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上为什么要有图书馆》讲述了一个筹建图书馆的故事。作者杨素秋本是一位教文学的大学老师，在西安市碑林区文化和旅游体育局挂职期间，她把一个区级图书馆一砖一瓦一书地搭了起来。
但这又不单单是一个讲述图书馆怎么建成的故事，从这本书里还能看到来自各行各业鲜活有趣的选书人，感受一次理想与现实的碰撞，窥见当代读书人的精神世界。
故事的最后，杨素秋用文人的坚守，守住了自己心目中的“理想图书馆”，“它照亮了热爱阅读的心，这样的光芒一定不会轻易消失”。
对于要把建图书馆的经历写成一本书，杨素秋在写作之初就提出了疑惑：这件事儿挺冷门的，有人看吗？
该书的策划人和经纪人毛晓秋解释：建馆经历不仅呈现了知识分子的理想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冲突，从中也能看到图书馆提供的公共文化服务对群众产生了哪些影响，还从侧面展现了当代读书人的阅读史和精神世界。
豆瓣用户李山这样说道：生活中有太多事情看似合理，因为总有人跟我们说，这很正常呀，这向来如此。图书馆就这样一直存在着，看了这本书，我才知道它也是需要建造的。
《世上为什么要有图书馆》今年1月上架，豆瓣评分达到了9.0，杨素秋自称的这段“泥泞而兴奋的事”得到了无数读者的喜欢。
谈起建造图书馆的心得，杨素秋坦言，去文旅部门挂职之初，从没想过这个位于十三朝古都西安市中心的城区，一直没有图书馆。而筹建过程中的每一步都让她更加错愕：当地居民对公共图书馆的茫然，临时场馆只能选在商场的地下室，配书时这里成为某些书商的库存倾销处，领导对图书馆功能和投入的质疑……
为了守护自己心中的“理想图书馆”，杨素秋不再“随和”：她不盲目听信装修商的报价，而是先去购物网站查找同款，再去搜索测评文章和视频，比较不同品牌的特性。她开始学习二次消防的面积分割，颗粒板、多层板和实木板的价格差距，公共图书馆的照明标准等。为了节约经费，她还自己手绘草稿。
图书馆的灵魂是书目，杨素秋曾提到约翰·科顿·丹纳在《图书馆入门》中为公共图书馆建构了一个理想的“选书人”形象：这个人首先得是个书虫，有丰富学养，能带领孩子们阅读好书。但他又绝不应该是个书呆子，不宜过于沉湎于书籍，要多出来走走，以免与大众脱节，无法了解低学历人群的需求。
选书不简单，为公共图书馆选书更是难上加难，既要在专业性和普适性之间做出平衡，又要在个人趣味与公共意见之间把握尺度。在两难的境遇中，我们看到一位既热爱书籍又热心于社会公益的“选书人”在书海中穿行。
在杨素秋笔下，这段经历并没有显得苦涩、无奈或者愤世嫉俗，反倒有许多乐趣和感动。书中更动人的部分是那些爱书之人的故事：摸着《世界通史》读出声的视障读者，迷恋武侠小说、想扭转职高阅读风气的老师，把整套漫画书搬来的漫画迷……他们在这里阅读，也通过阅读分享自己的生活，这样的故事或许正好回应了：世上为什么要有图书馆。
出书
想写写我的理想与坚持，能够持续地对很多事情抱有好奇心，希望我的内核是不变的
读书周刊：《世上为什么要有图书馆》已经凭读者好评出圈，现在看来当初的担心多余了吧？
杨素秋：我最初想写这本书，就是想写写我的理想与坚持。我这本书是有经纪人的，基本的流程是经纪人找我写，我先写出2万字，然后不同的出版社阅读这个样章，如果感兴趣就开始投标，给出价格。我当初写好了2万字之后，并不是很有把握，我会怀疑一个建图书馆的故事会有那么多人感兴趣吗。这应该不是那么热的题材。但当时招标的情况还挺好的，我就有了一些信心。
文稿都完成后，出版社问我是否对销量有预期，我算是个新人作者，觉得能加印一次就很满意了，结果这本书1月份出版，2月份就加印了，我觉得我的任务完成了，其他的都是多出来的部分，是意外之喜。
读书周刊：这本书的封面是一张借书卡，似乎和您筹建的西安碑林区图书馆并没什么关系，为什么选了这个封面？
杨素秋：起初，责编刘宇婷老师计划拍几张碑林区图书馆的实地照片做封面，但是始终没有找到独特的、有代表性的。她和同事想来想去，换了个思路：考虑下借书卡如何？我便从陕西省图书馆借来了几本厚厚的旧书——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杜甫传》《名利场》《城市姑娘》《月亮宝石》，寄给宇婷拍照取景，她最终选定了《名利场》的借书卡。
在数字化和互联网普及之前，馆藏图书都使用老式的纸质借书卡，白色的硬卡纸，打上编号和格子，插在正文后的纸袋里，上面有手写的借书人姓名、借书日期。有些借书卡已经字迹模糊，纸张泛黄，年代感十足。借书卡是图书馆专有的元素，代表着图书馆的公共性——图书在爱书人之间的流动，以及某种趣味相投的共识。一些当年流行的热门书，借书卡上的名字挤得满满当当，还有人通过借书卡上的名字，结交到了志同道合的好友。所以这也符合我们对于图书馆的一种期待，希望它能够连接读书人。
读书周刊：大学教授、政府官员、公共选书人，这几个身份在您的身上是如何结合的？
杨素秋：我不太喜欢强调自己身上的标签，比如，到一个地方去，有人介绍我是一个公共选书人，我其实会有一点尴尬，因为我觉得跟周围的老师相比，我不算学识渊博，我之所以成了一个公共选书人，只是因为恰好我在那个职位上。所以一旦给我贴一个标签，好像就是说我特别擅长干这个事儿，但其实没有，我的知识结构也没有那么均衡。像大学教授或者是曾经挂职的官员这样的标签，我也不太喜欢，其实在生活中我更希望自己能够剥离职业的外壳，去关注真实的内在。我希望我是一个持续地对很多事情都抱有好奇心，或者是抱有热情去做事情的人，而这和本身是什么职业可能没有必然的联系。也许10年后我不是大学教授了，去做其他工作了，我依然希望我的内核是不变的。
选书
阅读像是思想的健身，可以反复突破，摄取真正的精神食粮
读书周刊：图书馆的灵魂是书目，在皮囊和灵魂之间您选择了灵魂，这份选择并不容易。
杨素秋：这可能也是我长久以来的一个习惯，在某个环境里，它已经建立起了一个惯例，或者说大家都循规蹈矩，但我可能会在规矩之外再建立一个自我的标准，这个自我的标准根据的不是外在的评价，而是希望事情能够朝向我认为是正确的方向发展。
在整个选书配书的过程中，我们确实遇到了一些不太好的馆配商人。今年春天，我也和上海、南京等地的图书馆相关人员交流过馆配服务，我发现他们的馆配质量要好得多。我恰恰在西安这样一个中国的中西部地区，遇到的馆配质量也是中国的平均数。你可能会遇到一些阻力，一些尴尬的事情，包括最后你需要跟一些人去抗衡，这样的事情可能在发达地区没有这么严重，但在偏远的地区会严重些，这种差异的情况，我也希望从我的经历中能让大家有所了解。
事实上我只是做了一件我认为正确的事情，并没有多么高尚，就像如果你要开一家美妆店，你总不能让里面充满垃圾产品，比如过期的口红，就是这个道理。只是说我刚好是个爱书的人，又接到这样一个任务，我是不能够容忍我建的图书馆里装进垃圾的，垃圾我看着就恶心，这真的是一种生理反应。如果我进到哪个图书馆，看到的全是我认为的垃圾书，我真的会转身就走，这是我的一个生活习惯而已。
读书周刊：现在回头看整个选书的旅程，还有什么地方您存有遗憾或想要改进的吗？
杨素秋：我在书中写了，西安的碑林区有“两最”。一个是西安市面积最小的区县，仅23平方公里；一个是西安市单位面积GDP最高的区县，商业繁华，旺铺抢手。这就注定了碑林区图书馆很难找到现成的楼体，只能被迫建于商场地下，成为“地下室图书馆”。不过今年八九月份，就会搬到新址去，图书馆还是应该在一个阳光通透的地方。
更重要的是，我觉得面向10岁以上的少年读书活动，以及面向成年读者的优质读书活动是不够多的。在碑林区图书馆或者在全国许许多多的图书馆里，大量的活动都是绘本讲读活动，每周我们都会有固定的小读者来，他们的黏合度非常高。但是到了10至16岁，专门为少年做的活动，在我们馆几乎是空白的。我觉得这是很多元素叠加在一起导致的，很多家长在这个阶段开始向孩子们加压，更希望他们去读学校的必读书，甚至阻拦他们读其他课外书，所以我们的图书市场这类作品遇冷。
事实上我觉得孩子们的阅读恰恰是在这个时间出现了分化，我们需要引导他们去读各种各样的书籍，这样才会让他们成年以后都一直延续着阅读的热情。
我们国内现在的情况是10岁以前的孩子读书特别多，10岁以后迅速收缩，到了大学他们就会很茫然。我接触大学生比较多，很多学生会说“老师我已经差不多七八年没怎么看过有趣的书了，我也不知道该看什么书”。它开始出现一个空洞，这个空洞会造成一个青年的茫然，也可能会让一个人厌恶读书。
读书周刊：所以书中有篇文章叫《“做题家”，我们一起读诗吧》，也是有这方面的思考？
杨素秋：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启蒙无数青年学子走向文学道路的语文课变得枯索无聊，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不再信任语文课能够帮助学子抵达文学。“做题家”是当下社会的热点，更是人文教育中的痛点，身在大学校园并以文学研究为业的我们面对这样的议题也多是连连叹息。在以正确率为指标的“做题”制度下，我们的确只能培养出“做题家”。
我说“一起读诗”，是希望“做题家”能拥有乐观与诗性，这些品质在如今的时代太匮乏了。所以我们需要阅读，我觉得阅读有点像是思想的健身。你有没有在一件让你觉得累、苦的事情上反复突破，摄取真正的精神食粮，让你的思想核心变得更稳固、更强大？同时，你有没有不断自省？如果有的话，你就可以度过无数情绪的低谷，抵御人生的很多波折。
读书
读书成为动态的分享，这让人看到一种旺盛的精神生活
读书周刊：一个理想的区级的图书馆，您觉得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杨素秋：一个区级的图书馆，我想跟省级、市级图书馆的功能还不太一样，它应该更倾向于为大众服务，还要跟当地的社区有一定的互动。它应该不仅仅提供借阅功能，更要让这里成为一个有意思的公共空间。
碑林区图书馆附近有全国最大的石碑博物馆——碑林，我们图书馆也设立了碑帖专区，把它做成特色。爱好书法的社区群众喜闻乐见，来碑林没看够的外地游客也能在这儿继续旅程，坐下来一页页慢慢翻看稀有碑帖。此外，我们还设置了一个比较大的桌子，是可以用来清水习字的，基本每天都会有老年人来练字，这时候你会发现，这里就像公共活动中心，人们可以在这里找志趣相近的人，然后进行交流，还可以形成有效的社群连接。现在的空巢老人很多，人与人之间容易产生疏离感，我希望一个区级的图书馆能够发挥连接的作用。
读书周刊：您在筹建图书馆时，去了很多其他图书馆调研，积累了怎样的经验？
杨素秋：我们去了鄂尔多斯图书馆，见到了玻璃展柜中精装布面的蒙古语叙事长诗，还见到了“你选书，我买单”的借阅模式——图书馆里有个小书店，特别之处在于，读者挑选自己喜爱的书拿到前台，不用付钱。工作人员帮你买下来，然后给书编目登记。读者立刻就可以借阅回家。后来碑林区图书馆也借鉴了这种模式。
还有一个大学生村官负责的县城村镇图书馆，经费和书都有限，但他每周给当地孩子们组织讲座和交流活动，读书成为动态的分享，这让人看到一种旺盛的精神生活。
我们图书馆有两个区域还借鉴了美国西雅图的公共图书馆。西雅图有个社区图书馆好像只有300平方米，非常小，可是它竟然有漫画区和外文图书区，还有很多中文绘本，可以说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我建的图书馆也很小，但我希望它也能功能齐全，后来我们也开设了外文童书区漫画区，漫画区的借阅率特别高。
读书周刊：如今，遍布全国的社区图书馆日益成为市民享受“书香”的好去处。然而，一些社区图书馆的管理细节不尽如人意，体验感还“差点意思”。
杨素秋：有人和我说过，他有一个美国朋友是图书馆学的博士，他找到一个工作，是在美国的一个社区图书馆，那是个几百平方米的社区，就像我们的一个借阅室一样，但他特别开心，觉得专业很对口，经常在那搞活动，弄得风生水起。
可是我们这里如果一个博士分到一个社区去做图书馆管理员，他或许会很不甘心。于是，大量的社区图书馆、乡村图书馆都没有专业的人员去管理，甚至可能是一个其他岗位的工作人员来兼职，而这个工作人员也很有可能不看书。正因为他不看书，他也就不会挑书，他更不会做活动，然后就没有人来读书，这个图书馆就名存实亡了。我曾去调研过一个社区图书馆，那里所有的书柜都是锁着的，柜子上都是灰，我让工作人员打开书柜，里面是鲤鱼的养殖技术这类书。
其实国家在公共文化上拨了很多钱，是很重视的，但是一个政策推行到末端的时候，可能就变样了。比如这样的图书馆，领导一来检查是有的，问有没有活动呢？找几个人来摆拍一下就有了，但实际上它是被闲置了。
谈书
图书馆这株花是长在土壤里的，而不是掐了根放在瓶子里的
读书周刊：有人说这本书不仅是关于图书馆的，还关于什么是美好生活，什么是有意义的生活。您怎么看？
杨素秋：很多读者好像觉得我做了一个很了不起的事情，但这其实没有那么了不起。我举一个例子。有一次我到宁波去做讲座，当时那个图书馆的馆长说：“从报道里看到你建了一个图书馆，我还没看到你的书，你那个图书馆多大？”我说3000平方米，他当时就愣了一下，因为他没想到一个3000平方米的图书馆会被报道，他们那儿都是几万平方米。我举这个例子，说明实际上我做的是非常小的一件事情。
我写这本书并不是标榜我的生活是高于别人的，我的行为有多么好，但是当我看到读者的评论，我才反应过来，这个故事产生了这样的效应，让人们感受到了理想和现实之间的抗争关系。
读书周刊：有哪些评论让您印象深刻？
杨素秋：我记得有个评论的意思是说，现在很多人都觉得丧，或者说卷不动了，经常对这里很无力，对那里很愤怒，觉得环境让他们很失望。这本书可能提供了一个样本，告诉人们环境其实是可以松动的，如果你想办法用锄头去挖一挖，那个地也不是那么板结。
我们生活的环境没有完美的，每个工作几乎都有你可以吐槽的地方，我想任何一个体系时间长了都会有一些淤堵，我没有乐观地说我一个人进来就可以把这个淤堵全部挖开，但是我总觉得可以挖一点点，总是要去试一下。
读书周刊：您的这段经历在目前的生活或者工作中给您带来什么改变吗？
杨素秋：建图书馆的过程让我打破了一些信息壁垒，我想象中的群众和我真正接触到的群众还是不一样的。我去社区走访的时候，遇到不止一两个人问我，去图书馆看书一个小时多少钱？你们那的书怎么卖？我才意识到，在中国有大量的人是不知道图书馆是公益机构，甚至不理解图书馆为什么是免费的。这是不是跟我们的想象大相径庭？因为我周围都是高校老师，都知道图书馆是怎样的，我就以为世界上人人都知道。
这个过程给了我一个刺激，我们实在是太自以为是了，太活在自己的小圈子里了。因为这个经历我会更多地往外走，愿意听别人在说什么，包括我现在在大学里，下课的时候，我都会找不同的同学聊聊天，多听听他们的想法，才会避免用自以为是的套路去讲课。
读书周刊：“春天来了，飞絮悠然而起。悬铃木的小伞毛茸茸，杨柳的细绒在地上打滚儿，我被这些小东西弄得喷嚏不止，但又觉得它们生动。白绒球遇见白绒球就牵上了，大的裹着小的做前翻滚，很快团成一团飘起来，轻盈得如同肥皂泡。他们聚集到停车场的角落呼朋引伴，被风鼓荡着，从一排栅栏里往外挤，像小孩放学时争着奔出校门，你推我搡叽叽喳喳，一涌出栅栏就嘭地炸开，庆祝一般。我站在旁边看得笑出声。”
书中像这样的“闲笔”非常多，您常常写着挂职故事，突然就荡开一笔，去写一些看似与主线情节无关的东西。这是有意的设计吗？
杨素秋：因为我不想把图书馆写成一个孤零零的、四周是一片荒芜的建筑物，它应该就长在这片街道上，它就长在这个城市里，它的周围有雨水落下来，有钟楼旁边的飞鸟，有各种各样的小吃，我希望把这个环境编织起来，让大家觉得这株花是长在土壤里的，而不是掐了根放在瓶子里的。
《世上为什么要有图书馆》讲述了一个筹建图书馆的故事。作者杨素秋本是一位教文学的大学老师，在西安市碑林区文化和旅游体育局挂职期间，她把一个区级图书馆一砖一瓦一书地搭了起来。
但这又不单单是一个讲述图书馆怎么建成的故事，从这本书里还能看到来自各行各业鲜活有趣的选书人，感受一次理想与现实的碰撞，窥见当代读书人的精神世界。
故事的最后，杨素秋用文人的坚守，守住了自己心目中的“理想图书馆”，“它照亮了热爱阅读的心，这样的光芒一定不会轻易消失”。
对于要把建图书馆的经历写成一本书，杨素秋在写作之初就提出了疑惑：这件事儿挺冷门的，有人看吗？
该书的策划人和经纪人毛晓秋解释：建馆经历不仅呈现了知识分子的理想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冲突，从中也能看到图书馆提供的公共文化服务对群众产生了哪些影响，还从侧面展现了当代读书人的阅读史和精神世界。
豆瓣用户李山这样说道：生活中有太多事情看似合理，因为总有人跟我们说，这很正常呀，这向来如此。图书馆就这样一直存在着，看了这本书，我才知道它也是需要建造的。
《世上为什么要有图书馆》今年1月上架，豆瓣评分达到了9.0，杨素秋自称的这段“泥泞而兴奋的事”得到了无数读者的喜欢。
谈起建造图书馆的心得，杨素秋坦言，去文旅部门挂职之初，从没想过这个位于十三朝古都西安市中心的城区，一直没有图书馆。而筹建过程中的每一步都让她更加错愕：当地居民对公共图书馆的茫然，临时场馆只能选在商场的地下室，配书时这里成为某些书商的库存倾销处，领导对图书馆功能和投入的质疑……
为了守护自己心中的“理想图书馆”，杨素秋不再“随和”：她不盲目听信装修商的报价，而是先去购物网站查找同款，再去搜索测评文章和视频，比较不同品牌的特性。她开始学习二次消防的面积分割，颗粒板、多层板和实木板的价格差距，公共图书馆的照明标准等。为了节约经费，她还自己手绘草稿。
图书馆的灵魂是书目，杨素秋曾提到约翰·科顿·丹纳在《图书馆入门》中为公共图书馆建构了一个理想的“选书人”形象：这个人首先得是个书虫，有丰富学养，能带领孩子们阅读好书。但他又绝不应该是个书呆子，不宜过于沉湎于书籍，要多出来走走，以免与大众脱节，无法了解低学历人群的需求。
选书不简单，为公共图书馆选书更是难上加难，既要在专业性和普适性之间做出平衡，又要在个人趣味与公共意见之间把握尺度。在两难的境遇中，我们看到一位既热爱书籍又热心于社会公益的“选书人”在书海中穿行。
在杨素秋笔下，这段经历并没有显得苦涩、无奈或者愤世嫉俗，反倒有许多乐趣和感动。书中更动人的部分是那些爱书之人的故事：摸着《世界通史》读出声的视障读者，迷恋武侠小说、想扭转职高阅读风气的老师，把整套漫画书搬来的漫画迷……他们在这里阅读，也通过阅读分享自己的生活，这样的故事或许正好回应了：世上为什么要有图书馆。
出书
想写写我的理想与坚持，能够持续地对很多事情抱有好奇心，希望我的内核是不变的
读书周刊：《世上为什么要有图书馆》已经凭读者好评出圈，现在看来当初的担心多余了吧？
杨素秋：我最初想写这本书，就是想写写我的理想与坚持。我这本书是有经纪人的，基本的流程是经纪人找我写，我先写出2万字，然后不同的出版社阅读这个样章，如果感兴趣就开始投标，给出价格。我当初写好了2万字之后，并不是很有把握，我会怀疑一个建图书馆的故事会有那么多人感兴趣吗。这应该不是那么热的题材。但当时招标的情况还挺好的，我就有了一些信心。
文稿都完成后，出版社问我是否对销量有预期，我算是个新人作者，觉得能加印一次就很满意了，结果这本书1月份出版，2月份就加印了，我觉得我的任务完成了，其他的都是多出来的部分，是意外之喜。
读书周刊：这本书的封面是一张借书卡，似乎和您筹建的西安碑林区图书馆并没什么关系，为什么选了这个封面？
杨素秋：起初，责编刘宇婷老师计划拍几张碑林区图书馆的实地照片做封面，但是始终没有找到独特的、有代表性的。她和同事想来想去，换了个思路：考虑下借书卡如何？我便从陕西省图书馆借来了几本厚厚的旧书——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杜甫传》《名利场》《城市姑娘》《月亮宝石》，寄给宇婷拍照取景，她最终选定了《名利场》的借书卡。
在数字化和互联网普及之前，馆藏图书都使用老式的纸质借书卡，白色的硬卡纸，打上编号和格子，插在正文后的纸袋里，上面有手写的借书人姓名、借书日期。有些借书卡已经字迹模糊，纸张泛黄，年代感十足。借书卡是图书馆专有的元素，代表着图书馆的公共性——图书在爱书人之间的流动，以及某种趣味相投的共识。一些当年流行的热门书，借书卡上的名字挤得满满当当，还有人通过借书卡上的名字，结交到了志同道合的好友。所以这也符合我们对于图书馆的一种期待，希望它能够连接读书人。
读书周刊：大学教授、政府官员、公共选书人，这几个身份在您的身上是如何结合的？
杨素秋：我不太喜欢强调自己身上的标签，比如，到一个地方去，有人介绍我是一个公共选书人，我其实会有一点尴尬，因为我觉得跟周围的老师相比，我不算学识渊博，我之所以成了一个公共选书人，只是因为恰好我在那个职位上。所以一旦给我贴一个标签，好像就是说我特别擅长干这个事儿，但其实没有，我的知识结构也没有那么均衡。像大学教授或者是曾经挂职的官员这样的标签，我也不太喜欢，其实在生活中我更希望自己能够剥离职业的外壳，去关注真实的内在。我希望我是一个持续地对很多事情都抱有好奇心，或者是抱有热情去做事情的人，而这和本身是什么职业可能没有必然的联系。也许10年后我不是大学教授了，去做其他工作了，我依然希望我的内核是不变的。
选书
阅读像是思想的健身，可以反复突破，摄取真正的精神食粮
读书周刊：图书馆的灵魂是书目，在皮囊和灵魂之间您选择了灵魂，这份选择并不容易。
杨素秋：这可能也是我长久以来的一个习惯，在某个环境里，它已经建立起了一个惯例，或者说大家都循规蹈矩，但我可能会在规矩之外再建立一个自我的标准，这个自我的标准根据的不是外在的评价，而是希望事情能够朝向我认为是正确的方向发展。
在整个选书配书的过程中，我们确实遇到了一些不太好的馆配商人。今年春天，我也和上海、南京等地的图书馆相关人员交流过馆配服务，我发现他们的馆配质量要好得多。我恰恰在西安这样一个中国的中西部地区，遇到的馆配质量也是中国的平均数。你可能会遇到一些阻力，一些尴尬的事情，包括最后你需要跟一些人去抗衡，这样的事情可能在发达地区没有这么严重，但在偏远的地区会严重些，这种差异的情况，我也希望从我的经历中能让大家有所了解。
事实上我只是做了一件我认为正确的事情，并没有多么高尚，就像如果你要开一家美妆店，你总不能让里面充满垃圾产品，比如过期的口红，就是这个道理。只是说我刚好是个爱书的人，又接到这样一个任务，我是不能够容忍我建的图书馆里装进垃圾的，垃圾我看着就恶心，这真的是一种生理反应。如果我进到哪个图书馆，看到的全是我认为的垃圾书，我真的会转身就走，这是我的一个生活习惯而已。
读书周刊：现在回头看整个选书的旅程，还有什么地方您存有遗憾或想要改进的吗？
杨素秋：我在书中写了，西安的碑林区有“两最”。一个是西安市面积最小的区县，仅23平方公里；一个是西安市单位面积GDP最高的区县，商业繁华，旺铺抢手。这就注定了碑林区图书馆很难找到现成的楼体，只能被迫建于商场地下，成为“地下室图书馆”。不过今年八九月份，就会搬到新址去，图书馆还是应该在一个阳光通透的地方。
更重要的是，我觉得面向10岁以上的少年读书活动，以及面向成年读者的优质读书活动是不够多的。在碑林区图书馆或者在全国许许多多的图书馆里，大量的活动都是绘本讲读活动，每周我们都会有固定的小读者来，他们的黏合度非常高。但是到了10至16岁，专门为少年做的活动，在我们馆几乎是空白的。我觉得这是很多元素叠加在一起导致的，很多家长在这个阶段开始向孩子们加压，更希望他们去读学校的必读书，甚至阻拦他们读其他课外书，所以我们的图书市场这类作品遇冷。
事实上我觉得孩子们的阅读恰恰是在这个时间出现了分化，我们需要引导他们去读各种各样的书籍，这样才会让他们成年以后都一直延续着阅读的热情。
我们国内现在的情况是10岁以前的孩子读书特别多，10岁以后迅速收缩，到了大学他们就会很茫然。我接触大学生比较多，很多学生会说“老师我已经差不多七八年没怎么看过有趣的书了，我也不知道该看什么书”。它开始出现一个空洞，这个空洞会造成一个青年的茫然，也可能会让一个人厌恶读书。
读书周刊：所以书中有篇文章叫《“做题家”，我们一起读诗吧》，也是有这方面的思考？
杨素秋：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启蒙无数青年学子走向文学道路的语文课变得枯索无聊，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不再信任语文课能够帮助学子抵达文学。“做题家”是当下社会的热点，更是人文教育中的痛点，身在大学校园并以文学研究为业的我们面对这样的议题也多是连连叹息。在以正确率为指标的“做题”制度下，我们的确只能培养出“做题家”。
我说“一起读诗”，是希望“做题家”能拥有乐观与诗性，这些品质在如今的时代太匮乏了。所以我们需要阅读，我觉得阅读有点像是思想的健身。你有没有在一件让你觉得累、苦的事情上反复突破，摄取真正的精神食粮，让你的思想核心变得更稳固、更强大？同时，你有没有不断自省？如果有的话，你就可以度过无数情绪的低谷，抵御人生的很多波折。
读书
读书成为动态的分享，这让人看到一种旺盛的精神生活
读书周刊：一个理想的区级的图书馆，您觉得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杨素秋：一个区级的图书馆，我想跟省级、市级图书馆的功能还不太一样，它应该更倾向于为大众服务，还要跟当地的社区有一定的互动。它应该不仅仅提供借阅功能，更要让这里成为一个有意思的公共空间。
碑林区图书馆附近有全国最大的石碑博物馆——碑林，我们图书馆也设立了碑帖专区，把它做成特色。爱好书法的社区群众喜闻乐见，来碑林没看够的外地游客也能在这儿继续旅程，坐下来一页页慢慢翻看稀有碑帖。此外，我们还设置了一个比较大的桌子，是可以用来清水习字的，基本每天都会有老年人来练字，这时候你会发现，这里就像公共活动中心，人们可以在这里找志趣相近的人，然后进行交流，还可以形成有效的社群连接。现在的空巢老人很多，人与人之间容易产生疏离感，我希望一个区级的图书馆能够发挥连接的作用。
读书周刊：您在筹建图书馆时，去了很多其他图书馆调研，积累了怎样的经验？
杨素秋：我们去了鄂尔多斯图书馆，见到了玻璃展柜中精装布面的蒙古语叙事长诗，还见到了“你选书，我买单”的借阅模式——图书馆里有个小书店，特别之处在于，读者挑选自己喜爱的书拿到前台，不用付钱。工作人员帮你买下来，然后给书编目登记。读者立刻就可以借阅回家。后来碑林区图书馆也借鉴了这种模式。
还有一个大学生村官负责的县城村镇图书馆，经费和书都有限，但他每周给当地孩子们组织讲座和交流活动，读书成为动态的分享，这让人看到一种旺盛的精神生活。
我们图书馆有两个区域还借鉴了美国西雅图的公共图书馆。西雅图有个社区图书馆好像只有300平方米，非常小，可是它竟然有漫画区和外文图书区，还有很多中文绘本，可以说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我建的图书馆也很小，但我希望它也能功能齐全，后来我们也开设了外文童书区漫画区，漫画区的借阅率特别高。
读书周刊：如今，遍布全国的社区图书馆日益成为市民享受“书香”的好去处。然而，一些社区图书馆的管理细节不尽如人意，体验感还“差点意思”。
杨素秋：有人和我说过，他有一个美国朋友是图书馆学的博士，他找到一个工作，是在美国的一个社区图书馆，那是个几百平方米的社区，就像我们的一个借阅室一样，但他特别开心，觉得专业很对口，经常在那搞活动，弄得风生水起。
可是我们这里如果一个博士分到一个社区去做图书馆管理员，他或许会很不甘心。于是，大量的社区图书馆、乡村图书馆都没有专业的人员去管理，甚至可能是一个其他岗位的工作人员来兼职，而这个工作人员也很有可能不看书。正因为他不看书，他也就不会挑书，他更不会做活动，然后就没有人来读书，这个图书馆就名存实亡了。我曾去调研过一个社区图书馆，那里所有的书柜都是锁着的，柜子上都是灰，我让工作人员打开书柜，里面是鲤鱼的养殖技术这类书。
其实国家在公共文化上拨了很多钱，是很重视的，但是一个政策推行到末端的时候，可能就变样了。比如这样的图书馆，领导一来检查是有的，问有没有活动呢？找几个人来摆拍一下就有了，但实际上它是被闲置了。
谈书
图书馆这株花是长在土壤里的，而不是掐了根放在瓶子里的
读书周刊：有人说这本书不仅是关于图书馆的，还关于什么是美好生活，什么是有意义的生活。您怎么看？
杨素秋：很多读者好像觉得我做了一个很了不起的事情，但这其实没有那么了不起。我举一个例子。有一次我到宁波去做讲座，当时那个图书馆的馆长说：“从报道里看到你建了一个图书馆，我还没看到你的书，你那个图书馆多大？”我说3000平方米，他当时就愣了一下，因为他没想到一个3000平方米的图书馆会被报道，他们那儿都是几万平方米。我举这个例子，说明实际上我做的是非常小的一件事情。
我写这本书并不是标榜我的生活是高于别人的，我的行为有多么好，但是当我看到读者的评论，我才反应过来，这个故事产生了这样的效应，让人们感受到了理想和现实之间的抗争关系。
读书周刊：有哪些评论让您印象深刻？
杨素秋：我记得有个评论的意思是说，现在很多人都觉得丧，或者说卷不动了，经常对这里很无力，对那里很愤怒，觉得环境让他们很失望。这本书可能提供了一个样本，告诉人们环境其实是可以松动的，如果你想办法用锄头去挖一挖，那个地也不是那么板结。
我们生活的环境没有完美的，每个工作几乎都有你可以吐槽的地方，我想任何一个体系时间长了都会有一些淤堵，我没有乐观地说我一个人进来就可以把这个淤堵全部挖开，但是我总觉得可以挖一点点，总是要去试一下。
读书周刊：您的这段经历在目前的生活或者工作中给您带来什么改变吗？
杨素秋：建图书馆的过程让我打破了一些信息壁垒，我想象中的群众和我真正接触到的群众还是不一样的。我去社区走访的时候，遇到不止一两个人问我，去图书馆看书一个小时多少钱？你们那的书怎么卖？我才意识到，在中国有大量的人是不知道图书馆是公益机构，甚至不理解图书馆为什么是免费的。这是不是跟我们的想象大相径庭？因为我周围都是高校老师，都知道图书馆是怎样的，我就以为世界上人人都知道。
这个过程给了我一个刺激，我们实在是太自以为是了，太活在自己的小圈子里了。因为这个经历我会更多地往外走，愿意听别人在说什么，包括我现在在大学里，下课的时候，我都会找不同的同学聊聊天，多听听他们的想法，才会避免用自以为是的套路去讲课。
读书周刊：“春天来了，飞絮悠然而起。悬铃木的小伞毛茸茸，杨柳的细绒在地上打滚儿，我被这些小东西弄得喷嚏不止，但又觉得它们生动。白绒球遇见白绒球就牵上了，大的裹着小的做前翻滚，很快团成一团飘起来，轻盈得如同肥皂泡。他们聚集到停车场的角落呼朋引伴，被风鼓荡着，从一排栅栏里往外挤，像小孩放学时争着奔出校门，你推我搡叽叽喳喳，一涌出栅栏就嘭地炸开，庆祝一般。我站在旁边看得笑出声。”
书中像这样的“闲笔”非常多，您常常写着挂职故事，突然就荡开一笔，去写一些看似与主线情节无关的东西。这是有意的设计吗？
杨素秋：因为我不想把图书馆写成一个孤零零的、四周是一片荒芜的建筑物，它应该就长在这片街道上，它就长在这个城市里，它的周围有雨水落下来，有钟楼旁边的飞鸟，有各种各样的小吃，我希望把这个环境编织起来，让大家觉得这株花是长在土壤里的，而不是掐了根放在瓶子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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