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王峰北京报道 司法解释是中国特色的司法制度，也是中国特色的立法制度，对于司法机关正确运用和统一适用法律有重要意义。
截至目前，虽然司法机关已经发布了上千件司法解释，然而司法解释却处在没有专门立法的状态，这导致司法解释在合法性、科学性等方面存在缺陷。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汤维建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专访时指出，建议立法机关尽快将《司法解释法》列入立法规划加以推进，充分发挥“两高”在制定司法解释法中的作用。通过立法构建科学有效、系统完备的用以调节和规范司法解释的制度体系，维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权威性和统一性。
立法克服实践中的缺陷
《21世纪》：请您简单介绍一下什么是司法解释？
汤维建：司法解释是由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针对法律条款就其含义和运用所做出的解释，在我国属于广义的法律，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司法解释是有效解释，与立法解释一样，具有法律效力。法院判案、检察院进行法律监督不仅可以依据法律进行，而且可以依据司法解释进行。司法解释作为我国规范性文件中的重要类型之一，在实现司法公正、维护司法权威、进行普法宣传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关系着司法机关对法律的正确运用和统一适用，其与法律一样备受世人关注和重视。
《21世纪》：司法解释制度在实践中存在哪些缺陷和不足，这是否因为缺乏一部专门规范和调整司法解释的法律导致的？
汤维建：我国司法解释存在着以下主要缺陷和不足：
一是缺乏一部用来规范和调整司法解释从制定形成到实际运用全过程、全流域的法律，司法解释的重要性与其立法空白之间形成极度反差。
二是司法解释完全根据“内部规定”进行制定和运用，缺乏社会公开度，形成了自我封闭性的“内部规则”，社会公众难以参与此一过程并对此实施必要的监督，致使司法解释的质量参差不齐。
上述问题的存在，导致了部分司法解释出现 “未针对法律条文”的情形，在不同程度上也存在着因司法解释之间相互抵触和抵牾而造成“同案不同判”的司法困境。
这些问题的存在有损于法律适用的严谨性和统一性，不利于败诉的当事人服判息诉。造成这些问题的主因之一就是缺乏高位阶的法律调整。
完善司法解释听证审查机制
《21世纪》：制定《司法解释法》，目前是否有立法依据和基础？
汤维建：2023年3月13日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修正通过的《立法法》第119条规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作出的属于审判、检察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解释，应当主要针对具体的法律条文，并符合立法的目的、原则和原意。遇有本法第四十八条第二款规定情况的，应当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法律解释的要求或者提出制定、修改有关法律的议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作出的属于审判、检察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解释，应当自公布之日起三十日内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以外的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不得作出具体应用法律的解释。”《立法法》的这一条规定主要是对“两高”享有司法解释权作了赋权性规定，不涉及诸如制定司法解释的程序等规则，因而属于司法解释法制化的“上半篇文章”，司法解释的“下半篇文章”需另行制定独立的《司法解释法》来完成。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司法解释工作的规定》（2007年4月1日发布实施）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解释工作规定》（2006年5月10日发布实施）分别对最高人民法院与最高人民检察院开展司法解释的立项、起草、审议、发布、施行与备案监督等内容进行了规定，为司法解释工作的开展提供了相对系统和完整的行为准则，我国司法解释工作的规范框架也由此基本形成。这为制定《司法解释法》提供了探索性规范依据。
《21世纪》：在立法过程中，应该如何通过制度建设来提高司法解释的质量？
汤维建：制定《司法解释法》，除规定通常的程序性规则外，应着重确立以下机制：
一是建立司法解释的公开听证机制。“两高”在制定司法解释过程中，应当将立项计划、调研报告、专家意见等背景性材料以适度的方式在适度的范围内向社会公众公开，吸收相关领域专家以及普通公众代表参加司法解释的听证会，允许社会公众充分发表意见，以体现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和依法立法的原则和要求。
二是完善司法解释的合法性审查机制。《司法解释法》应体现出《立法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完善和加强备案审查制度的决定》等备案审查的原则和要求，进一步规范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人大各专门委员会对司法解释的依职权审查工作，明确对司法解释进行合法性审查所应遵循的程序标准和实体标准。最高司法机关应当严格遵守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人大各专门委员会关于废止、清理相关司法解释的决议，完善司法解释事前、事中与事后评估制度，健全司法解释立改废机制。
三是建立司法解释的附带审查制度。地方司法机关在办理案件的过程中若认为所涉及的司法解释存在不当之处，应当呈报最高司法机关审查确定是否存在所称问题，从而决定是否在个案中继续适用该司法解释。
《21世纪》：您对《司法解释法》的体例有何建议？
汤维建：建议在立法体例上采取“总则+分则”的编撰模式。“总则”部分主要规定司法解释应遵循的基本原则，明确司法解释接受人大监督的制度和机制，规定司法解释所采取的各种形式等内容；“分则”部分主要规定立项与起草、审议与发布、备案与监督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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