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国际盲人节暨上海市第13届无障碍电影日主题活动
电影院里，进来了几只导盲犬。
在志愿者引导下，导盲犬的主人在影厅第一排坐下，犬只安静趴在脚边。整个影厅360多个座位几乎满座。与日常观影不同，这里的观众几乎都是视障者，影厅一角还配备了专门的现场解说团队。当灯光暗下，银幕亮起，除了影片本身的台词和配乐，现场还响起了一道温暖的人声，描述着人物的表情、场景的变换、动作的细节……
今年10月15日，第42个国际盲人节当天，一场无障碍电影《向光花盛开》的放映活动在上海举行。像这样专门为视障人士打造的电影放映，上海每个月定期都有。从2012年上海首家无障碍影院揭牌至今，上海已累计开展近2300场电影公益解说，服务残障人士近20万人次。
光影之间，是特殊的文化体验，也是城市的包容与温度。
被看见的需求
在无障碍电影放映现场，笔者见到了视障者玉珍。
这位老家甘肃甘南的姑娘，2014年来到上海盲校读书，目前正在上师大声乐专业学习。虽然从小失去了视力，但她对文化的渴求从未减弱。“我平时就喜欢看电影、话剧和音乐剧。”为了更好理解剧情，她养成了先“阅读”原著，再观看演出的习惯。
但对玉珍来说，看电影像一场“猜谜游戏”，坐在影院里常感到茫然。有一次，她和室友去看电影《消失的她》，室友们都说很好看，一直在讨论剧情的反转，她却只能根据听到的台词来推测剧情，更不理解室友们在哭什么。直到去年，她看到了这部电影的无障碍版本才恍然大悟：“原来是这样一个故事。”
玉珍估算，看普通电影时，自己能摄取的信息量不到一半，而在无障碍电影的解说辅助下，这一比例能提高到95%以上。“虽然我们观影跟健全人相比可能会有时间差，但至少不会错过精彩的内容，而且上海的观影氛围本身就很浓厚，看电影的机会很多。”
除了满足文化需求，很多时候，无障碍电影也承载着视障群体的社交期待。
27岁的视障者胡华健是一位不折不扣的文艺青年，10多年前就开始接触无障碍电影，几乎上海每个月的无障碍电影放映他都会参加。“我们有一个微信群，群里会提前发布电影信息，16个区都有场次，只要带着残疾证就可以就近观看，很方便。”
在胡华健看来，有时候，看电影本身或许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大家能借着看电影的机会，线下聚在一起，聊聊天，见见面。这种情感的交流对很多视障者来说更珍贵”。
这和很多视障者从小受到的教育不无关系。胡华健坦言，他身边一些视障的朋友，父母从小就会和他们说，除了上学尽量别出门，哪怕暂时没工作，家里也可以养着。长此以往，视障者不敢出门、不习惯出门，社交也比较少，甚至成了某种固定的生活方式。
“我觉得这挺令人遗憾的，视障者也有社交需求，甚至比健全人更强烈。”胡华健说，希望更多视障者能够勇于走出家门，到社会上走走看看，参加无障碍电影放映就是个不错的选择。
无障碍电影公益解说团队负责人曲大鹏告诉笔者，每年都有一些面向残障群体的文艺汇演、读书活动等，但大部分仍然属于小众型活动，观看电影可以说是普惠型的文化助残活动，往往能得到更多人的喜爱。“我参加线下电影放映，经常能看到很多老朋友，大家叙旧聊天，就觉得亲切温暖。”
或许可以说，无障碍电影不仅照亮了银幕，也照亮了许多残障人士原本封闭的生活。
幕后的专业与温度
2012年6月27日，上海首家无障碍电影院在国泰电影院正式揭牌，每月定期放映一部新片的无障碍电影专场，组织残障人士走进影院免费看电影。当时，市残联聘请8名广播电台播音员和资深电影人担任无障碍电影志愿讲解员。
这一标志性的事件，开创了商业影院提供无障碍电影服务的先河。
从项目启动之初便参与其中的曲大鹏回忆，最初，一场放映只有200多个座位，却来了500多人。为解决供不应求的问题，上海不断扩大服务规模，让视障者不用来回奔波，可以就近观影。目前，全市16个区均设有定点商业影院无障碍专场，每月同步放映解说无障碍电影。
这背后，还有一支专业的志愿者队伍。十多年来，这支队伍的规模已扩大到500多人，涵盖上海广播电视台和五家郊区融媒体中心的播音员主持人、上海各高校播音主持专业的师生等，形成了稳定而专业的服务力量。
首要的工作，是为电影撰写适合视障者听的解说词，这项工作听上去简单，做起来难度却不小。
曲大鹏说，在国外，口述影像已经发展成为一门翻译学的学科，这些年的实践让他和团队深有体会，不能用工作人员的内心所想去替代残障者的内心所想，在解说时一定要客观描述，不能带有个人情感。
在团队中担任电影解说词撰稿人的王君芳告诉笔者撰写解说词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解说不能压住对白，因为视障朋友靠听力获取信息，如果解说压住了同期声，听起来就会很混乱，这就需要撰稿人在两段对白之间的空档精准地插入画面描述。“要反复试读，把控时间，还要兼顾美感，可以说就是在翻译，而且是信达雅的翻译。”
很多时候，电影会出现大段无对白的场景，对解说的考验更大。
王君芳以电影《万里归途》为例，中间有几段人物在街上逃跑的镜头，除了枪声和脚步声，还有眼神交流等细节，完全没有台词。“就这一段，我写了2000多字的解说，如果不描述，视障朋友根本不知道这段在演什么。”通常，每部电影的解说词在1万至2万字，仅撰稿工作就要花费半个月左右。
丁晓军是一位资深解说员，参与这项工作已有十余年。“特别是动作片，有时候需要长时间不间断的讲解，讲解完喉咙都是哑的”，但丁晓军依然觉得很有幸福感，这来自观众的真挚反馈。“有的老年观众会拿着解说词请我们签名，这是难忘的纪念，也是对我们专业工作的认可。”
在志愿者的招募上，上海形成了专业主义的特色。曲大鹏介绍，解说员的硬性要求是普通话一级乙等以上，持有播音员主持人资格证书会更好。这种对专业性的坚持，确保了解说质量和观影体验。
让平等观影成为常态
对视障者来说，看电影绝不只是坐在电影院里的一两个小时，而是包括走出家门到回家的全过程，涉及很多环节和细节。
比如，地下车库能够方便残障人士使用、轮椅通道要畅通无阻、导盲犬要能顺利进入影院、无障碍卫生间不能上锁或堆放杂物……哪怕观影本身，也要提前和放映员沟通好，调整合适的音量，避免电影原声盖过解说。
这些看似微小的细节，往往是决定残障人士能否顺利观影的关键，也需要社会方方面面的配合，共同营造良好的无障碍环境。
就无障碍电影本身来说，也有很多工作需要突破。
2022年5月5日，《关于为盲人、视力障碍者或其他印刷品阅读障碍者获得已出版作品提供便利的马拉喀什条约》对中国正式生效，这意味着视障者能享受更多图书和文娱产品的服务。上海市明确规定：在有条件的影剧院开设无障碍电影专场，举办无障碍电影日活动。
理想的愿景是，所有的电影院当中都有无障碍电影，所有的电影都有无障碍版本，让平等观影成为常态。但在实际落地中，片源的获取依然是个难题。
曲大鹏坦言，片方出于保密要求和各种顾虑，对于片源控制得非常严格。目前，团队主要依靠长期建立的信任关系去争取片源，“很多时候，是靠一张嘴说服对方。有些片方我们打了很多年交道，相对就容易一些”。
但这种个案式的解决方式并非长久之计，也无法形成可复制的经验。曲大鹏说，在一些国家，制作无障碍电影是片方的工作，发行电影时就要同步发行无障碍版本，这是法律规定的。
笔者了解到，如何将无障碍版本的电影纳入影片制作流程，进行批量化生产；如何在《马拉喀什条约》的框架下，为残疾人提供更多更新的无障碍电影作品，已成为相关部门目前正在研究解决的课题。
在光影世界里，每个人都应该享有平等的权利，这一认知正越来越成为社会的共识，这一愿景也正一步步变为现实。（顾杰）
2025年国际盲人节暨上海市第13届无障碍电影日主题活动
电影院里，进来了几只导盲犬。
在志愿者引导下，导盲犬的主人在影厅第一排坐下，犬只安静趴在脚边。整个影厅360多个座位几乎满座。与日常观影不同，这里的观众几乎都是视障者，影厅一角还配备了专门的现场解说团队。当灯光暗下，银幕亮起，除了影片本身的台词和配乐，现场还响起了一道温暖的人声，描述着人物的表情、场景的变换、动作的细节……
今年10月15日，第42个国际盲人节当天，一场无障碍电影《向光花盛开》的放映活动在上海举行。像这样专门为视障人士打造的电影放映，上海每个月定期都有。从2012年上海首家无障碍影院揭牌至今，上海已累计开展近2300场电影公益解说，服务残障人士近20万人次。
光影之间，是特殊的文化体验，也是城市的包容与温度。
被看见的需求
在无障碍电影放映现场，笔者见到了视障者玉珍。
这位老家甘肃甘南的姑娘，2014年来到上海盲校读书，目前正在上师大声乐专业学习。虽然从小失去了视力，但她对文化的渴求从未减弱。“我平时就喜欢看电影、话剧和音乐剧。”为了更好理解剧情，她养成了先“阅读”原著，再观看演出的习惯。
但对玉珍来说，看电影像一场“猜谜游戏”，坐在影院里常感到茫然。有一次，她和室友去看电影《消失的她》，室友们都说很好看，一直在讨论剧情的反转，她却只能根据听到的台词来推测剧情，更不理解室友们在哭什么。直到去年，她看到了这部电影的无障碍版本才恍然大悟：“原来是这样一个故事。”
玉珍估算，看普通电影时，自己能摄取的信息量不到一半，而在无障碍电影的解说辅助下，这一比例能提高到95%以上。“虽然我们观影跟健全人相比可能会有时间差，但至少不会错过精彩的内容，而且上海的观影氛围本身就很浓厚，看电影的机会很多。”
除了满足文化需求，很多时候，无障碍电影也承载着视障群体的社交期待。
27岁的视障者胡华健是一位不折不扣的文艺青年，10多年前就开始接触无障碍电影，几乎上海每个月的无障碍电影放映他都会参加。“我们有一个微信群，群里会提前发布电影信息，16个区都有场次，只要带着残疾证就可以就近观看，很方便。”
在胡华健看来，有时候，看电影本身或许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大家能借着看电影的机会，线下聚在一起，聊聊天，见见面。这种情感的交流对很多视障者来说更珍贵”。
这和很多视障者从小受到的教育不无关系。胡华健坦言，他身边一些视障的朋友，父母从小就会和他们说，除了上学尽量别出门，哪怕暂时没工作，家里也可以养着。长此以往，视障者不敢出门、不习惯出门，社交也比较少，甚至成了某种固定的生活方式。
“我觉得这挺令人遗憾的，视障者也有社交需求，甚至比健全人更强烈。”胡华健说，希望更多视障者能够勇于走出家门，到社会上走走看看，参加无障碍电影放映就是个不错的选择。
无障碍电影公益解说团队负责人曲大鹏告诉笔者，每年都有一些面向残障群体的文艺汇演、读书活动等，但大部分仍然属于小众型活动，观看电影可以说是普惠型的文化助残活动，往往能得到更多人的喜爱。“我参加线下电影放映，经常能看到很多老朋友，大家叙旧聊天，就觉得亲切温暖。”
或许可以说，无障碍电影不仅照亮了银幕，也照亮了许多残障人士原本封闭的生活。
幕后的专业与温度
2012年6月27日，上海首家无障碍电影院在国泰电影院正式揭牌，每月定期放映一部新片的无障碍电影专场，组织残障人士走进影院免费看电影。当时，市残联聘请8名广播电台播音员和资深电影人担任无障碍电影志愿讲解员。
这一标志性的事件，开创了商业影院提供无障碍电影服务的先河。
从项目启动之初便参与其中的曲大鹏回忆，最初，一场放映只有200多个座位，却来了500多人。为解决供不应求的问题，上海不断扩大服务规模，让视障者不用来回奔波，可以就近观影。目前，全市16个区均设有定点商业影院无障碍专场，每月同步放映解说无障碍电影。
这背后，还有一支专业的志愿者队伍。十多年来，这支队伍的规模已扩大到500多人，涵盖上海广播电视台和五家郊区融媒体中心的播音员主持人、上海各高校播音主持专业的师生等，形成了稳定而专业的服务力量。
首要的工作，是为电影撰写适合视障者听的解说词，这项工作听上去简单，做起来难度却不小。
曲大鹏说，在国外，口述影像已经发展成为一门翻译学的学科，这些年的实践让他和团队深有体会，不能用工作人员的内心所想去替代残障者的内心所想，在解说时一定要客观描述，不能带有个人情感。
在团队中担任电影解说词撰稿人的王君芳告诉笔者撰写解说词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解说不能压住对白，因为视障朋友靠听力获取信息，如果解说压住了同期声，听起来就会很混乱，这就需要撰稿人在两段对白之间的空档精准地插入画面描述。“要反复试读，把控时间，还要兼顾美感，可以说就是在翻译，而且是信达雅的翻译。”
很多时候，电影会出现大段无对白的场景，对解说的考验更大。
王君芳以电影《万里归途》为例，中间有几段人物在街上逃跑的镜头，除了枪声和脚步声，还有眼神交流等细节，完全没有台词。“就这一段，我写了2000多字的解说，如果不描述，视障朋友根本不知道这段在演什么。”通常，每部电影的解说词在1万至2万字，仅撰稿工作就要花费半个月左右。
丁晓军是一位资深解说员，参与这项工作已有十余年。“特别是动作片，有时候需要长时间不间断的讲解，讲解完喉咙都是哑的”，但丁晓军依然觉得很有幸福感，这来自观众的真挚反馈。“有的老年观众会拿着解说词请我们签名，这是难忘的纪念，也是对我们专业工作的认可。”
在志愿者的招募上，上海形成了专业主义的特色。曲大鹏介绍，解说员的硬性要求是普通话一级乙等以上，持有播音员主持人资格证书会更好。这种对专业性的坚持，确保了解说质量和观影体验。
让平等观影成为常态
对视障者来说，看电影绝不只是坐在电影院里的一两个小时，而是包括走出家门到回家的全过程，涉及很多环节和细节。
比如，地下车库能够方便残障人士使用、轮椅通道要畅通无阻、导盲犬要能顺利进入影院、无障碍卫生间不能上锁或堆放杂物……哪怕观影本身，也要提前和放映员沟通好，调整合适的音量，避免电影原声盖过解说。
这些看似微小的细节，往往是决定残障人士能否顺利观影的关键，也需要社会方方面面的配合，共同营造良好的无障碍环境。
就无障碍电影本身来说，也有很多工作需要突破。
2022年5月5日，《关于为盲人、视力障碍者或其他印刷品阅读障碍者获得已出版作品提供便利的马拉喀什条约》对中国正式生效，这意味着视障者能享受更多图书和文娱产品的服务。上海市明确规定：在有条件的影剧院开设无障碍电影专场，举办无障碍电影日活动。
理想的愿景是，所有的电影院当中都有无障碍电影，所有的电影都有无障碍版本，让平等观影成为常态。但在实际落地中，片源的获取依然是个难题。
曲大鹏坦言，片方出于保密要求和各种顾虑，对于片源控制得非常严格。目前，团队主要依靠长期建立的信任关系去争取片源，“很多时候，是靠一张嘴说服对方。有些片方我们打了很多年交道，相对就容易一些”。
但这种个案式的解决方式并非长久之计，也无法形成可复制的经验。曲大鹏说，在一些国家，制作无障碍电影是片方的工作，发行电影时就要同步发行无障碍版本，这是法律规定的。
笔者了解到，如何将无障碍版本的电影纳入影片制作流程，进行批量化生产；如何在《马拉喀什条约》的框架下，为残疾人提供更多更新的无障碍电影作品，已成为相关部门目前正在研究解决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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