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周潇枭 北京报道 11月30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联合主办的“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年度论坛（2024-2025）”在京举行。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王一鸣参加论坛，并分享了其对当前经济形势和政策应对的看法。
王一鸣表示，今年以来，中国经济虽然有起伏，但是总体呈现回稳向好的态势。前三季度经济增长4.8%，全年有望实现5%左右的增长。当前经济运行，总体上表现为供给强于需求、供需强弱不平衡的态势。当前经济面临最主要的问题是有效需求不足，具体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内需不足的问题仍然突出，消费需求不足更为明显。过去疫情这几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大体维持在4%左右的年均增长率。但是，今年前10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只有3.5%的增速，低于疫情几年的平均水平，大幅低于疫情前8%的增幅。受房地产投资拖累，投资整体比较低迷，且增速在放缓。前10个月固定资产投资增长3.4%，比上半年回落了0.5个百分点。
二是需求不足导致价格持续走低。前三季度我国GDP平减指数下降了0.7%，连续6个季度下降。这意味着，连续六个季度名义GDP增速低于实际GDP增速，使得市场主体与宏观数据形成体感温差和预期温差。同时，当我国名义GDP走低，也使得我国与主要经济体，特别是跟美国，以名义GDP衡量的比值在走低。
三是需求走弱逐步向供给端传导。需求不足导致价格持续回落，企业盈利空间受到挤压。当前，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在年内经历回升以后，又出现了下降。当企业亏损面扩大，这会带来企业资产负债表出现逆向调整，会抑制企业扩大投资和新增产能的意愿，需要避免这种消费与投资形成联动带来的下行。
王一鸣表示，需要把中国经济放在一个更长的时间跨度来观察，从2012年中国进入“三期叠加”和“新常态”以后，我国经济在经历调整。“新常态”时期我国经济主要是供给端潜在增长率下降带来的变化，现在经济增长约束在由供给端向需求端转化，总需求不足正在成为经济增长最主要的约束条件。三年疫情的冲击，需求侧受到更大的影响，需求不足对经济增长的约束在进一步强化，主要表现在三方面。
一是房地产市场的深度调整，带来了需求的收缩效应。2021年我国商品房销售额是18.2万亿元，2023年收缩到11.2万亿。今年前10个月商品房销售额同比下降20.9%，预计2024年商品房销售额可能降到9.2万亿元。房地产市场需求的收缩，使得需求对经济增长的约束进一步强化。
二是资产负债表受损对需求造成影响。房地产价格下降带来了资产的减损，对居民部门资产负债表形成收缩效应；加之今年9月前资本市场持续低迷，也影响了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受经济运行环境的影响，企业资产负债率也是上升的，导致企业投资能力和意愿下降。资产负债表的修复，取决于经济基本面的改善和资产价格的回暖。当前，我国有经济基本面和资产价格回暖的迹象，但是没有形成强大的趋势性变化，这决定有效需求的恢复需要比较长的过程。
三是地方政府债务抑制了需求，特别是投资需求的扩张。2023年末，地方政府法定债务余额为40.73万亿元，比2010年末增长6.1倍。随着地方法定债务的持续扩张，付息的负担也在不断加重，部分省份利息支出占到财政收入比重的20%，甚至更高。与此同时，地方隐性债务压力也在加大，特别是随着现金流能够覆盖的项目越来越少，投资收益率在下降，债务风险也在加快积累。要化解存量隐性债务，需要坚决遏制新增隐性债务，这也会对投资需求的扩张带来一定制约。
王一鸣指出，当前这种供需失衡的状态，是过去较长时期发展方式带来的结果。过去很长时间里，当我国面临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时，往往通过举债、上项目、扩投资、扩产能的方式来应对，这种模式在基础设施和生产能力存在较大缺口时是非常有效的。但是，随着我国基础设施投资空间的收窄，有现金流收益覆盖的项目越来越少，积累的地方债务压力不断增大，投资的边际效益在下降，这个模式扩大内需的效能在逐步降低。另外，当前我国制造业已经占全球30%，所面临的外部压力越来越大，我国需要转变原来的发展方式。
王一鸣表示，2025年是“十四五”规划的收官之年，保持经济平稳运行意义十分重大。现在一揽子增量政策扭转了经济逐级下行的态势，提振了市场信心，资产市场的回暖也有利于资产负债表的修复，改善了市场预期。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改革举措，能够增强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这些都是我国明年经济的有利条件。同时，我国也会面临新的挑战，包括美国特朗普新一轮贸易战冲击带来的不确定性、出口回落叠加内需低迷可能加大经济下行压力、房地产市场深度调整的外溢效益可能在明年还会持续，这些新挑战值得高度关注。
“我非常认同人民大学课题组报告建议明年经济指标应该定在5%左右，这是预期引导，也是信心表达，非常重要。因为我们已经确立了到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的目标，也就是说人均GDP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我们从2020年到2035年，15年年均增速要达到4.72%。如果明年能够明确5%左右的增长，这样有利于我们’十四五’经济增速维持在5%左右的水平，能够为以后留下更多的空间”，王一鸣指出。
王一鸣建议，2025年应以大力度宏观政策扩大国内需求。面对内需不足和经济面临的压力，短期需要采取更大力度的宏观政策，通过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更具支持性的货币政策，来扩内需、稳增长。
一方面，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核心是要对总需求有正向拉动效应，特别是要确保广义财政支出增速大于名义GDP的增速。明年如果要实现5%左右的增速，就需要适度提高赤字率，考虑到2020年赤字率按3.6%来安排，2023年实际赤字率提高到3.8%，2025年赤字率能否比比3.8%略高一些——这个问题值得研究，以明确的政策来提振信心、改善预期。2025年特别国债的规模也可以再扩大，因为除了支持除了“两重”“两新”外，明年还需要给商业银行补充资本金。另外，明年新增专项债中要安排8000亿元置换隐性债务，因此新增专项债的规模也可以适当扩大。
另一方面，支持性货币政策也要相应加大力度。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把促进物价的合理回升作为重要的考量。今年前10个月CPI同比增长0.3%，而物价的预期目标是3%。要更加注重发挥利率等价格调控工具作用，来降低债务成本。具备条件时，可以进一步调降利息和存款准备金率。当前，美联储开启降息，为我国降息拓展了空间。同时，可以配合政府债务置换，来创新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
王一鸣表示，2025年要进一步深化改革来推动经济转型，要从过去投资、出口驱动模式转向政府促进消费、以消费引导投资的模式。扩大国内需求要以提振消费为重点，要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增加公共服务支出，来促进消费的扩大。当前商品消费相对饱和，政策重点应转向服务消费，服务消费领域面临一些制度性约束，建议放宽中高端医疗、休闲度假、养老服务领域的准入限制，满足中高收入群体多样化的服务消费需求。消费的主体是年轻群体，所以政策也需要鼓励、释放年轻群体的消费潜力。要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由常住地登记户口，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解决农业转移人口社会保险、住房保障、随迁子女教育这些问题，释放近3亿农业转移人口的消费潜力。
王一鸣表示，2025年要以高水平开放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2025年外部环境最大的不确定性就是特朗普会不会发起新的贸易战。当然我国有上一轮应对贸易战的实战经验，这一次会更加从容，最重要的是要加强政策储备，研判贸易战动向，及时有效应对。同时，应对贸易战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坚持扩大开放，加强与欧洲、日韩等经贸合作；加大制度性开放力度，在产权保护、产业补贴、环境标准、劳动保护、政府采购、电子商务、金融领域等，实现规则、规制、管理标准与国际规则的相通、相融，打造更加透明、稳定、可预期的制度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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