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季媛媛 实习生肖立群 北京报道 肺癌是我国第一大癌症杀手。据国家癌症中心发布的数据显示，2022年，我国预估新增癌症病例482.5万，新增癌症死亡病例为257.4万例。其中，我国肺癌发病率和死亡率均位居恶性肿瘤首位：肺癌新发病例约106.06万例，新增肺癌死亡病例约73.33万例。
“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提出，到2030年我国总体癌症5年生存率提高15%，因此，肺癌的精准防治对于整体癌症生存率的提高至关重要。
近年来，随着诊疗技术的发展与提高，新型药物的不断涌现，以及国产创新药品的上市，促进了肺癌患者生存期和长期生存质量的提高。
“近几年，尤其是推动低剂量螺旋CT筛查的普及后，对肺癌整体的诊治能力有了明显提高。肿瘤越早发现治疗效果越好，尽管大家谈到肺癌还是会很担忧，但总体上来说，在早诊的阶段目前已经能够达到很好的效果。”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副院长沈宁对21世纪经济报道表示，通过MDT协作的方式，对整体肺癌的诊治能力的推动起到了重要作用。此外，包括靶向治疗、免疫治疗和化疗放疗的综合团队的治疗，对肺癌整体的诊治能力都有了明显的推动。
肺癌早诊率提高
根据组织学类型，肺癌分为小细胞肺癌（SCLC）和非小细胞肺癌（NSCLC），NSCLC是最常见的肺癌类型，约占所有肺癌的85%，主要包括腺癌、鳞状细胞癌和大细胞癌。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肺癌早期通常没有症状，发现时往往已经到了晚期，且肺癌预后较差，目前五年总存活率不足15%。
早筛、早诊、早治是肺癌防治的关键。好在近年来，由于公众体检意识、早筛意识的提高，以及早期筛查中低剂量螺旋CT的推广，肺癌早诊率明显提高。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胸外科常务副主任强光亮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与过去相比，早期肺癌的发现率有了明显提高，且大部分无症状的早期肺癌，在接受手术治疗后往往都能治愈，不需要进一步的治疗。“体检能够发现的往往是疾病初期的小问题，如果忽视这些小问题不去检查，等问题严重了再去寻求帮助，那可能会变成大问题，治疗的难度和经济支出也会增加。”
这也意味着，对于肺癌的高危人群而言，更应该关注肺癌的早期筛查。根据临床研究，吸烟及二手烟是引发肺癌的主要因素，外界环境如：粉尘、汽车尾气、空气污染、慢性炎症和慢性肺炎及肺的纤维化等疾病也会引发肺癌，家族遗传因素也是肺癌发生的重要危险因素之一。对于40岁以上的人群，男性肺癌患病率显著高于女性。
“目前，肺癌的早期治疗效果已显著提升，同样，中晚期肺癌的治疗效果亦取得了积极进展。相较10至20年前，当时面对中晚期肺癌患者，有效的治疗方案相对有限。”强光亮表示，随着医疗技术的快速发展，药物更新换代速度加快，已经极大改善了过往疗效不佳的状况。甚至有少数患者在接受了手术前的药物治疗后，再进行手术时，发现体内已无癌细胞残留，药物已经将肿瘤细胞彻底清除了。
在药物方面，随着近年来国产药物研发加速，临床上使用的靶向和免疫药物，国产产品已经能够有效提供，价格上的成本也比国外的药物要低，减少了患者的经济负担。同时，产品的品种也更加丰富，对于肺癌患者来说，可选择的药品种类更加丰富，也能找到适合自己长期使用的药物。
“靶向药物和免疫药物这些新药物的发展，能够有效减轻患者肿瘤的发展，对患者的生活质量有了很大改善。很多肺癌成为一种慢性病，有些晚期患者的生存期远远超过5年，而且在药物的控制下，日常活动也能得到满足，不影响工作和生活。”强光亮说。
推动诊疗精准化、个性化
肺癌主要的治疗方式包括手术、化疗治疗、放疗治疗，以及靶向治疗和免疫治疗。
强光亮介绍，手术化疗是传统肺癌治疗的手段，但目前靶向治疗和免疫治疗推动了治疗的精准化。化疗和放疗都会对除恶性肿瘤外的细胞杀伤，靶向和免疫治疗更精准一些，可以更加针对于恶性的肿瘤细胞进行治疗，且对人体的正常组织细胞损伤的副作用更小。
至于究竟该选择哪种治疗方式？得益于临床肺癌诊疗能力提升，多学科诊疗（MDT）在其中具有不容忽视的作用（MDT）。据沈宁介绍，MDT协作有三个主要特点：
一是定病种。比如说肺癌就是一个明确的病种，在诊断明确后，由固定的科室组成团队，包括呼吸科、胸外科、肿瘤化疗科、肿瘤放疗科等临床科室，以及影像科、核医学科和病理科等科室。病理在其中扮演着核心角色，尤其是在分子病理层面，对诊疗决策具有重要影响。另外，由于团队成员非常固定，这就会对特定疾病的诊疗具有丰富的经验。
二是定人员。固定班子非常重要，MDT协作强调团队成员的稳定性，每位成员都是根据其专业领域和经验精心挑选的。例如，团队中可能有一位专门负责肺癌的主治医生，大部分情况第一梯队都是主要的，同时也会有一个随时待命的第二梯队，针对加入团队的成员，对其关于整个综合诊治、团队合作模式的熟悉度也有要求。
三是定时间。MDT团队的诊疗活动有固定的时间和日程，确保患者能够在特定时间接受多学科的诊疗服务。此外，为了确保诊疗质量，MDT团队对挂号数量有限制，通常一个半天不会超过5个病人，以便为每位患者提供充分的时间和关注。
“肿瘤从最早期的诊断到中晚期的治疗，在整个诊治过程中是一个长过程的治疗，在不同的阶段也会涉及到多个学科专家的参与。”沈宁说，通过这些方式，能够保证MDT团队有充足的时间了解病人的病理情况，确保每位患者都能得到高质量的、综合性的诊疗服务。
“从临床层面来说，MDT协作要求要有一个固定的团队，对于患者对自己处在哪个阶段不清楚、不了解应该去找哪个学科专家合适的情况，能够提供一个最便捷、最优质的就医渠道。例如，患者最开始可能会需要呼吸科的诊断，在诊断清楚后，可能需要手术、化疗或者放疗，也可能需要综合的治疗，比如化疗后再手术，或者靶向后再手术，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治疗选择过程。”沈宁补充道。
中外交流促进诊疗优势互补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医疗健康领域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变得日益频繁和重要。我国作为世界人口第二大国，医疗体系和医学研究的进步对全球健康事业具有深远的影响，我国医疗从业者在临床治疗和医学研究方面所做的努力，不仅提高了国内医疗服务的水平，也为全球医学界贡献了宝贵的经验和知识。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中国在医疗健康领域的国际交流与合作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然而，尽管中国在医疗领域取得了巨大进步，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仍存在一定的差距和挑战。在此背景下，我国积极参与国际交流与合作，以促进诊疗优势的互补，共同推动医学研究和临床实践的进步。
谈及中外诊疗差异方面，强光亮表示，国外对于在经验总结、指南制定以及临床治疗指导方面，包括科学研究和创新实践方面，往往会比我们做得更好。这可能是由于不同国家的医生在经验和科研训练方面存在差异。中国的医生通常更侧重临床工作，依据国外指南或建议执行治疗，可以做得很好。
我国临床面临的挑战还在于如何发现临床实践中的问题，并提出创新性的改进措施。
“尽管我们拥有大量的病例资源，但在总结规律方面可能存在不足，我们希望能够吸取国外专家的宝贵经验。”在沈宁看来，增加国际交流是一个取长补短、共同进步的过程。
“我们希望了解国际同行的工作，同时也希望他们了解我们的进展，因为未来的世界必将是一个开放的世界。”沈宁进一步表示，在实践过程中，我们也意识到人种差异确实存在，完全照搬西方的所谓最先进治疗方法并不总是适合中国国情。如果我们盲目跟随西方的治疗模式，可能会走弯路。
对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有些可能还需要我们的帮助和支持。作为中国未来健康战略的一部分，加强中外临床交流促进诊疗优势互补是产学研医多方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多方相互促进、共同提升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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