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多数情况下，小说的开头会为整个阅读体验定下总基调，就像萍水相逢的两个人初次见面时的握手，从力道和触感便能大致判断，是敷衍的客套、还是真诚的友好，是恰到好处的点到为止、还是太过紧张而用力过猛。
但也有例外。
《信任》的开头就是这样：“本杰明·拉斯克具备几乎所有与生俱来的优势，却也因此被剥夺了一项特权：他没有一种英雄般崛起的经历。他的成长故事中缺乏砥砺和不屈不挠，也没有依靠坚不可摧的意志从近乎废墟之上为自己打造一个黄金铺路的命运。”
它带给我的感觉是复杂的，有一见如故的亲切感，也有故弄玄虚的挑逗意味，更直接击中了我多年从事美国文学研究的职业神经，让我一下子兴奋起来。“美国梦”、白手起家、个人主义精神，是我对它产生的条件反射，我不禁有点“一眼看穿”的自鸣得意。
然而，刚读到一百页出头，故事戛然而止，我顿时意识到起先的“专业”判断还是“草率了”。接下来，我决定遵从纳博科夫“用脊背阅读”的建议：“浑身放松，让脊梁骨来指挥”，尽可能抑制住“职业病”的头脑，用“两块肩胛骨之间的部位真正领略艺术带来的欣悦”。
事实也证明，这种阅读方式格外适合这本小说。我的确不止一次感受到了纳博科夫所言的“背脊的微微震颤”。但有趣的是，这多半源于自视“专业读者”的我不断被小说作者埃尔南·迪亚斯“诱骗”的快感。事实上，从那个短篇故事集一般的目录开始，我便一步步进入他精心设计的虚构迷宫。看似独立的四种叙事声音，实则有所重叠的“主人公们”，以及他们相互交织的故事完全捕获了我。我明知他们不可信，却依然心甘情愿、甚至迫不及待地跟随不同叙事者的脚步。每当我几乎完全沉浸于故事，猝不及防的叙事切换又强行地把我拉了出来。一通读下来，简直就像坐过山车一般：有屏住呼吸的小心翼翼，也有一口气完成的酣畅痛快，是明明做好了充分的心理准备，但出其不意的反转依然会让我惊呼感叹，是过程中急切地想抵达终点，却在真正抵达时意犹未尽而不愿离开。
不久前，作者迪亚斯来到上海。当我们谈起“信任”在这本小说的多重含义时（信任的英文trust既可当名词、也可当动词，亦可用作金融术语“信托”和商业术语“托拉斯”），迪亚斯解释了以它为题的初衷。除了作为金融和商业用语与小说主题和人物身份形成意义双关之外，他更希望通过题目与整部小说之间的反讽张力让人们看到“信任”的风险，让读者产生“为何会相信某个故事、某种声音”的自我质疑、以至于患上一种“快乐的妄想和多疑症”。而当我向他描述我的阅读体验，他笑着说：“没错，很多读者也是这种感觉。这其实是另一种‘信任’，存在于读者与作者之间——我相信读者的理解力，他们比我聪明得多；读者也愿意相信我，相信我不会愚弄他们。因为在我看来，尊重读者是虚构写作的基本伦理准则。”
在迪亚斯为自己建构的职业道德体系中，“尊重人物”是另一基本原则。他跟我描述道：“每当我读到有些小说创造一个人物，就是为了玩弄他取笑他、或是为了证明某种道德观故意设陷阱惩罚他，我都感到非常生气和沮丧。”《信任》中，迪亚斯的确展现出他对人物的极大尊重。主人公贝维尔没有被刻画成身穿条纹西装、头戴高顶礼帽的资本家小丑，也不是口叼雪茄、大腹便便的油腻大亨，而是一个拥有复杂矛盾人格、霸道虚伪却也流露出脆弱和真情的人。尽管贝维尔不讨人喜欢，但迪亚斯给了他起码的为人的尊严，尽管他的世界观令人无法认同甚至令人憎恶，但他并不冷血，并非麻木的空心人。
“小说是虚构的，但不是虚假的，虚构并不意味着可以撒谎或者欺骗”，迪亚斯如是说。
《信任》用故事嵌套故事的方式展现了何为叙事，用后一个叙事解构前一个叙事的方式展现了何为虚构、何为谎言。小说中，贝维尔的自传颠覆了以他和妻子为原型的畅销小说，而他的秘书又以回忆录的形式披露了贝维尔所谓自传的真实诞生过程，并通过贝维尔妻子临终前的日记进一步揭穿了那部畅销小说作者和贝维尔各自的谎言。从小说到自传，再到回忆录和日记，《信任》的四个故事采用了“真实性”依次增强的四种体裁，让我们感到正在一步步走近真相。但很难说，我们最终获得了真相。毕竟，无论是贝维尔秘书的回忆录、还是贝维尔妻子的日记，终究是另一种形式的叙事：同样是“有限”的视角，同样带有书写者的主观色彩。
合上书，我猛然清醒，这一切难道不也是迪亚斯的虚构吗？他是在用虚构拆解虚构的过程，比起故事的真相，迪亚斯似乎更希望帮我们认清叙事的真相。它被权力操控、压制甚至篡改——正如贝维尔的妻子，那个成就贝维尔发家神话的幕后金融天才，却被“一家之主”的丈夫描述为娇弱的“金丝雀”，被畅销小说家为了更加博人眼球而捏造为身患精神分裂症的疯子；它也被权力利用、帮助权力巩固自身的合法性——正如贝维尔在“自我叙事”中不断强调自己的所作所为都是在捍卫国家利益，从而为自己见不得光的财富积累给予神圣化的正名。
“某种意义上，我们就生活在一个叙事的空间，我们的所见、所闻、所言说本质上都是一种叙事，其背后有权力的运作，其本身也带有视角的主观性甚至偏颇。”谈到这里，我不免有些悲观。“我们还有可能获得真相吗？特别是在如今这个被称为‘后真相’的时代。”我问迪亚斯。
“‘后真相’，一个多么愚蠢、令人生厌的词！”迪亚斯略显激动地回应。“不过，那里的真相是社会学家和政治评论家更关心的事，而我作为小说家，更感兴趣的是虚构中的真实，当然，它不一定、也不需要对应真实的现实。在我看来，虚构是一种特别的‘技术’，通过独特而有意义的形式、具有视觉和听觉美感的语言，还有或奔涌或涓涓的情感，虚构让真实成为一种‘在场’，供人们去感受、去体验，尽管是在想象的空间。”
“这正是虚构的魔力”，我说。迪亚斯却纠正我：“我更想称它为虚构的美。因为魔力通常被认为是一种超乎我们控制、甚至超乎宇宙的神秘力量，但虚构之美却是切实可见、有迹可循的。”
他说的没错。世界是复杂的，世界的面相是无限的，而好的小说能够凭借自由的想象和虚构的特权，为读者打开一扇新的通往世界的窗户。阅读小说的过程中，我们不仅能看到窗外的景象，还能看到窗户本身，亦能认识到窗户是如何被打开的。
《信任》做到了。
迪亚斯对虚构之美的忠诚和捍卫，还源于他是一个“感官主义者”。他在意排版的空行和空页创造出的视觉效果，在意词句音韵产生的听觉美感，而创作小说为他带来了多重的感官享受。迪亚斯告诉我，他之所以至今依然坚持用钢笔在笔记本上写小说的第一稿，因为他喜欢看着墨水一点一点从笔端流淌，听着笔尖与纸张摩擦而发出的声响，感受意义和语言的交融，体会一个单词、一个句子、一段话与皮肤触碰时激发的情绪、从身体穿过时激起的情感。
说这些话时，迪亚斯显得严肃而真诚。我突然明白了他为何格外强调“尊重”：尊重读者、尊重人物、尊重真实，那是他对虚构、对文学的尊重。他清楚地知道叙事的权力意味着什么，但他更珍惜与文字的每一场翩然起舞。
作者：孙璐 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教授
大多数情况下，小说的开头会为整个阅读体验定下总基调，就像萍水相逢的两个人初次见面时的握手，从力道和触感便能大致判断，是敷衍的客套、还是真诚的友好，是恰到好处的点到为止、还是太过紧张而用力过猛。
但也有例外。
《信任》的开头就是这样：“本杰明·拉斯克具备几乎所有与生俱来的优势，却也因此被剥夺了一项特权：他没有一种英雄般崛起的经历。他的成长故事中缺乏砥砺和不屈不挠，也没有依靠坚不可摧的意志从近乎废墟之上为自己打造一个黄金铺路的命运。”
它带给我的感觉是复杂的，有一见如故的亲切感，也有故弄玄虚的挑逗意味，更直接击中了我多年从事美国文学研究的职业神经，让我一下子兴奋起来。“美国梦”、白手起家、个人主义精神，是我对它产生的条件反射，我不禁有点“一眼看穿”的自鸣得意。
然而，刚读到一百页出头，故事戛然而止，我顿时意识到起先的“专业”判断还是“草率了”。接下来，我决定遵从纳博科夫“用脊背阅读”的建议：“浑身放松，让脊梁骨来指挥”，尽可能抑制住“职业病”的头脑，用“两块肩胛骨之间的部位真正领略艺术带来的欣悦”。
事实也证明，这种阅读方式格外适合这本小说。我的确不止一次感受到了纳博科夫所言的“背脊的微微震颤”。但有趣的是，这多半源于自视“专业读者”的我不断被小说作者埃尔南·迪亚斯“诱骗”的快感。事实上，从那个短篇故事集一般的目录开始，我便一步步进入他精心设计的虚构迷宫。看似独立的四种叙事声音，实则有所重叠的“主人公们”，以及他们相互交织的故事完全捕获了我。我明知他们不可信，却依然心甘情愿、甚至迫不及待地跟随不同叙事者的脚步。每当我几乎完全沉浸于故事，猝不及防的叙事切换又强行地把我拉了出来。一通读下来，简直就像坐过山车一般：有屏住呼吸的小心翼翼，也有一口气完成的酣畅痛快，是明明做好了充分的心理准备，但出其不意的反转依然会让我惊呼感叹，是过程中急切地想抵达终点，却在真正抵达时意犹未尽而不愿离开。
不久前，作者迪亚斯来到上海。当我们谈起“信任”在这本小说的多重含义时（信任的英文trust既可当名词、也可当动词，亦可用作金融术语“信托”和商业术语“托拉斯”），迪亚斯解释了以它为题的初衷。除了作为金融和商业用语与小说主题和人物身份形成意义双关之外，他更希望通过题目与整部小说之间的反讽张力让人们看到“信任”的风险，让读者产生“为何会相信某个故事、某种声音”的自我质疑、以至于患上一种“快乐的妄想和多疑症”。而当我向他描述我的阅读体验，他笑着说：“没错，很多读者也是这种感觉。这其实是另一种‘信任’，存在于读者与作者之间——我相信读者的理解力，他们比我聪明得多；读者也愿意相信我，相信我不会愚弄他们。因为在我看来，尊重读者是虚构写作的基本伦理准则。”
在迪亚斯为自己建构的职业道德体系中，“尊重人物”是另一基本原则。他跟我描述道：“每当我读到有些小说创造一个人物，就是为了玩弄他取笑他、或是为了证明某种道德观故意设陷阱惩罚他，我都感到非常生气和沮丧。”《信任》中，迪亚斯的确展现出他对人物的极大尊重。主人公贝维尔没有被刻画成身穿条纹西装、头戴高顶礼帽的资本家小丑，也不是口叼雪茄、大腹便便的油腻大亨，而是一个拥有复杂矛盾人格、霸道虚伪却也流露出脆弱和真情的人。尽管贝维尔不讨人喜欢，但迪亚斯给了他起码的为人的尊严，尽管他的世界观令人无法认同甚至令人憎恶，但他并不冷血，并非麻木的空心人。
“小说是虚构的，但不是虚假的，虚构并不意味着可以撒谎或者欺骗”，迪亚斯如是说。
《信任》用故事嵌套故事的方式展现了何为叙事，用后一个叙事解构前一个叙事的方式展现了何为虚构、何为谎言。小说中，贝维尔的自传颠覆了以他和妻子为原型的畅销小说，而他的秘书又以回忆录的形式披露了贝维尔所谓自传的真实诞生过程，并通过贝维尔妻子临终前的日记进一步揭穿了那部畅销小说作者和贝维尔各自的谎言。从小说到自传，再到回忆录和日记，《信任》的四个故事采用了“真实性”依次增强的四种体裁，让我们感到正在一步步走近真相。但很难说，我们最终获得了真相。毕竟，无论是贝维尔秘书的回忆录、还是贝维尔妻子的日记，终究是另一种形式的叙事：同样是“有限”的视角，同样带有书写者的主观色彩。
合上书，我猛然清醒，这一切难道不也是迪亚斯的虚构吗？他是在用虚构拆解虚构的过程，比起故事的真相，迪亚斯似乎更希望帮我们认清叙事的真相。它被权力操控、压制甚至篡改——正如贝维尔的妻子，那个成就贝维尔发家神话的幕后金融天才，却被“一家之主”的丈夫描述为娇弱的“金丝雀”，被畅销小说家为了更加博人眼球而捏造为身患精神分裂症的疯子；它也被权力利用、帮助权力巩固自身的合法性——正如贝维尔在“自我叙事”中不断强调自己的所作所为都是在捍卫国家利益，从而为自己见不得光的财富积累给予神圣化的正名。
“某种意义上，我们就生活在一个叙事的空间，我们的所见、所闻、所言说本质上都是一种叙事，其背后有权力的运作，其本身也带有视角的主观性甚至偏颇。”谈到这里，我不免有些悲观。“我们还有可能获得真相吗？特别是在如今这个被称为‘后真相’的时代。”我问迪亚斯。
“‘后真相’，一个多么愚蠢、令人生厌的词！”迪亚斯略显激动地回应。“不过，那里的真相是社会学家和政治评论家更关心的事，而我作为小说家，更感兴趣的是虚构中的真实，当然，它不一定、也不需要对应真实的现实。在我看来，虚构是一种特别的‘技术’，通过独特而有意义的形式、具有视觉和听觉美感的语言，还有或奔涌或涓涓的情感，虚构让真实成为一种‘在场’，供人们去感受、去体验，尽管是在想象的空间。”
“这正是虚构的魔力”，我说。迪亚斯却纠正我：“我更想称它为虚构的美。因为魔力通常被认为是一种超乎我们控制、甚至超乎宇宙的神秘力量，但虚构之美却是切实可见、有迹可循的。”
他说的没错。世界是复杂的，世界的面相是无限的，而好的小说能够凭借自由的想象和虚构的特权，为读者打开一扇新的通往世界的窗户。阅读小说的过程中，我们不仅能看到窗外的景象，还能看到窗户本身，亦能认识到窗户是如何被打开的。
《信任》做到了。
迪亚斯对虚构之美的忠诚和捍卫，还源于他是一个“感官主义者”。他在意排版的空行和空页创造出的视觉效果，在意词句音韵产生的听觉美感，而创作小说为他带来了多重的感官享受。迪亚斯告诉我，他之所以至今依然坚持用钢笔在笔记本上写小说的第一稿，因为他喜欢看着墨水一点一点从笔端流淌，听着笔尖与纸张摩擦而发出的声响，感受意义和语言的交融，体会一个单词、一个句子、一段话与皮肤触碰时激发的情绪、从身体穿过时激起的情感。
说这些话时，迪亚斯显得严肃而真诚。我突然明白了他为何格外强调“尊重”：尊重读者、尊重人物、尊重真实，那是他对虚构、对文学的尊重。他清楚地知道叙事的权力意味着什么，但他更珍惜与文字的每一场翩然起舞。
作者：孙璐 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教授
本文链接：穿过故事的真相，看清叙事的真相http://www.sushuapos.com/show-6-8405-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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