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背后的宋元游民社会

发布时间: 来源：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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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提起水浒，你会想到什么？是水泊梁山里的一百单八将，是林教头风雪山神庙，是鲁智深倒拔垂杨柳，是江湖之大，是人心聚离。

然而，这样的水浒毕竟只存在于文学作品之中，是人们对于“水泊梁山”所蕴含的“江湖”意味的提取与想象。而真正的“江湖”是个什么样子？它又与中国古代社会构成了什么样的关系呢？这一连串的问题，就是中国游民文化学者王学泰《水浒江湖》带来的思考。该书从《水浒传》出发，挖掘文学作品背后的历史可能。

“江湖”一词，对于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意涵，文人有文人的江湖，游民有游民的江湖……在作者看来，从文人士大夫们的“江湖之远”到游民群体的栖身之所，是随时间的发展而来的，这乃是宋代城市化进程的产物：游民们在城市化的进程之中进入了城市，却并不就此成为市民阶层、进入了主流的社会之中，因为，他们仍是社会的“零余者”。

作者指出，《水浒传》虽是第一本关注了这一游民群体所组成的“游民江湖”的文学作品，但在《水浒传》面世之前，民间就已经流传着很多水浒故事。作者对于“游民江湖”这一隐性社会的存在、运作、特征、规范做了深入的描写，在他的定义之中，“游民江湖”是一个被排斥于主流社会之外、有其自然逻辑、能被人们所感知、但却难以也不愿意对其进行深入挖掘的社会存在。“车船店脚牙，无罪也当杀。”这句俗语所描述的，正是人们对于游民社会中这些群体的排斥与刻板印象，如《水浒传》中孙二娘的黑店，便是其中的一个经典案例。

作者对宋代水浒故事的形成与故事要素进行了考证。历史上，宋江确有其人，却并非如《水浒传》中描写的那样，是“替天行道”之辈，而只是一个地方抢劫团伙的首领，率三十六人的骨干团队在梁山周边劫掠，后被朝廷招安。而水浒故事的形成则经历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后世人们将抗金义军的事迹、民间说书等内容扩充入内，逐渐将宋江这三十六人的团队定为了三十六天罡，进而扩大成了水浒一百单八将的群像。

在以宋江为原型的叙事里，作者找到了一个十分有意思的切入点——招安，这乃是宋朝对于宋江团体这类游民武装的惯用伎俩。宋代以前，对于游民盗匪的大规模招安十分罕见，这类游民群体一经形成，往往成为声势浩大的起义军，足以颠覆一个王朝。然而在宋朝，却形成了“有叛民而无叛军”的现象，个中缘由，就在于宋朝习惯性地将无赖游民吸纳入军队之中，这一政策最终引向了宋朝军队战斗力的严重下降与军事支出的显著增加，却也实实在在地遏制了底层社会的武装起义。而宋江从造反到招安的故事之所以广为流传，也正是许多城市化进程下的新游民群体用脚投票的结果。

作者进而考察了“造反者的话语体系”，剖析了《水浒传》的思想倾向，例如“替天行道”这一口号的诞生与应用。这一口号最初的出现时间已不可确知，有文献可考的出处，是在元杂剧作者高文秀的剧本中。作者认为，“替天行道”这一口号的出现，标志着“水浒”故事从强调“忠义”，转向了证明游民群体武装反抗的合理性，这是文士阶层在元初特定政治背景之下，意识形态转向“游民化”的表现。

正如作者所言，“水浒江湖”是理解中国古代社会的另一条线索。“游民社会”是游离于主流表层社会之外的隐性社会，自然而然与主流社会的道德观念并不相符，却也并不是彻头彻尾的犯罪集团的“恶德”。游民社会中的江湖人士，所遵循的乃是“生存”的逻辑，饥要食，寒要衣，江湖人士不仅要追求这种实际的需求，也恐惧自己因同样的原因不明不白地死去。长久的压抑之下，便形成了如《水浒传》中所描述的好汉们的“快活观”——纵然短暂而非理性，也要追寻那短瞬间在物质上的满足与精神上的随心所欲。

这种精神上的追求回归于现实，则表现为了名为“江湖道义”的隐性规则，这一隐性规则经由《水浒传》的传播，交织成为了与主流社会相抗争的话语体系，这一话语体系不仅仅是为“造反”这一行为提供理论依据，同时也客观成为了具体的实施策略与技巧；既是心理上的支撑，也是实践上的手段。作者据此认为，《水浒传》的独特话语，表达的正是这种敢于通过武装力量，以“造反”的形式争取自身利益的游民思想。

由此，我们便可以对《水浒传》所展现出的“江湖”意象进行整理与剖析了，《水浒传》所描写的，是江湖人的生活与抗争，是隐性社会之下的理想与道德，是江湖生活的规矩与方式。施耐庵用其笔触，描绘了一批被主流社会所排斥、所不屑的“不逞之徒”，借由文学的笔法，将江湖及其所附带的“游民思想”普及到了社会之中。由此看来，《水浒传》在文学作品以外，同样是一部思想之作。

写至此处，我不由得想起与这些“江湖好汉”们相类似的一批人，那就是汉初的游侠群体，他们对于生命中短暂的“快活”有着相似的追求，但游侠们追求的是以短暂的辉煌遗留于世间，是将自己的姓名留存于青史；而这些“梁山好汉”们则更偏向于一种现实压抑以后极致的释放。然而，无论如何，他们都实实在在地被铭刻进了历史之中，其思想经由隐性社会融入了主流社会，成为了历史对于当下的回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