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闫硕 北京报道
近日，由BMJ集团主办，北京中医药大学协办，扬子江药业公益支持的《BMJ循证医学》圆桌会在北京成功举办。本次圆桌会聚焦“构建传统医学高质量证据框架、创新中西医协同整合机制、中医临床干预的策略实践”三大主题，旨在推动传统医学循证研究标准化发展，探索中西医协同整合创新医疗模式，更通过跨学科、跨国界深度碰撞，为中医药文化创新与传承搭建国际交流平台，为全球医学研究范式革新注入强劲动能。
《BMJ 循证医学》圆桌会圆满举办
其中“将证据转化为实践：在临床情境中应用中医干预的策略”作为三大核心议题之一，通过具体案例的分享，展示成功经验，并聚焦中医循证证据向临床实践转化过程中的关键挑战，共同探讨切实可行的策略与解决方案，提升临床服务质量。
本环节，中国工程院、北京中医药大学田金洲院士，北京中医医院院长刘清泉教授，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院长李杰教授，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党委副书记贾新华教授，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副院长郑培永教授等权威专家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中医药走进基层医疗的路径与方法，为破解中医证据转化“最后一公里”困境贡献智慧。
破解中医循证证据“落地难”问题
当前中医循证研究成果丰硕，但大量证据停留在科研层面，未有效转化为临床可用方案，导致中医临床价值发挥受阻，亟需找到突破路径。
这一“落地难”问题在基层医疗场景中更为突出，成为制约中医药服务下沉的关键瓶颈。田金洲院士指出，这背后是证据供给与基层需求的多重错位。一方面，现有循证证据多以学术论文等形式呈现，基层医生缺乏足够的时间与专业背景去解读，难以快速转化为日常诊疗操作。另一方面，证据的“针对性不足”也加剧了落地的难度。
过去，多数中医循证研究以三甲医院患者为研究对象，忽略了基层人群的体质差异、生活习惯及合并疾病特点。比如在高血压的中医干预研究中，大城市三甲医院的研究多针对中青年高血压患者，而基层地区老年高血压患者占比更高，且常合并糖尿病、冠心病等基础病。
“基于三甲医院的研究结论直接推广到基层可能存在‘水土不服’的风险，不过，当前的中医循证研究正在变得更加多元化、更加注重基层。越来越多的研究正在基层开展，并开始重点关注老年人群、合并症以及体质差异等问题。随着相关研究的开展，将为中医循证证据的最终‘落地’提供极大帮助。”田金洲院士说。
贾新华教授指出，西医目前已建立起成熟的临床实践指南体系，通过流程图、推荐等级等形式，极大提升了证据的可及性和可用性。中医强调“辨证论治”“个体化治疗”，同一疾病在不同患者身上可能采用完全不同的治疗方法。这种动态、整体的诊疗逻辑与标准化证据体系之间存在天然张力。
“另外，从研究到指南，再到培训、实施与反馈，需要一整套闭环系统支持。当前中医药领域尚缺乏国家级、跨机构的证据转化协同网络，导致优质研究成果分散、更新滞后、推广乏力。”贾新华教授补充道。
北京中医医院院长刘清泉教授作主题发言
针对上述挑战，与会专家提出多项创新性解决方案。刘清泉教授表示：“我们可以探索‘循证-临床-信息’三位一体的转化平台建设，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对海量文献进行自动提取与结构化处理，生成面向不同层级医生的‘分层指南’——为专家提供详尽证据链，为基层医生提供简洁操作手册。”
同时，刘清泉教授指出，辨证论治是中医认知疾病的核心，推动传统经验转化为临床实效，需先通过辨证明确疾病本质与核心治法，再灵活适配药物。他以呼吸道传染病治疗为例：团队以传承千年的中医经验方为基础，历经7年系统临床研究，纳入1370例患者开展实验，成功将其研发为治疗甲流的中成药；2020年新冠疫情期间，又基于“异病同治”原理深化研究，证实相关方药的治疗价值，为中医经验“临床落地”提供了典型范例。
李杰教授则强调了患者参与的重要性，他认为，中医证据的转化不能仅由研究者主导，而应让患者、社区医生、政策制定者共同参与指南制定过程。“只有当证据回应了真实世界的健康需求，它才可能被真正接受和使用。”
推动中医临床应用的规范化与规模化
如果说破解落地难是解决“有没有用”的问题，那么推动规范化与规模化则是回答“如何用好”的命题。多位专家在圆桌讨论中达成共识：中医药要真正融入现代医疗体系，必须实现从“经验驱动”向“证据驱动”的转变，并在此基础上建立可复制、可推广的服务模式。
当前，基层中医药服务面临“诊疗标准不统一”的突出问题，李杰教授表示，患者在不同医院就诊可能会得到完全不同的方案，不仅影响治疗效果，还让患者对中医药的信任度下降。此外，部分基层医生对中医诊疗规范的认知不足，存在超范围用药、辨证错误等问题，进一步加剧了服务质量的不均。
中医药领域将临床研究成果纳入指南和规范的进程已在加速。田金洲院士指出，应始终围绕满足临床患者需求开展教学、科研与临床工作，这正是国家“以人民健康为中心”卫生健康工作方针的体现。他以阿尔茨海默症中西医结合诊疗指南制定为例，介绍团队遵循从研究到应用的OCEFR五步法，收集4391项中医药治疗研究，经专家评审形成27条推荐意见，相关指南已联合发布，首批52个中西医结合临床高级别诊疗方案更在全国推广，为证据转化提供了“从研究到应用”的完整范例。
需要强调的是，中医药的疗效能被科学地验证、被清晰地阐释，其最终的推广应用，意义重大、影响深远。郑培永教授在发言中指出，以有组织的科研为强大引擎，通过设计和实施高质量的临床研究来源头创新，并及时将高级别的临床研究证据转化为临床诊疗指南、专家共识等。
政策层面的支持也被视为关键驱动力。贾新华教授呼吁，应加快建立国家级中医药循证决策支持系统，将高质量证据纳入医保目录调整、基本药物遴选、临床路径制定等政策流程。“只有当政策与证据挂钩，才能形成正向激励。”
扬子江药业市场和医学事务部负责人谷成明博士则从产业视角指出：“产业是连接医学科研与临床实践的关键纽带，在产业的支撑下，将有更多优秀的临床研究深入开展，产出更多适配临床的证据。这些证据可辅助临床及用药决策，还能整合形成临床指南，更好地服务患者，实现护佑人民健康的愿景目标。”
可以预见，随着高质量证据不断积累、转化机制日益完善，中医药将不再局限于“补充”或“替代”角色，而是作为整合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度融入主流医疗服务网络。特别是在基层医疗资源相对匮乏的地区，规范化、可复制的中医干预模式有望成为提升全民健康水平的重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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