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陈思琦 深圳报道
《清华大学创业者生态报告（2025）》显示，每7家“清华系”创业公司就有1家在AI赛道，每4个“清华系”项目就有3个获得融资。
“无论人群还是发展规律，AI创业都发生了范式变化。”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时，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刘仁辰分析道，AI创业多为“特种兵”式小团队，与互联网时代“大军团、强运营”模式截然不同。创业者普遍更年轻，受过良好教育，视野更国际化，项目自起步就剑指全球市场。
深圳年轻的人口结构和毗邻港澳的出海优势，与AI创业趋势不谋而合。坐拥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等机构，深圳也是北京之外清华校友最多、创业项目最集中的城市之一。
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是全国“001号”新型研发机构，1996年12月由清华大学与深圳市政府合作创办，以突破性的“四不像”模式，近三十年累计孵化企业3000余家，培养上市公司超30家。
刘仁辰认为，从创业规律来看，当前AI技术仍处于高度发散阶段，尚未进入收敛期，创业者们非常活跃地尝试不同的技术路线。同时，AI创业更趋应用导向、问题导向，“定义问题的能力比技术能力更重要”。
刘仁辰
AI创业发生范式变化
21世纪经济报道：业内常言，“清华系”占据AI创业公司半壁江山，从早期的小马智行、Momenta，到近两年的月之暗面、星际光年、银河通用等。AI创业呈现哪些新的特点和趋势？
刘仁辰：近年来，研究院孵化了大量人工智能、具身智能机器人相关的创业项目。无论是创业人群还是发展规律，AI都与上一代创业有显著差异，发生了范式变化。
从人群来看，AI创业者普遍更年轻，大多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尤其具备工商管理或创新创业的学习背景，许多人还有海外留学经历，视野更加国际化。因此，很多项目从创立之初就不局限于中国市场，例如研究院孵化的“00后”团队零次方机器人，瑞穗力合基金参与投资，还帮助其对接了市场需求和应用场景。
AI创业特点还在于“特种兵”式小团队，与互联网时代“大军团、强运营”的模式截然不同，一个10人左右的团队就可能创造出数十亿估值的企业。反映在资金需求上，除了算力，其他方面似乎不太需要大规模投资，人力成本是最主要支出。
从创业规律来看，当前AI技术仍处于高度发散阶段，尚未进入收敛期，创业者们非常活跃地尝试不同的技术路线。不过，这并不意味着AI创业等同于搞高科技，实际上AI创业更偏应用导向、问题导向，要求创业者先敏锐察觉到真实的社会需求——定义问题的能力比技术能力更重要。
图源：《清华大学创业者生态报告（2025）》
21世纪经济报道：拉长时间线，从半导体领域“清华EE85班”，到互联网浪潮时的搜狐张朝阳、美团王兴等，再到如今AI创业项目涌现，清华校友为何“热爱”创业？
刘仁辰：清华的创业热潮，一方面与学校的学科设置和人才能力有关。清华以工科见长，工程学科强调应用，比文史哲等人文学科更容易催生创业项目。
二是国家需求。在改革开放初期，科技创业的空间和需求相对有限；随着国家发展越来越强调科技创新，具备技术背景的创业人才应运而生，且创业门槛相对降低、创业成功概率也随之提升，这是时代大环境和国家需求共同塑造的结果。
三是创业群体的“传帮带”传统。工程领域的创新并非完全依赖技术，经验也非常重要，而清华校友群体交流频密，前一代创业者试错后，经验可传承到下一代。校友们还成立了清华企业家协会（TEEC），并以“Young TEEC”的形式吸纳新一代创业校友，老会员传授经验、传递资源，形成代代传承的校友创业生态。
21世纪经济报道：深圳是除北京外清华校友最多的城市。北京与深圳的清华创业者画像有何不同？
刘仁辰：北京与深圳的产业禀赋不同。在北京，上一轮互联网浪潮出现了许多“清华系”创业者，如今的AI创业潮，“清华系”团队也很多，侧重基础大模型领域。
深圳的“清华系”项目偏硬件，注重应用，且因深圳毗邻港澳，国际化程度更高，许多有出海需求的创业项目都愿意来深圳。
“四不像”VS中关村
21世纪经济报道：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作为全国第一家新型研发机构，以“四不像”模式闻名。“四不像”的核心经验与成功关键是什么？
刘仁辰：做科研、办企业各有其主线，科研以高校和科研机构为主体，办企业侧重与市场主体建立联系、实现市场价值。但科技成果转化处于“过渡区域”，从基础研究、应用开发，到样机制作、产品形成，再到规模化推广，整个链条没有哪一方一直是主体，要求多主体、多要素协同发挥作用。
这其中，既有研发力量提供关键技术支撑，也离不开政府的政策支持；既需要资本加持，包括投资、信贷、融资租赁、担保等方式，也必须与市场主体紧密衔接，找到上下游客户和供应商；此外，人才、空间、战略咨询等配套服务资源也必不可少。
因此，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形成了概念验证、中试工程化、人才支撑、科技金融、孵化服务和海外合作六大功能板块，构建了产学研深度融合的科技创新孵化体系，既是大学又不完全像大学，既是科研机构又不完全像科研院所，既是企业又不完全像企业，既是事业单位又不完全像事业单位，“四不像”模式更契合成果转化的基本规律，这也是它后续被采纳、借鉴，在全国范围内催生一批新型研发机构的底层原因。
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
21世纪经济报道：源自深圳的“四不像”模式与同期孵化出联想、方正等初代民营科技企业的北京中关村模式有何不同？
刘仁辰：“四不像”与中关村模式代表了两种不同的科技成果转化路径。
中关村模式具有原生性，依托中国科学院、清华、北大等长期积累的科研生态，成果转化多以单个科研项目为主体。而30年前的深圳高校资源匮乏，基础研究能力相对薄弱，迫切需要以市场需求驱动，快速将技术落地应用。
深圳某种程度上是“借力”发展的，通过设立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及后续其他高校的同类机构，逐步形成虚拟大学园生态，利用体制机制和生态优势吸纳优秀项目和团队。换言之，深圳先支持设立新型研发机构，再通过这些机构汇聚全国高水平的项目与人才。
从“可能性”到“可行性”
21世纪经济报道：近年来，我国呼吁为科研人员松绑减负，深化人才评价综合改革。研究院在这方面探索出什么经验？
刘仁辰：研究院从成立之初就破了“四唯”（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这与我们作为新型研发机构的定位有关——我们评价科研人员，并不强调他们的论文发表数量，也不以专利数量为主要衡量指标，而是重点考察其技术成果是否真的有需求、能否在市场上落地创造价值，这些与论文和专利通常是没有相关性的。
21世纪经济报道：科研人员更无负担地投身成果转化的另一面，从学界到业界的身份转变让部分人“水土不服”，近期更有知名创投人士直言“再也不投那些带着光环的教授”。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刘仁辰：搞科研更多探讨“可能性”，可以容忍缺陷，只要在某个点上产生创新和突破即可；办企业不一样，需要在资源不完全充足、时间也有限的情况下，做出被市场接受的产品并实现商业化，解决的更多是“可行性”问题。
长期从事科研的人员，其思维模式经过长期系统训练，往往难以切换为商业思维。因此，创业项目不宜由教授或老师主导，而应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很多出现问题的“教授创业”项目，都是因为教授既要主持技术研发，又要担任董事长或总经理，而能在这两种角色间无缝切换的人极少。
今年，深圳市搭建了“科创青藤成果转化服务体系”，首创“高级职业技术经理人”认定体系，我也是其中一员。教授通常社交圈有限，很难自主找到合适的产业资源；投资机构因工作节奏所限，也难以广泛对接这些教授，因此需要技术经理人在其中协调、对接。由深圳市科技创新局主导青藤体系，既能建立一定的筛选标准与公信力，更重要的是，推动国家将科技成果转化领域的专业人才，比如职业技术经理人视为一类重要人才，推动其职业路径标准化，由此提升成果转化效率与“教授创业”成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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