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宾：王巍（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首席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学部主任、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专家咨询组组长）唐飞（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总领队）胡嘉麟（上海博物馆青铜研究部研究馆员）
主持人：李婷（记者）
备受瞩目的“星耀中国：三星堆·金沙古蜀文明展”，2月2日在新启用的上海博物馆东馆揭开面纱。古蜀文明出土文物总是令人过目难忘，它缘何如此神秘而独特？其基因源自哪里？有哪些待解之谜？我们邀请考古领域和青铜研究领域的专家给予解答。
古蜀文明是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中原王朝始终保持着密切联系
主持人：上海博物馆东馆举办“星耀中国：三星堆·金沙古蜀文明展”的消息，引发广泛关注。古蜀文明为何重要，它在中华文明发展进程中占据怎样的位置?
王巍：古蜀文明是中国西南地区的区域性文明，年代与中原地区夏商周时期大体相当。实际上，同一时期，中原王朝的周围有多个这样的区域性文明，可以说是方国林立。比如西南的古蜀，江西的新干，北方有土方、鬼方、羌方，东边还有东夷等。它们跟中原夏商王朝有密切的关系，起码名义上都是臣属于夏商王朝，受其影响，同时又有一定的独立性，所以文化上有一定的一致性，又有自己独特的特点。
古蜀文明应该说是特点最鲜明的一个。其代表性遗址三星堆于2013年和2022年两次被列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说明了古蜀文明的重要性。从发掘出土的青铜人像、神树、面具等，可以看出其文明发展水平之高，尤其它的精神信仰特别突出，在《山海经》当中也有所记录，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简单来说，古蜀文明是夏商时期王朝周围区域文明当中发展水平最高、文化最有特色的一支，是中华文明满天璀璨群星当中最亮的一颗，但夜空中还有一个月亮，就是中原地区的夏商王朝。
唐飞：以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为代表的古蜀文明是长江上游文明发展的高峰，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跨河建城、宫殿区与祭祀区分列南北的“法象天汉”城市规划模式，因地制宜营建城市防御措施、对水资源进行充分利用和管理，并反映出神权与王权并重的社会治理模式，是古蜀文明在城市营建方面留给后世的宝贵遗产。
古蜀文明是三四千年前连接以中原地区为代表的农业文明区和以“半月形地带”为代表的游牧文明区的地理单元，不同区域文化要素在这里交流、融合、创新，又被中原文明和周边其他文明吸收，深深融入中华文明连绵不断发展的基因之中，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融合发展的鲜活见证，生动展现了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与和平性。
主持人：与同时期中华大地上产生的其他区域性的文明相比，古蜀文明最主要的特点是什么？
王巍：古蜀文明最大的特点是神秘性，出土的文物给人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这一特色的形成，首要前提是积极吸收中原夏商王朝的文化因素。比如，使用的玉戈、玉璋、有领玉璧等都是夏王朝发明的。当然，传到古蜀的时候，究竟是夏代的晚期，还是已经进入到商王朝纪年，两种可能都存在。青铜冶炼铸造技术是从商王朝传过去的，不一定是直接传，也可能是先传到长江中游，因为这一带的湖北黄陂盘龙城是商王朝控制的铜矿重要据点，也是青铜器生产地，与长江上游的成都平原更接近，然后经此再传至古蜀。
第二是在学习借鉴的基础上，有自己的发明和创造。以青铜熔接技术为例，先采用商王朝青铜冶炼铸造技术分体铸造各个部件，再将其连接成为一体，创造性地铸造出复杂的组合青铜器。比如神树神鸟相结合、结构复杂的神坛、顶尊人像等。我们可以看到不止一尊铜人的头顶着青铜礼容器，而且是跪姿，显示了古蜀对商王朝系统青铜器格外地尊崇，这一点非常耐人寻味，也值得高度关注。
非常具有特色的是，古蜀人用高超的青铜铸造技术，把他们的思想、信仰的世界展现出来。他们的信仰体系非常丰富：有祖先崇拜，对蚕丛、柏灌、鱼凫、杜宇、鳖灵等历代蜀王的崇拜；也有自然崇拜，包括了对太阳、神树、神鸟、山川等的崇拜。从出土文物可以看出，龙的形象就有近十种之多，鸟的形象有十几种。
古蜀文明与中原王朝始终保持着密切联系。当然，中原王朝辐射、影响各个区域性文明的同时，也广泛吸收周围先进的文化因素，因此才能够发展成为引领。比如，玉璧最早出自良渚文化，夏王朝吸收各地的因素后将它礼器化。玉璋是黄河下游地区史前时期的发明，被中原的夏王朝吸收过去成为重要的礼器。从玉璋分布来看，最多还是在河南，以此为中心向四面八方辐射，包括成都平原的三星堆、金沙，福建、香港，甚至最远到了越南北部。这也体现了中原礼制的影响力——夏王朝通过建立一套完善的礼乐制度维护社会秩序，被周围区域文明所尊崇和吸收。
唐飞：古蜀文明极具辨识度，三星堆遗址、金沙遗址的文化瑰宝特征鲜明，青铜面具、人头像、神树、四鸟绕日金箔饰等风格独特的文物写意与写实并存，体现出古蜀人的非凡的想象力与创造力。陶盉、玉琮、青铜尊罍等文物又无不显示出古蜀地区与中原及周邻地区间文化因素的相互影响，生动地展现着文化交流、融合与创新的历史过程。
胡嘉麟：这次“星耀中国”特展，我们向1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28家单位借展文物。四川省内有12家借展单位，几乎涵盖了该省各地市的重要博物馆，四川省外有16家借展单位。如果算上我们上博自己的藏品，以及知名工匠博主制作的仿三星堆的现代艺术品，这个展览是由30家单位的藏品组成。从这次借展的地域范围就可知，古蜀文明与中华文明的关系非常密切——它不是西方的、外来的文明，更不是外星文明，而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兴起和繁荣是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不同族群和文化长期交流、互动的结果。考古学强调“以物证史”，这个展览就是要通过各个地区与古蜀文明有联系的文物来阐述古蜀文明的面貌、内涵和特质。
三星堆遗址八个祭祀坑的发掘给考古界带来了巨大的惊喜，也留下诸多谜团
主持人：三星堆和金沙是古蜀文明最具代表性的遗址，两处遗址也在联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它们是什么关系？有何异同？还有哪些古蜀文明相关遗址值得被关注？
唐飞：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是前后相继的古蜀国都城，文化属性具有明显的传承性，皆为古蜀文明的典型代表。
两个遗址在城址选址、功能布局、居址、墓葬、祭祀行为与代表性文物方面具有诸多相似之处。城址选址均北部临河，又有一条河流穿城而过，将城址分为南北两部分，水陆交通兼具，重视水资源利用与管理。宫殿区位于城北，祭祀区位于城南。盛行干栏式建筑。葬俗简约，墓葬以小型为主，随葬品较少。祭祀活动在社会生活中占据突出地位，均有整根集中埋藏的象牙。金面具、铜人像、铜眼形器等极具辨识度的文物在两个遗址均有发现。
不同之处：三星堆发现有城墙，并可区分为内城、外城等不同的城圈；金沙遗址尚未发现城墙。两者的祭祀遗存倾向不同，三星堆盛行大型青铜器，青铜人物造像发达；而金沙青铜器较少，缺少大型铜器，更加偏向使用玉器进行祭祀。生活用器方面，三星堆遗址盛行平底陶器，金沙遗址盛行尖底陶器。
王巍：古蜀文明经历了源头、萌生、曙光、辉煌、继承、余韵六个时期，从公元前3100年川西高原的营盘山文化到成都平原的桂圆桥文化、宝墩文化、三星堆文化、金沙文化（十二桥文化）、晚期巴蜀文化，再到公元前316年秦并巴蜀，前后延续2000余年。
宝墩遗址是目前长江上游发现的最大史前城址，它证明至少在龙山时代晚期，成都平原就有人群大规模居住，并出现定居农耕农业。宝墩文化的兴起和良渚文化的衰落，时间大体一致，虽然它远远达不到良渚文化的辉煌，但是表明在距今约4500年的时候，长江上游的成都平原已经进入到初级文明的阶段，为后面三星堆文化和金沙文化奠定了基础。
主持人：说到古蜀文明，特别是三星堆，很多人的反应是神秘，目前有哪些谜团等待被揭晓？未来有什么打算？
王巍：三星堆确实很神秘，令人无限遐想。在我参与的三星堆考古发掘三次直播中，我都要求把弹幕打开，有些人把出土人像跟阿凡达联系在一起。我说，三星堆不可能受阿凡达影响，阿凡达吸收了我们的三星堆元素倒是可能。有人觉得出土的那些神树特别不可思议，当时怎么能造出来？其实它是先分体铸造，后熔接在一起，在神树背面可以看到清晰的熔铸痕迹。这说明古人能够达到的技术和思想的丰富，远超我们的想象。还有那些被认为像外星人的人像，也是源于生活的，当然它高于生活。这些人像共同特点是小方脸，此种长相在德阳、绵阳一带大有人在。有人提出面具的鼻子好宽，这是因为它要戴在人的脸上，按照真人鼻子的大小没法扣进去，所以会做得比较夸张。
1986年，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发现两个埋藏了大量青铜器、玉器和象牙的长方形土坑，可谓“沉睡数千年，一醒惊天下”。近年来，考古人员在一、二号坑附近又发现六个新坑，出土上万件各类珍贵文物，三星堆“再醒惊天下”。这八个坑给考古界带来了巨大的惊喜，也留下诸多谜团。
首先，它们都与祭祀有关，但显然不是祭祀“第一现场”，应该是发生了某种变故将祭祀用品一次性埋入。那么，当时祭祀的场所在哪？有没有神庙？如果有，建筑的结构是什么样？大小铜像等相关祭祀用品当年是如何使用的？其次，到底发生了什么，当时的古蜀人要把视作无比珍贵的祭祀用品埋入地下？再次，三星堆为什么会衰落？它和金沙是继承关系还是敌对势力的此消彼长？当然，三星堆有没有文字，也是大家关心的。
唐飞：三星堆遗址最受关注、最精彩出色的就是祭祀坑及坑里出土的金器、青铜器、玉器等珍贵文物。除此之外，作为古蜀国都城，三星堆遗址还有大量与社会日常生活相关的发现，构成了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接下来，三星堆遗址将围绕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继续加强考古发掘、资料整理与发表、多学科研究等工作，一直做下去。上海大学、上海博物馆等兄弟单位，在考古发掘、青铜器清理修复等方面给予我们很大的帮助。未来，也欢迎上海乃至全国、全世界的民众、各社会团体继续支持三星堆考古工作。
在上海这个展示中华文化的重要窗口，更好地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
主持人：与其他以古蜀文明为主题的展览相比，这次的“星耀中国”特展有何特别之处？
唐飞：本次展出的精品众多，包括三星堆遗址最新出土文物100多件，像铜权杖、铜虎头龙身像、铜大神兽、铜猪鼻龙形器、扭头跪坐人像等“重器”，均为之前所未见，系三星堆遗址首次发现；还有铜人像、铜人头像、铜面具、铜神树、玉璋、玉戈等古蜀文明的典型器，同类文物有的虽然在早些年发现过，但每一件都不一样，都很精彩。
除此之外，一批古蜀文明的代表性陶器亮相本次展览，像陶盉、觚形杯、瓶、高柄豆等，有早年间出土的、也有最新出土的，大多是第一次对外展出，它们是了解古蜀文明的另一把钥匙。
胡嘉麟：以往的古蜀文明展基本是以出土单位划分单元板块，比如三星堆出土的文物组成一个单元，金沙出土的文物组成一个单元。这次展览打破常规，将不同出土单位的展品重新组合。这种策展思路有两个好处：一个是我们能看到古蜀文明发展的连续性，而不是断裂的。古蜀文明有源头、有余韵，与三星堆、金沙的文化面貌存在必然的联系，这是以前我们所忽视的。另一个是古蜀文明的内涵和外延非常博大，很难通过一个展览全部讲述清楚，所以就需要在有限的展厅里告诉观众古蜀文明最核心的内容是什么。
整个展览划分为序厅、天行乾道、地势坤物、人和明德、尾厅五个部分，核心内容就是中间的三个部分。我使用了“三才”的观念。天、地、人“三才”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强调宇宙中三种基本元素的关系和互动。“天”主要讲述古蜀文明的神灵崇拜和精神信仰。“地”主要讲述表现古蜀文明上层建筑的各种物质文化关系。“人”主要讲述古蜀文明的社会生活和礼仪活动。三个单元板块的展品虽然有所交叉，却是各有主线，基本上都是围绕着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包容性、创新性等进行阐述的，显示天地人三者之间不可割裂的互动关系。序厅以后以三星堆的青铜眼形器开篇，尾厅以前以三星堆的青铜蛇收尾，整个展览就是围绕着一个“蜀”字在讲述古蜀文明，这个也是展览策划中的一个巧思。在展陈设计上，我们希望能够重现当时古蜀人进行祭祀的场景，设计了几组“阵列”来让观众感受当时的仪式感。具体的文物陈列也保持了上博一贯的风格，将最佳欣赏文物的角度展示给观众。
主持人：在上海这样的国际文化大都市举办“星耀中国”特展的必要性是什么？
王巍：上海这座国际大都市，对文化高度重视。我举个例子，11年前中国社会科学院与上海市人民政府联合在上海举办“世界考古论坛·上海”，如今已经举办了五届。两年一次评选的“世界考古论坛终身成就奖”和“世界考古论坛重大田野考古发现”，被看作国际考古学界的奥斯卡奖。
上博东馆首个特展聚焦古蜀文明展，跟上海对文化的高度重视是很契合的。可以预见，这次的展品数量、质量，也会远高于其他同类主题的展览。它便于上海市民近距离领略古蜀文明的魅力，同时这座城市的国际化也能让更多的外国人了解多元一体、开放包容的中华文明。这个展览在新落成的上博东馆举办，可以说是里程碑意义的事件。
唐飞：“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四川与上海“共饮一江水”，历来交流密切、关系友好，举办这个展览是两地友好关系的见证，是川沪文化交流的一件大事。
上海是文化建设的高地，也是展示中华文化的重要窗口。通过这个平台，展示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辉煌灿烂而又别具特色的出土文物，对于推广古蜀文化、传播中华文明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也将更好地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
嘉宾：王巍（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首席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学部主任、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专家咨询组组长）唐飞（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总领队）胡嘉麟（上海博物馆青铜研究部研究馆员）
主持人：李婷（记者）
备受瞩目的“星耀中国：三星堆·金沙古蜀文明展”，2月2日在新启用的上海博物馆东馆揭开面纱。古蜀文明出土文物总是令人过目难忘，它缘何如此神秘而独特？其基因源自哪里？有哪些待解之谜？我们邀请考古领域和青铜研究领域的专家给予解答。
古蜀文明是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中原王朝始终保持着密切联系
主持人：上海博物馆东馆举办“星耀中国：三星堆·金沙古蜀文明展”的消息，引发广泛关注。古蜀文明为何重要，它在中华文明发展进程中占据怎样的位置?
王巍：古蜀文明是中国西南地区的区域性文明，年代与中原地区夏商周时期大体相当。实际上，同一时期，中原王朝的周围有多个这样的区域性文明，可以说是方国林立。比如西南的古蜀，江西的新干，北方有土方、鬼方、羌方，东边还有东夷等。它们跟中原夏商王朝有密切的关系，起码名义上都是臣属于夏商王朝，受其影响，同时又有一定的独立性，所以文化上有一定的一致性，又有自己独特的特点。
古蜀文明应该说是特点最鲜明的一个。其代表性遗址三星堆于2013年和2022年两次被列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说明了古蜀文明的重要性。从发掘出土的青铜人像、神树、面具等，可以看出其文明发展水平之高，尤其它的精神信仰特别突出，在《山海经》当中也有所记录，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简单来说，古蜀文明是夏商时期王朝周围区域文明当中发展水平最高、文化最有特色的一支，是中华文明满天璀璨群星当中最亮的一颗，但夜空中还有一个月亮，就是中原地区的夏商王朝。
唐飞：以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为代表的古蜀文明是长江上游文明发展的高峰，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跨河建城、宫殿区与祭祀区分列南北的“法象天汉”城市规划模式，因地制宜营建城市防御措施、对水资源进行充分利用和管理，并反映出神权与王权并重的社会治理模式，是古蜀文明在城市营建方面留给后世的宝贵遗产。
古蜀文明是三四千年前连接以中原地区为代表的农业文明区和以“半月形地带”为代表的游牧文明区的地理单元，不同区域文化要素在这里交流、融合、创新，又被中原文明和周边其他文明吸收，深深融入中华文明连绵不断发展的基因之中，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融合发展的鲜活见证，生动展现了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与和平性。
主持人：与同时期中华大地上产生的其他区域性的文明相比，古蜀文明最主要的特点是什么？
王巍：古蜀文明最大的特点是神秘性，出土的文物给人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这一特色的形成，首要前提是积极吸收中原夏商王朝的文化因素。比如，使用的玉戈、玉璋、有领玉璧等都是夏王朝发明的。当然，传到古蜀的时候，究竟是夏代的晚期，还是已经进入到商王朝纪年，两种可能都存在。青铜冶炼铸造技术是从商王朝传过去的，不一定是直接传，也可能是先传到长江中游，因为这一带的湖北黄陂盘龙城是商王朝控制的铜矿重要据点，也是青铜器生产地，与长江上游的成都平原更接近，然后经此再传至古蜀。
第二是在学习借鉴的基础上，有自己的发明和创造。以青铜熔接技术为例，先采用商王朝青铜冶炼铸造技术分体铸造各个部件，再将其连接成为一体，创造性地铸造出复杂的组合青铜器。比如神树神鸟相结合、结构复杂的神坛、顶尊人像等。我们可以看到不止一尊铜人的头顶着青铜礼容器，而且是跪姿，显示了古蜀对商王朝系统青铜器格外地尊崇，这一点非常耐人寻味，也值得高度关注。
非常具有特色的是，古蜀人用高超的青铜铸造技术，把他们的思想、信仰的世界展现出来。他们的信仰体系非常丰富：有祖先崇拜，对蚕丛、柏灌、鱼凫、杜宇、鳖灵等历代蜀王的崇拜；也有自然崇拜，包括了对太阳、神树、神鸟、山川等的崇拜。从出土文物可以看出，龙的形象就有近十种之多，鸟的形象有十几种。
古蜀文明与中原王朝始终保持着密切联系。当然，中原王朝辐射、影响各个区域性文明的同时，也广泛吸收周围先进的文化因素，因此才能够发展成为引领。比如，玉璧最早出自良渚文化，夏王朝吸收各地的因素后将它礼器化。玉璋是黄河下游地区史前时期的发明，被中原的夏王朝吸收过去成为重要的礼器。从玉璋分布来看，最多还是在河南，以此为中心向四面八方辐射，包括成都平原的三星堆、金沙，福建、香港，甚至最远到了越南北部。这也体现了中原礼制的影响力——夏王朝通过建立一套完善的礼乐制度维护社会秩序，被周围区域文明所尊崇和吸收。
唐飞：古蜀文明极具辨识度，三星堆遗址、金沙遗址的文化瑰宝特征鲜明，青铜面具、人头像、神树、四鸟绕日金箔饰等风格独特的文物写意与写实并存，体现出古蜀人的非凡的想象力与创造力。陶盉、玉琮、青铜尊罍等文物又无不显示出古蜀地区与中原及周邻地区间文化因素的相互影响，生动地展现着文化交流、融合与创新的历史过程。
胡嘉麟：这次“星耀中国”特展，我们向1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28家单位借展文物。四川省内有12家借展单位，几乎涵盖了该省各地市的重要博物馆，四川省外有16家借展单位。如果算上我们上博自己的藏品，以及知名工匠博主制作的仿三星堆的现代艺术品，这个展览是由30家单位的藏品组成。从这次借展的地域范围就可知，古蜀文明与中华文明的关系非常密切——它不是西方的、外来的文明，更不是外星文明，而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兴起和繁荣是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不同族群和文化长期交流、互动的结果。考古学强调“以物证史”，这个展览就是要通过各个地区与古蜀文明有联系的文物来阐述古蜀文明的面貌、内涵和特质。
三星堆遗址八个祭祀坑的发掘给考古界带来了巨大的惊喜，也留下诸多谜团
主持人：三星堆和金沙是古蜀文明最具代表性的遗址，两处遗址也在联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它们是什么关系？有何异同？还有哪些古蜀文明相关遗址值得被关注？
唐飞：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是前后相继的古蜀国都城，文化属性具有明显的传承性，皆为古蜀文明的典型代表。
两个遗址在城址选址、功能布局、居址、墓葬、祭祀行为与代表性文物方面具有诸多相似之处。城址选址均北部临河，又有一条河流穿城而过，将城址分为南北两部分，水陆交通兼具，重视水资源利用与管理。宫殿区位于城北，祭祀区位于城南。盛行干栏式建筑。葬俗简约，墓葬以小型为主，随葬品较少。祭祀活动在社会生活中占据突出地位，均有整根集中埋藏的象牙。金面具、铜人像、铜眼形器等极具辨识度的文物在两个遗址均有发现。
不同之处：三星堆发现有城墙，并可区分为内城、外城等不同的城圈；金沙遗址尚未发现城墙。两者的祭祀遗存倾向不同，三星堆盛行大型青铜器，青铜人物造像发达；而金沙青铜器较少，缺少大型铜器，更加偏向使用玉器进行祭祀。生活用器方面，三星堆遗址盛行平底陶器，金沙遗址盛行尖底陶器。
王巍：古蜀文明经历了源头、萌生、曙光、辉煌、继承、余韵六个时期，从公元前3100年川西高原的营盘山文化到成都平原的桂圆桥文化、宝墩文化、三星堆文化、金沙文化（十二桥文化）、晚期巴蜀文化，再到公元前316年秦并巴蜀，前后延续2000余年。
宝墩遗址是目前长江上游发现的最大史前城址，它证明至少在龙山时代晚期，成都平原就有人群大规模居住，并出现定居农耕农业。宝墩文化的兴起和良渚文化的衰落，时间大体一致，虽然它远远达不到良渚文化的辉煌，但是表明在距今约4500年的时候，长江上游的成都平原已经进入到初级文明的阶段，为后面三星堆文化和金沙文化奠定了基础。
主持人：说到古蜀文明，特别是三星堆，很多人的反应是神秘，目前有哪些谜团等待被揭晓？未来有什么打算？
王巍：三星堆确实很神秘，令人无限遐想。在我参与的三星堆考古发掘三次直播中，我都要求把弹幕打开，有些人把出土人像跟阿凡达联系在一起。我说，三星堆不可能受阿凡达影响，阿凡达吸收了我们的三星堆元素倒是可能。有人觉得出土的那些神树特别不可思议，当时怎么能造出来？其实它是先分体铸造，后熔接在一起，在神树背面可以看到清晰的熔铸痕迹。这说明古人能够达到的技术和思想的丰富，远超我们的想象。还有那些被认为像外星人的人像，也是源于生活的，当然它高于生活。这些人像共同特点是小方脸，此种长相在德阳、绵阳一带大有人在。有人提出面具的鼻子好宽，这是因为它要戴在人的脸上，按照真人鼻子的大小没法扣进去，所以会做得比较夸张。
1986年，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发现两个埋藏了大量青铜器、玉器和象牙的长方形土坑，可谓“沉睡数千年，一醒惊天下”。近年来，考古人员在一、二号坑附近又发现六个新坑，出土上万件各类珍贵文物，三星堆“再醒惊天下”。这八个坑给考古界带来了巨大的惊喜，也留下诸多谜团。
首先，它们都与祭祀有关，但显然不是祭祀“第一现场”，应该是发生了某种变故将祭祀用品一次性埋入。那么，当时祭祀的场所在哪？有没有神庙？如果有，建筑的结构是什么样？大小铜像等相关祭祀用品当年是如何使用的？其次，到底发生了什么，当时的古蜀人要把视作无比珍贵的祭祀用品埋入地下？再次，三星堆为什么会衰落？它和金沙是继承关系还是敌对势力的此消彼长？当然，三星堆有没有文字，也是大家关心的。
唐飞：三星堆遗址最受关注、最精彩出色的就是祭祀坑及坑里出土的金器、青铜器、玉器等珍贵文物。除此之外，作为古蜀国都城，三星堆遗址还有大量与社会日常生活相关的发现，构成了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接下来，三星堆遗址将围绕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继续加强考古发掘、资料整理与发表、多学科研究等工作，一直做下去。上海大学、上海博物馆等兄弟单位，在考古发掘、青铜器清理修复等方面给予我们很大的帮助。未来，也欢迎上海乃至全国、全世界的民众、各社会团体继续支持三星堆考古工作。
在上海这个展示中华文化的重要窗口，更好地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
主持人：与其他以古蜀文明为主题的展览相比，这次的“星耀中国”特展有何特别之处？
唐飞：本次展出的精品众多，包括三星堆遗址最新出土文物100多件，像铜权杖、铜虎头龙身像、铜大神兽、铜猪鼻龙形器、扭头跪坐人像等“重器”，均为之前所未见，系三星堆遗址首次发现；还有铜人像、铜人头像、铜面具、铜神树、玉璋、玉戈等古蜀文明的典型器，同类文物有的虽然在早些年发现过，但每一件都不一样，都很精彩。
除此之外，一批古蜀文明的代表性陶器亮相本次展览，像陶盉、觚形杯、瓶、高柄豆等，有早年间出土的、也有最新出土的，大多是第一次对外展出，它们是了解古蜀文明的另一把钥匙。
胡嘉麟：以往的古蜀文明展基本是以出土单位划分单元板块，比如三星堆出土的文物组成一个单元，金沙出土的文物组成一个单元。这次展览打破常规，将不同出土单位的展品重新组合。这种策展思路有两个好处：一个是我们能看到古蜀文明发展的连续性，而不是断裂的。古蜀文明有源头、有余韵，与三星堆、金沙的文化面貌存在必然的联系，这是以前我们所忽视的。另一个是古蜀文明的内涵和外延非常博大，很难通过一个展览全部讲述清楚，所以就需要在有限的展厅里告诉观众古蜀文明最核心的内容是什么。
整个展览划分为序厅、天行乾道、地势坤物、人和明德、尾厅五个部分，核心内容就是中间的三个部分。我使用了“三才”的观念。天、地、人“三才”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强调宇宙中三种基本元素的关系和互动。“天”主要讲述古蜀文明的神灵崇拜和精神信仰。“地”主要讲述表现古蜀文明上层建筑的各种物质文化关系。“人”主要讲述古蜀文明的社会生活和礼仪活动。三个单元板块的展品虽然有所交叉，却是各有主线，基本上都是围绕着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包容性、创新性等进行阐述的，显示天地人三者之间不可割裂的互动关系。序厅以后以三星堆的青铜眼形器开篇，尾厅以前以三星堆的青铜蛇收尾，整个展览就是围绕着一个“蜀”字在讲述古蜀文明，这个也是展览策划中的一个巧思。在展陈设计上，我们希望能够重现当时古蜀人进行祭祀的场景，设计了几组“阵列”来让观众感受当时的仪式感。具体的文物陈列也保持了上博一贯的风格，将最佳欣赏文物的角度展示给观众。
主持人：在上海这样的国际文化大都市举办“星耀中国”特展的必要性是什么？
王巍：上海这座国际大都市，对文化高度重视。我举个例子，11年前中国社会科学院与上海市人民政府联合在上海举办“世界考古论坛·上海”，如今已经举办了五届。两年一次评选的“世界考古论坛终身成就奖”和“世界考古论坛重大田野考古发现”，被看作国际考古学界的奥斯卡奖。
上博东馆首个特展聚焦古蜀文明展，跟上海对文化的高度重视是很契合的。可以预见，这次的展品数量、质量，也会远高于其他同类主题的展览。它便于上海市民近距离领略古蜀文明的魅力，同时这座城市的国际化也能让更多的外国人了解多元一体、开放包容的中华文明。这个展览在新落成的上博东馆举办，可以说是里程碑意义的事件。
唐飞：“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四川与上海“共饮一江水”，历来交流密切、关系友好，举办这个展览是两地友好关系的见证，是川沪文化交流的一件大事。
上海是文化建设的高地，也是展示中华文化的重要窗口。通过这个平台，展示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辉煌灿烂而又别具特色的出土文物，对于推广古蜀文化、传播中华文明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也将更好地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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