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博物馆镇馆之宝王羲之《上虞帖》卷，去年亮相上虞博物馆。《上虞帖》所记之事皆发生于公元356年，王羲之的写作当在此年。其唐人摹本共7行58字。
“得书知问。吾夜来腹痛，不堪见卿，甚恨！想行复来。修龄来经日，今在上虞，月末当去。重熙旦便西，与别，不可言。不知安所在。未审时意云何，甚令人耿耿。”其中的地名“上虞”，就是我的家乡、今绍兴市上虞区。
暂且不论简札中的时代背景、人物之间的错综关系，单作为王羲之书法的唐人摹本，就足够令人瞩目。毕竟王羲之存世的书法作品太过珍稀，更何况《上虞帖》“草法随意洒脱，轻松自然，不拘小节”，实属难得。其“左右两上角皆钤有南唐墨印‘集贤院御书印’半印、‘内合同印’朱印，宋徽宗的泥金书签题‘晋王羲之上虞帖’”等，足见其艺术价值及受珍爱的程度。
同在绍兴一地，王羲之完成了“天下第一行书”《兰亭序》，数年后又留下一帧草书《上虞帖》。当然，也有赖于写下这帧摹本的唐人，否则今人就无缘欣赏王羲之晚年如此潇洒而富于张力的书风了。
摹本通常指临摹真本或翻刻的书画本。在我国古代书画复制中，临摹是重要的复制方式之一。北宋黄伯思在《东观余论》中提到：世人多不晓临摹之别，临谓以纸在古帖旁，观其形势而学之，若临渊之临，故谓之临。摹谓以薄纸覆古帖上，随其细大而拓之，若摹画之摹，故谓之摹。又有以厚纸覆帖上就明牖景而摹之，又谓之响拓焉。临与摹二者迥殊，不可乱也……中国古代书画的学习和流传，主要靠临摹。许多珍贵书画有临摹本，在原作无存的情况下，这些摹本为保存古代书画作品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除了临摹选用墨迹本，将“真迹临摹上石”，也不失为保存原作的一种捷径——毕竟，以石刻帖之寿有着其他材料所无法比拟的优势。
言及临摹刻帖，人们往往会想到宋太宗时所刻的10卷本《淳化阁帖》、清乾隆时所刻的《三希堂法帖》。皇家珍藏自能光照四野，但上乘的私家刻帖也不容小觑。如上虞的《天香楼藏帖》，就是明清书法艺术的集大成者。
天香楼主人王望霖是清代乾、嘉年间上虞梁湖乡人，他平日喜读书、藏书，亦工书法、善画兰竹怪石，因“有书数万卷”而建“天香楼”收藏。王望霖曾广收历代名家墨迹，汇集《天香楼藏帖》。这一碑刻工程于嘉庆元年开始动工，前后历时40年。此碑刻共200余方，现尚存100余方，保存了宋、元、明、清四代近百位书法名家190幅共计4万多字的墨迹。其中有“明末四书家”邢、张、米、董的书法，“吴门四子”唐、祝、文、周的书法，徐渭的《煎茶七类》行书真迹等。
书法入碑不同于普通刻石，要将透过宣纸的极为细腻的书法变化丝毫不差地表现于石上，相当于一次艺术的再创造。王望霖最为重要的工作，是精心选择上等的太湖石作为石材，然后再寻觅兼具书法和刻石艺术双雄的匠工完成任务。他经人介绍终于找到仁和（今余杭）的一代名匠范圣传，重金聘请他领衔铸碑事项，同时又请山阴著名书法家、金石家、姻弟杜煦作为技术顾问。王望霖苦心经营，常与刻工研讨，并参与其事。工场的人数虽不多，然“金石相击之声，终岁悦耳”，加之主人校勘甚严，不惜成本，且寒暑不殆，致使这一藏帖翘首于一地之刻石。难怪美学史论家、画家王伯敏这样赞叹：“由于摹刻者在王望霖严格的要求下，又有胜天的工巧，其所奏刀，不但体现了原作骨法用笔的形貌，更在于显示了原作的神韵。”
或许，有人会怀疑这些墨宝收集的真实性。这样的名人墨宝，能收藏到一幅已属不易，更何况上虞远离繁华，“第僻处乡隅，不能远搜博览”。而王望霖之所以能担此大任，主要有两个原因：一者，他出生在富有人家；二者，借了因捐资被授“中书”一职之便。“中书”属于负责皇宫撰拟、记载、缮写文书等事务一职，正是这个职位为他能亲手触摸、亲眼看见皇宫内一些明清书家的手迹提供了极大便利。今人曾将《天香楼藏帖》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书法真迹相比对，发现其中54位书法名家所作的91幅书法作品真迹源自北京皇宫，这不能不令人刮目相看。
《天香楼藏帖》曾在历史的浩渺烟海中深藏若虚、少为人识，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尤其是王望霖逝世后，这些碑刻也遭遇了离散的命运。随着天香楼遭废，碑刻或散失或残破……好在，后来《天香楼藏帖》大多被陆续找回并得以重新影印出版。启功先生称：“这套《藏帖》年代虽晚，但因所收作品均为明、清两代书法名家名作，而且刻得非常好，完整地保留了书法原作的神韵，可视为碑刻艺术的典范，在现存的碑帖中难得一见，故很有出版价值。”历代书法墨宝，使上虞这座历史文化名城再添辉煌，可谓是“僻处乡隅，亦可远搜博览”。
上海博物馆镇馆之宝王羲之《上虞帖》卷，去年亮相上虞博物馆。《上虞帖》所记之事皆发生于公元356年，王羲之的写作当在此年。其唐人摹本共7行58字。
“得书知问。吾夜来腹痛，不堪见卿，甚恨！想行复来。修龄来经日，今在上虞，月末当去。重熙旦便西，与别，不可言。不知安所在。未审时意云何，甚令人耿耿。”其中的地名“上虞”，就是我的家乡、今绍兴市上虞区。
暂且不论简札中的时代背景、人物之间的错综关系，单作为王羲之书法的唐人摹本，就足够令人瞩目。毕竟王羲之存世的书法作品太过珍稀，更何况《上虞帖》“草法随意洒脱，轻松自然，不拘小节”，实属难得。其“左右两上角皆钤有南唐墨印‘集贤院御书印’半印、‘内合同印’朱印，宋徽宗的泥金书签题‘晋王羲之上虞帖’”等，足见其艺术价值及受珍爱的程度。
同在绍兴一地，王羲之完成了“天下第一行书”《兰亭序》，数年后又留下一帧草书《上虞帖》。当然，也有赖于写下这帧摹本的唐人，否则今人就无缘欣赏王羲之晚年如此潇洒而富于张力的书风了。
摹本通常指临摹真本或翻刻的书画本。在我国古代书画复制中，临摹是重要的复制方式之一。北宋黄伯思在《东观余论》中提到：世人多不晓临摹之别，临谓以纸在古帖旁，观其形势而学之，若临渊之临，故谓之临。摹谓以薄纸覆古帖上，随其细大而拓之，若摹画之摹，故谓之摹。又有以厚纸覆帖上就明牖景而摹之，又谓之响拓焉。临与摹二者迥殊，不可乱也……中国古代书画的学习和流传，主要靠临摹。许多珍贵书画有临摹本，在原作无存的情况下，这些摹本为保存古代书画作品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除了临摹选用墨迹本，将“真迹临摹上石”，也不失为保存原作的一种捷径——毕竟，以石刻帖之寿有着其他材料所无法比拟的优势。
言及临摹刻帖，人们往往会想到宋太宗时所刻的10卷本《淳化阁帖》、清乾隆时所刻的《三希堂法帖》。皇家珍藏自能光照四野，但上乘的私家刻帖也不容小觑。如上虞的《天香楼藏帖》，就是明清书法艺术的集大成者。
天香楼主人王望霖是清代乾、嘉年间上虞梁湖乡人，他平日喜读书、藏书，亦工书法、善画兰竹怪石，因“有书数万卷”而建“天香楼”收藏。王望霖曾广收历代名家墨迹，汇集《天香楼藏帖》。这一碑刻工程于嘉庆元年开始动工，前后历时40年。此碑刻共200余方，现尚存100余方，保存了宋、元、明、清四代近百位书法名家190幅共计4万多字的墨迹。其中有“明末四书家”邢、张、米、董的书法，“吴门四子”唐、祝、文、周的书法，徐渭的《煎茶七类》行书真迹等。
书法入碑不同于普通刻石，要将透过宣纸的极为细腻的书法变化丝毫不差地表现于石上，相当于一次艺术的再创造。王望霖最为重要的工作，是精心选择上等的太湖石作为石材，然后再寻觅兼具书法和刻石艺术双雄的匠工完成任务。他经人介绍终于找到仁和（今余杭）的一代名匠范圣传，重金聘请他领衔铸碑事项，同时又请山阴著名书法家、金石家、姻弟杜煦作为技术顾问。王望霖苦心经营，常与刻工研讨，并参与其事。工场的人数虽不多，然“金石相击之声，终岁悦耳”，加之主人校勘甚严，不惜成本，且寒暑不殆，致使这一藏帖翘首于一地之刻石。难怪美学史论家、画家王伯敏这样赞叹：“由于摹刻者在王望霖严格的要求下，又有胜天的工巧，其所奏刀，不但体现了原作骨法用笔的形貌，更在于显示了原作的神韵。”
或许，有人会怀疑这些墨宝收集的真实性。这样的名人墨宝，能收藏到一幅已属不易，更何况上虞远离繁华，“第僻处乡隅，不能远搜博览”。而王望霖之所以能担此大任，主要有两个原因：一者，他出生在富有人家；二者，借了因捐资被授“中书”一职之便。“中书”属于负责皇宫撰拟、记载、缮写文书等事务一职，正是这个职位为他能亲手触摸、亲眼看见皇宫内一些明清书家的手迹提供了极大便利。今人曾将《天香楼藏帖》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书法真迹相比对，发现其中54位书法名家所作的91幅书法作品真迹源自北京皇宫，这不能不令人刮目相看。
《天香楼藏帖》曾在历史的浩渺烟海中深藏若虚、少为人识，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尤其是王望霖逝世后，这些碑刻也遭遇了离散的命运。随着天香楼遭废，碑刻或散失或残破……好在，后来《天香楼藏帖》大多被陆续找回并得以重新影印出版。启功先生称：“这套《藏帖》年代虽晚，但因所收作品均为明、清两代书法名家名作，而且刻得非常好，完整地保留了书法原作的神韵，可视为碑刻艺术的典范，在现存的碑帖中难得一见，故很有出版价值。”历代书法墨宝，使上虞这座历史文化名城再添辉煌，可谓是“僻处乡隅，亦可远搜博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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