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以精神病院为题的影视作品中，要么是《飞越疯人院》中冷酷无情的护士长，要么是《沉默的羔羊》中优雅而残忍的食人者汉尼拔，而少数几个正面形象的代表之一大概是《美丽人生》中与精神疾病斗争了一辈子最后夺得诺奖的天才数学家纳什。但这似乎对精神疾病的去污名化帮助有限。如果一个人得了恶性肿瘤，那么无论最终治疗结果如何，他都可能被视为“与病魔抗争的英雄”，但如果一个人死于抑郁症或厌食症，或因精神分裂症而不得不住进精神科病房时，又能得到多少正面的评价和鼓励呢？
加拿大皇家医学院院士、多伦多大学精神病学教授戴维·戈德布卢姆曾任加拿大精神健康委员会主席，同时也是一位在加拿大最大的精神科医院工作了半生的临床医生。他在《我能帮上什么忙》（How Can I Help：A Week in My Life as a Psychiatrist）一书中，向读者全方位介绍了精神科的方方面面：从医生的日常工作到精神病学发展的前世今生。他把患者们的故事安排到一周5天上下午的日程表中，其中既有门诊、急诊的日常，也有对电击治疗室的“揭秘”，还有处理急性发作病人的第一现场。更重要的是书中提到的案例背后大多是真实存在的鲜活的人——不仅有抑郁症、双相情感障碍症、精神分裂症、厌食症的患者，也有奋战在不同岗位上的住院医师、护士、安保人员和技术人员。按照他的说法：不讳言精神医学领域过去令人不齿的作为，但也不乏那些推动医学发展的英雄故事。而书写这一切的目的是去掉污名化，客观公正地将精神疾病作为疾病的一种加以解读。
治愈？还是处理？
作为高年资医生，戈德布卢姆的工作不仅包括诊断和治疗，而且要督导年轻住院医师的工作，也就是坐在一边默默记录其问诊中暴露出的问题，比如提问过于机械、没有与病人感同身受等。“周一早上”这一章迎来的第一位患者是一位30出头的女性，由戈德布卢姆和即将接受毕业考核的住院医师一同问诊。
患者入座后眼含泪水，而此刻年轻的住院医师却只顾着向其背诵本次会谈预计时间、保密规定、例外条款、后续家庭医生的介入等程式化内容。这是“规范化流程”，其内容来自美国精神医学会出版的《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医生如果不想惹麻烦，那么比较明智的选择是按照手册上要求的内容进行诊断、治疗等各项操作。但作为和人的精神打交道的医生来说，按部就班地机械完成任务和尽心尽力为患者治疗之间显然还有很长的一段距离。在这里，戈德布卢姆反思了“治愈”和“处理”之间的关系。
正如在医学院广为流传的一句话：Sometime cure, usually help ,always comfort（偶尔能治愈，通常是帮忙，但总归能提供安慰）。意思是说，医学能提供的往往不是“治愈”，而仅仅是“陪伴”。作者也明白：“在所有医学领域，疾病被治愈都是一件极其罕见的事。慢性病患者不会痊愈，甚至没办法预防未来不再发作。”既然如此，反正大病治不了、小病不用治，那么医生存在的意义为何呢？作者继续写道：“身为医生……我们得以帮助人们从疾病发作的深渊中走出来，找出回归生活常规的方法，或打造一条全新的道路，以及减低再次生病的风险。”
这让人联想到《静默之身：残障人士的不平凡世界》的作者，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系主任墨菲教授（Robert F. Murphy），在罹患骨髓肿瘤后不得不坐上了轮椅。当体会到自己身体慢慢失能，而医学却难以解决病症时，他发出感叹：“残障由社会定义，由文化赋予意义，这是一种社会病……残疾人不是一个特殊群体，而是人类状况的隐喻”。因此，医学的意义不仅在于治病，更在于救人。
“医学是一种回应他人痛苦的努力。”我国著名学者、病理生理与药理学家韩启德院士在《医学的温度》一书中说：“医生面对的是一个个人，而绝不是教科书上描述的一个个病。”所以，医学的目的不是消灭疾病（“没有疾病，还有没有生命？”），而是帮助建立新的平衡，减轻病人痛苦——既不奢望消灭疾病，亦不停留于简单的抚慰，我想，这大概也是这本书英文名叫作How Can I Help的本意吧！
白色代码
戈德布卢姆在“周四上午”这一章带读者“参观”了医院的急症监护病房，医院里一个“大门得到强化并上锁”的区域。这里比其他病房更加安静（因为访客稀少），病人们穿着自己的衣服，所有可能成为武器的工具都不得带入，冷清的氛围与明亮洁白的病房组合起来，倒是很符合大众文化中对精神科病房的描述。他在查房过程中突然听到头顶的广播系统宣布：白色代码。这意味着有个可能对他人造成威胁的患者正在某个病房濒临失控。随后，一支由警卫、医生、护士组成的应急小队抵达现场，5种帮助具有攻击性的病人冷静下来的方案随即准备就绪，包括言语劝说、隔离、身体约束、化学性约束（药物镇静）及物理性约束（布带固定）。处突小队随时评估病人情绪及现场控制程度，最终在没有任何人受到伤害的前提下完美处理了这次突发事件。
“白色代码”是一种制度性应变措施，但医生是否有权限制患者人身自由却一直是个具有争议的话题。换言之，医生在什么情况下可以替病人做决定？有些人认为，精神科医生应该更多使用置留病人的权力以确保那些处于急性发作期的患者得到必需的治疗，这一方面有助于防止他们出现更大的意外，同时也避免他们在发病中伤及无辜。医学人类学的奠基者，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教授凯博文（A. Kleinman）在妻子确诊为阿尔茨海默病后就曾反思：当妻子已经不能为自己是否接受治疗做决定的时候，作为执业医师的他能否要求医生开药？
但是否一个人在患了精神疾病之后就不再是那个拥有全部人身权利的自己，甚至还要接受违背患者个人意志的强制治疗？这是反对者提出质疑的基本立场。由此造成的恐慌在《飞越疯人院》这类影视作品中得到了强化。热播美剧Shameless中，Ian遗传了母亲的双相情感障碍症，于是家人毫不犹豫地坚持送他去医院。但母亲Monica却鼓励他拒绝吃药和治疗，因为这才是他真实的样子，而不必为了别人的期待改变自己。
在书的一开始，戈德布卢姆也提出了这样一个疑问：“如果你的腿断了，你依然是你自己；但是如果你的脑袋坏了，你还是你自己吗？”如果你已经不是曾经的那个你，那么你是否仍然享有全部的公民权利？如果需要由医生、医院来替病人做决定，那么又将如何限制医生的权力？据世界卫生组织研究发现，很多国家仍然缺乏全国性精神卫生立法，以保障精神疾病患者的权利。有些具备相应法规的国家也在1960年以后再没更新过相关条款。而作者特别提到中国于2013年5月通过了第一部精神卫生法，首度为使用隔离与约束设下界限，保障了精神疾病患者的合法权利。
偏离原轨
一周的工作已经过半，看到自己本周在门诊和病房治疗的病人康复有望，戈德布卢姆感觉不错。周四下午，他在结束对上一位患者提供的有效的帮助后，一边整理桌上的东西，一边听语音信箱的留言。然而，一切事物突然静止下来：语音留言来自一位叫达里尔的患者的表哥。他说自己的表弟达里尔就在今天下午，跳楼身亡了。
在30年的临床执业中，这并非作者遇到的第一例患者自杀身亡，但却是第一次遇到认识了这么久且非常熟悉的病人自杀。达里尔在17岁患上了抑郁症，之后转为躁狂，并在接下来的40年里进进出出医院很多次。戈德布卢姆给他看诊超过了10年，觉得除了躁狂严重的时候以外，达里尔都是个贴心、害羞但温暖的男人。在病情稳定的时候他努力完成了社区大学的课程并邀请戈德布卢姆医生参加自己的毕业典礼。本周一他刚刚来复诊，进门时还不忘问候大夫：“嘿，戈德布卢姆，你有想我吗？”
戈德布卢姆说自己很少哭，但此刻他把头埋进掌心哭了起来。这是第一次有病人在他判断可以安全出院后在短期内自杀。他回想起达里尔周一转身离开诊室时曾把一只手放在自己肩上，说自己的生活很难，他不知道这是否意味着那个时候达里尔已经放弃了生的信念。这让他陷入了深深的自责。
“每位医生都与风险共存。从我们写下药物处方笺或病历上的医嘱的第一天，我们就明白我们有伤害或杀害一名病患的力量……对这层认知不感到敬畏的医生，就称不上是可靠的医生。”戈德布卢姆写道。
让戈德布卢姆感到难过的另一个原因亦是本书的另一条主线，它与作者母亲尚未确诊的疾病有关。在本周工作开始前的周日家庭聚餐上，他的母亲抱怨自己眼睛不适。作者妻子就是眼科医生，而他俩瞬间就意识到母亲所谓的视力下降最有可能的原因是肺癌转移。医学知识让医生对特殊症状有着特殊的敏感，但却也有独特的豁达。他说：“由戈德布卢姆家族四代医生所写成的人生指导手册中，疾病是人生的一部分；为自己或所爱之人可能生病而提早担忧或深陷烦恼之中，不仅浪费时间，也可能因此无法领略人生的意义。”在这条主线上戈德布卢姆展示出自己作为普通人的一面：他在救死扶伤的同时，自己也是患者家属。正如纽约大学医学院临床学教授丹尼尔·奥弗里（Danielle Ofri）在《医生的愧与怕：情感如何影响医疗》中所说，医生也是普通人，有普通人的喜怒哀乐，并且要面对自己的情绪，不让它干扰自己的医学理性。
当然，这并不是说医生就要冷冰冰地不近人情。在全书的最后，戈德布卢姆这样总结道：“我们对于那些受困于疯狂黑暗中的人们负有责任，因为他们不仅是我们的病人，也是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家人，以及我们自己。”
在以精神病院为题的影视作品中，要么是《飞越疯人院》中冷酷无情的护士长，要么是《沉默的羔羊》中优雅而残忍的食人者汉尼拔，而少数几个正面形象的代表之一大概是《美丽人生》中与精神疾病斗争了一辈子最后夺得诺奖的天才数学家纳什。但这似乎对精神疾病的去污名化帮助有限。如果一个人得了恶性肿瘤，那么无论最终治疗结果如何，他都可能被视为“与病魔抗争的英雄”，但如果一个人死于抑郁症或厌食症，或因精神分裂症而不得不住进精神科病房时，又能得到多少正面的评价和鼓励呢？
加拿大皇家医学院院士、多伦多大学精神病学教授戴维·戈德布卢姆曾任加拿大精神健康委员会主席，同时也是一位在加拿大最大的精神科医院工作了半生的临床医生。他在《我能帮上什么忙》（How Can I Help：A Week in My Life as a Psychiatrist）一书中，向读者全方位介绍了精神科的方方面面：从医生的日常工作到精神病学发展的前世今生。他把患者们的故事安排到一周5天上下午的日程表中，其中既有门诊、急诊的日常，也有对电击治疗室的“揭秘”，还有处理急性发作病人的第一现场。更重要的是书中提到的案例背后大多是真实存在的鲜活的人——不仅有抑郁症、双相情感障碍症、精神分裂症、厌食症的患者，也有奋战在不同岗位上的住院医师、护士、安保人员和技术人员。按照他的说法：不讳言精神医学领域过去令人不齿的作为，但也不乏那些推动医学发展的英雄故事。而书写这一切的目的是去掉污名化，客观公正地将精神疾病作为疾病的一种加以解读。
治愈？还是处理？
作为高年资医生，戈德布卢姆的工作不仅包括诊断和治疗，而且要督导年轻住院医师的工作，也就是坐在一边默默记录其问诊中暴露出的问题，比如提问过于机械、没有与病人感同身受等。“周一早上”这一章迎来的第一位患者是一位30出头的女性，由戈德布卢姆和即将接受毕业考核的住院医师一同问诊。
患者入座后眼含泪水，而此刻年轻的住院医师却只顾着向其背诵本次会谈预计时间、保密规定、例外条款、后续家庭医生的介入等程式化内容。这是“规范化流程”，其内容来自美国精神医学会出版的《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医生如果不想惹麻烦，那么比较明智的选择是按照手册上要求的内容进行诊断、治疗等各项操作。但作为和人的精神打交道的医生来说，按部就班地机械完成任务和尽心尽力为患者治疗之间显然还有很长的一段距离。在这里，戈德布卢姆反思了“治愈”和“处理”之间的关系。
正如在医学院广为流传的一句话：Sometime cure, usually help ,always comfort（偶尔能治愈，通常是帮忙，但总归能提供安慰）。意思是说，医学能提供的往往不是“治愈”，而仅仅是“陪伴”。作者也明白：“在所有医学领域，疾病被治愈都是一件极其罕见的事。慢性病患者不会痊愈，甚至没办法预防未来不再发作。”既然如此，反正大病治不了、小病不用治，那么医生存在的意义为何呢？作者继续写道：“身为医生……我们得以帮助人们从疾病发作的深渊中走出来，找出回归生活常规的方法，或打造一条全新的道路，以及减低再次生病的风险。”
这让人联想到《静默之身：残障人士的不平凡世界》的作者，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系主任墨菲教授（Robert F. Murphy），在罹患骨髓肿瘤后不得不坐上了轮椅。当体会到自己身体慢慢失能，而医学却难以解决病症时，他发出感叹：“残障由社会定义，由文化赋予意义，这是一种社会病……残疾人不是一个特殊群体，而是人类状况的隐喻”。因此，医学的意义不仅在于治病，更在于救人。
“医学是一种回应他人痛苦的努力。”我国著名学者、病理生理与药理学家韩启德院士在《医学的温度》一书中说：“医生面对的是一个个人，而绝不是教科书上描述的一个个病。”所以，医学的目的不是消灭疾病（“没有疾病，还有没有生命？”），而是帮助建立新的平衡，减轻病人痛苦——既不奢望消灭疾病，亦不停留于简单的抚慰，我想，这大概也是这本书英文名叫作How Can I Help的本意吧！
白色代码
戈德布卢姆在“周四上午”这一章带读者“参观”了医院的急症监护病房，医院里一个“大门得到强化并上锁”的区域。这里比其他病房更加安静（因为访客稀少），病人们穿着自己的衣服，所有可能成为武器的工具都不得带入，冷清的氛围与明亮洁白的病房组合起来，倒是很符合大众文化中对精神科病房的描述。他在查房过程中突然听到头顶的广播系统宣布：白色代码。这意味着有个可能对他人造成威胁的患者正在某个病房濒临失控。随后，一支由警卫、医生、护士组成的应急小队抵达现场，5种帮助具有攻击性的病人冷静下来的方案随即准备就绪，包括言语劝说、隔离、身体约束、化学性约束（药物镇静）及物理性约束（布带固定）。处突小队随时评估病人情绪及现场控制程度，最终在没有任何人受到伤害的前提下完美处理了这次突发事件。
“白色代码”是一种制度性应变措施，但医生是否有权限制患者人身自由却一直是个具有争议的话题。换言之，医生在什么情况下可以替病人做决定？有些人认为，精神科医生应该更多使用置留病人的权力以确保那些处于急性发作期的患者得到必需的治疗，这一方面有助于防止他们出现更大的意外，同时也避免他们在发病中伤及无辜。医学人类学的奠基者，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教授凯博文（A. Kleinman）在妻子确诊为阿尔茨海默病后就曾反思：当妻子已经不能为自己是否接受治疗做决定的时候，作为执业医师的他能否要求医生开药？
但是否一个人在患了精神疾病之后就不再是那个拥有全部人身权利的自己，甚至还要接受违背患者个人意志的强制治疗？这是反对者提出质疑的基本立场。由此造成的恐慌在《飞越疯人院》这类影视作品中得到了强化。热播美剧Shameless中，Ian遗传了母亲的双相情感障碍症，于是家人毫不犹豫地坚持送他去医院。但母亲Monica却鼓励他拒绝吃药和治疗，因为这才是他真实的样子，而不必为了别人的期待改变自己。
在书的一开始，戈德布卢姆也提出了这样一个疑问：“如果你的腿断了，你依然是你自己；但是如果你的脑袋坏了，你还是你自己吗？”如果你已经不是曾经的那个你，那么你是否仍然享有全部的公民权利？如果需要由医生、医院来替病人做决定，那么又将如何限制医生的权力？据世界卫生组织研究发现，很多国家仍然缺乏全国性精神卫生立法，以保障精神疾病患者的权利。有些具备相应法规的国家也在1960年以后再没更新过相关条款。而作者特别提到中国于2013年5月通过了第一部精神卫生法，首度为使用隔离与约束设下界限，保障了精神疾病患者的合法权利。
偏离原轨
一周的工作已经过半，看到自己本周在门诊和病房治疗的病人康复有望，戈德布卢姆感觉不错。周四下午，他在结束对上一位患者提供的有效的帮助后，一边整理桌上的东西，一边听语音信箱的留言。然而，一切事物突然静止下来：语音留言来自一位叫达里尔的患者的表哥。他说自己的表弟达里尔就在今天下午，跳楼身亡了。
在30年的临床执业中，这并非作者遇到的第一例患者自杀身亡，但却是第一次遇到认识了这么久且非常熟悉的病人自杀。达里尔在17岁患上了抑郁症，之后转为躁狂，并在接下来的40年里进进出出医院很多次。戈德布卢姆给他看诊超过了10年，觉得除了躁狂严重的时候以外，达里尔都是个贴心、害羞但温暖的男人。在病情稳定的时候他努力完成了社区大学的课程并邀请戈德布卢姆医生参加自己的毕业典礼。本周一他刚刚来复诊，进门时还不忘问候大夫：“嘿，戈德布卢姆，你有想我吗？”
戈德布卢姆说自己很少哭，但此刻他把头埋进掌心哭了起来。这是第一次有病人在他判断可以安全出院后在短期内自杀。他回想起达里尔周一转身离开诊室时曾把一只手放在自己肩上，说自己的生活很难，他不知道这是否意味着那个时候达里尔已经放弃了生的信念。这让他陷入了深深的自责。
“每位医生都与风险共存。从我们写下药物处方笺或病历上的医嘱的第一天，我们就明白我们有伤害或杀害一名病患的力量……对这层认知不感到敬畏的医生，就称不上是可靠的医生。”戈德布卢姆写道。
让戈德布卢姆感到难过的另一个原因亦是本书的另一条主线，它与作者母亲尚未确诊的疾病有关。在本周工作开始前的周日家庭聚餐上，他的母亲抱怨自己眼睛不适。作者妻子就是眼科医生，而他俩瞬间就意识到母亲所谓的视力下降最有可能的原因是肺癌转移。医学知识让医生对特殊症状有着特殊的敏感，但却也有独特的豁达。他说：“由戈德布卢姆家族四代医生所写成的人生指导手册中，疾病是人生的一部分；为自己或所爱之人可能生病而提早担忧或深陷烦恼之中，不仅浪费时间，也可能因此无法领略人生的意义。”在这条主线上戈德布卢姆展示出自己作为普通人的一面：他在救死扶伤的同时，自己也是患者家属。正如纽约大学医学院临床学教授丹尼尔·奥弗里（Danielle Ofri）在《医生的愧与怕：情感如何影响医疗》中所说，医生也是普通人，有普通人的喜怒哀乐，并且要面对自己的情绪，不让它干扰自己的医学理性。
当然，这并不是说医生就要冷冰冰地不近人情。在全书的最后，戈德布卢姆这样总结道：“我们对于那些受困于疯狂黑暗中的人们负有责任，因为他们不仅是我们的病人，也是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家人，以及我们自己。”
本文链接：文明与疯癫的对话：精神科医生的一周纪实http://www.sushuapos.com/show-6-15720-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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