过海路“流动”的物质是龙涎香。相比海贝，龙涎香的产地倒是没什么争议。宋代的《岭外代答》里说，“大食西海多龙，枕石一睡，涎沫浮水，积而能坚”，“大食”是阿拉伯，可见1000年前的中国人就知道龙涎香产于印度洋了。
由于距离遥远，龙涎香在历史上一直是一种珍贵香料，到了明代，“龙涎香不仅用来焚熏佩戴的香物，而且开发药物功效，用来制药炼丹，特别是用于求子和长生这两个永恒的主题”。这方面的典型，自然是那位崇尚道士的嘉靖皇帝。
作者还注意到，《明史》中说嘉靖帝“又分道购龙涎香，十余年未获，使者因请海舶入澳，久乃得之”。这个使者指的是谁？作者认为，“使者”就是“大航海时代”中最早打通欧洲经好望角到印度航路的葡萄牙人，嘉靖帝拼命寻求而不得的龙涎香，就成了葡萄牙人的最佳筹码，“葡萄牙人于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用龙涎香从大明王朝取得了入居澳门的许可”。这与传统说法大不一样。
应该说，书中上述观点的确显得新颖而富有启迪，但书中也有值得讨论的地方。
以“海贝非货币说”为例，书中虽言之有理，不过关于其论点，早有学者提出，“关于贝作为货币与作为装饰品，二者事实上本来就无清楚的界限可分”，另外商周时代商品经济并不发达，可海贝的保有量似乎不少。从考古发现来看，1976年发掘的安阳殷墟“妇好”墓，棺内西侧出有海贝近7000枚；山东益都苏埠屯一号大墓于椁室内及扰土中出土贝3790枚。需要进一步考察和思考的是，海贝的供应量问题真的使它无法作为货币吗？而且数量和成为货币不能画等号，即使数量不足，也不是不能成为货币。
对此，作者是包容的、开放的，正如“前言”中所说：“本书以‘全球史的九炷香’为书名，就是希望能够焚香恭迎全球史‘真人’的降临。”
本文链接：探察古代中外文明互鉴的“九炷香”http://www.sushuapos.com/show-11-21985-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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