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演员刘晓庆在个人社交账号宣布将开拍她参演的第二部短剧《天降福星》，“再度与《萌宝助攻：五十岁婚宠》中的‘萌宝’梦幻联动”。得知此消息的网友炸了锅，短剧剧情是否一言难尽不重要，有人一看是74岁的刘晓庆就开口嘲讽，也有人在与此有关的帖子和视频下方留言：“咱奶想演就演吧。”“庆奶想演少女就让她演吧，就凭她这股子劲，我举双手支持！”
这些评论折射的是，刘晓庆在得到越来越多年轻观众的喜爱。
先前，刘晓庆因为以高龄出演十几岁少女，被网友戏称为“丫头教教主”。前段时间，综艺节目《一路繁花》热播，刘晓庆在综艺中体现出远超同龄人的体能，保持着冷水澡与跑步的习惯，这种充足的气血感和生命力令年轻人为之折服。她直言“优雅老去是别人的标准”，主张“人生不受限”，甚至提出“男性可以三妻四妾，女性为何不可”的颠覆性观点，这种兼具争议性与真实感的“野路子”形象，在女性生活方式去羞耻化的浪潮中，成为解构传统性别规训的案例。人们回过神来发现，似乎，她从没将自己塞进既定的社会生活规范中。现在，她已经收获了一众困顿于内卷之中的年轻人的追捧。
不是每个女性都具备刘晓庆这样的条件和选择，甚至许多还受困于厌女的观念和行为。本文作者试着从她的身上看到一种超越性。在某种意义上，“庆奶”这个词的产生使刘晓庆在年轻观众中成为一个现象，由此引出诸多话题，其中未说尽的，或者恰是你感兴趣的，欢迎在留言区和大家分享。
“我就是最好的”
1950年，刘晓庆出生于重庆涪陵。1979年，她凭借《小花》中的“何翠姑”一角崭露头角，随后以《芙蓉镇》《原野》《春桃》等作品三度蝉联百花奖最佳女主角，成为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影坛的象征性人物。她在《垂帘听政》中塑造的慈禧太后，以及在《武则天》中饰演的武则天，突破了历史人物的脸谱化，如今还在为年轻观众所津津乐道。而她在出演《武则天》一角时已经44岁，却以精湛的演技诠释了武则天从少女到暮年的各个阶段，成为最为经典的武则天角色之一。演而优则商，上世纪90年代，她以敏锐商业嗅觉跨界房地产、影视等行业，成为首位登上福布斯富豪榜的中国女星。
刘晓庆很喜欢用“大词”形容自己，如，第一个出自传的明星，第一个独立制片人，第一个央视春晚女主持人，配得感极强，坦言“我一直认为我是最好的”，丝毫不顾及别人觉得这样的言论是否有自吹自擂的嫌疑。刘晓庆的发展离不开时代的托举，正如时代的风景中少不了这样一个精彩的身影，她的成功，正是以改革开放释放出巨大时代红利、电影产业从无到有作为大背景的。而她又靠着一股向上生长的顽强生命力，在每次人生选择的关口，都握住了发展机遇。
一个人在最成功的时候，往往也是最危险的时候。2002年，税务问题令刘晓庆的商业帝国轰然崩塌，入狱422天。这段低谷中，她以冷水澡增强体质，每天跑八千步，带狱友排练节目，甚至学习英语为日后复出储备技能，连摘棉花都要争第一。就这样，凭一己之力，她把监狱生活过成了军训，令人想起《基督山伯爵》中苦练内功的桥段。出狱后，她从跑龙套开始，重新开始演艺事业，最终凭借《隋唐英雄》《鬼吹灯之寻龙诀》等作品重返主流。
在刘晓庆重新进入观众视野的同时，围绕“丫头教”的争议也甚嚣尘上。或许是有过成功在44岁饰演16岁武媚娘的先例，复出之后，她依然钟情于少女角色，在《隋唐英雄3》中，比她整整小21岁的郑国霖要满怀深情地唤她为“傻丫头”，一时间遭到网友的群嘲。可刘晓庆并未理会外界的说法，依旧我行我素。2024年，有媒体爆料，刘晓庆曾在2015年与一位比她小20岁的摄影师在一起，而这一年距离刘晓庆与追了自己30年的王晓玉结婚，仅过去不到三年。
然而出人意料的是，这一爆料，并没有像“丫头教”一样，受到赛博群嘲。在重新咀嚼她的过往言行之后，网友们终于读懂了这位年逾古稀却自我充沛的另类奶奶。她的内在动机，在于“我喜欢”“我想要”。这是一种不以外界为转移的主体性确认，也正因为这种主体性，使代入的观众获得了强大的力量感。在个人上升空间日趋狭窄的社会环境下，在年轻人被裹挟着去卷、去选择保守人生的现实中，这种力量感是极为稀缺的。另一方面，在对女性生活方式去污名化的进程中，观众对女明星的包容程度大大增加。“庆奶爱演就演吧！”“70岁，正是闯荡的年纪！”网友们似乎不再如往昔那样，用世俗界定的标准来规范她的选择。
如今，刘晓庆依旧从容地出现在大众视野中，并且靠着充分活出自我的精神状态，收获了年轻观众的喜爱。数十年间，峰回路转，轻舟已过万重山。
一个极端样本
刘晓庆的独特生存哲学，似乎只是一个时代的特例，它折射出女性们向往的人生状态：热爱自我，零内耗，高配得感。可能够这样生存的女性毕竟只是少数，与金字塔尖的自由选择相对的，是沉默的大多数。在更大的样本内，女性似乎都只能在有限的空间中生存。与刘晓庆获得大众舆论谅解形成对照的，是厌女观念在男性群体中的无声传播。
“全球超过三分之一的女性在其一生中的某个时刻曾经历过身体暴力和/或性暴力(不包括性骚扰)。全球每天有137名女性被自己的家庭成员杀害。”就如英国作家劳拉·贝茨在其《隐秘的角落》中写道，这一沉重的现实常隐藏在沉默的现实之下，但互联网的出现，令诸多深层的人性找到了宣泄的出口。
“厌恶”“掠食”“回避”“责怪”“纠缠”“伤害”……这些罪行，落到任何一个个体身上，都是足以压垮一个人人生的大山。一位网络博主在博文《家庭暴力的必要性》中写道：“扇女孩一个耳光不仅仅是为了伤害她，而是一种表达否定的举动。这个举动是在传达‘我可以像碾死一只昆虫一样对你，但你不配让我出手’。这是一种沉默的表示，她比你弱，地位在你之下，如果她再次和你作对，你就把她送进医院。你要把她当成一个发脾气的孩子，而不是一个与你平等的人。”（案例出自《隐秘的角落》）这些真实的证据，如一盆冷水泼在每一个人脸上。如果我们从不接受这种规训与打压，是否这种廉价的伎俩便无法得逞了呢？试想，如果是刘晓庆遇到这种境况，她会如何反击？或许，正如《芙蓉镇》里胡玉音面对批斗时那样，她会将嘴角勾起似笑非笑的弧度，然后用武则天一般霸气的肢体语言宣告：“你连让我愤怒的资格都没有。”
当女性主义作者在全球风靡之时，迪士尼经典电影《白雪公主》却在全球爆冷，更有影迷发出了灵魂拷问：这个时代是否还需要这样的童话故事？女孩们在“王子与公主”的憧憬中成长，而这并不能帮助我们在真实社会的丛林法则中认清现实。陈旧的叙事已无法再概括当代女性对生存意义的追寻与拷问，我们势必将实现自己人生的力量，从一个对外界的不切实际的幻想中，重新掌握回自己手里。尤其是对于身处弱势、无法自护的女孩而言，这种不切实际的幻想更为致命，因为破窗效应告诉我们，你苦苦期待大发善心的那个人，非但不一定是良人，反而可能是掠食者。正如刘晓庆所言，“女人最能依靠的，还是自己”“只有用自己双手创造的未来，才能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在现实的再教育下，女性势必走向那条“最艰苦但可靠的道路”。
迈向自主的生活和职业选择
刘晓庆是幸运的。这种幸运在于，她有一个极其适配自己的舞台。作为改革开放后中国最早也是当时最成功的女演员，她享有社会关注与资源的倾斜，而艺术家的角色，又使她那些随性自由的行为得到了天然的庇护。女性法律地位与社会生活地位的提升也为这种自由奠定了基础。
下面，让我们复习一下每位女性在日常生活中都用得到的法律。1980年，中国签署联合国《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CEDAW），随后的数十年内，中国修订和制定十余部涉及妇女权益的法律法规，构建了以宪法为基础、以专项法律为主体的性别平等法律体系。1992年，《妇女权益保障法》出台，明确禁止用人单位在招聘中限定性别、询问婚育状况或设置妊娠测试等歧视性行为，禁止因婚育降低工资或解除劳动合同，还明确了性骚扰的定义，要求学校、用人单位建立预防机制，畅通投诉渠道。2016年，《反家庭暴力法》正式实施，明确了家庭暴力包括身体暴力和精神暴力。2020年，《民法典》首次系统性明确了性骚扰的防治责任，为受害人提供了更全面的救济途径，并强化了用人单位、学校等主体的义务。
可以说，张扬个性的女演员刘晓庆的存在，正是中国妇女权利进步与职业自由的一个缩影。如今，我们已经有权利普遍地接受高等教育，并在社会生活中主动选择职业。然而，尽管女性社会劳动率已得到了显著提高，由于家庭责任社会化尚未彻底实现，女性仍面临着家庭与职场中的“双重劳动”问题。只有真正地解决这些问题，中国女性的生存空间才能得到进一步释放。
女性地位的提高，也伴随着家庭关系的重构与传统习俗的改进，在这一进程中，必然存在着相应的摩擦与嬗变。女性地位的提高，并不意味着女性个体在社会与家庭生活中不再遭遇恶意。许多独居单身女性，为了保护自己的人身安全，会一直“在门口放一双男士鞋”。长期处于应激状态中的女性，如今正普遍地经历着心灵上的对抗与焦虑。并不是所有人都有着“庆奶”一样的强心脏，我们或许需要一种超越的哲学，来构建女性的生活方式与心灵空间。
从个体内部走向超越
关于性别爆发出的矛盾，本质是生存空间的争夺，而这种争夺，作为一种基本矛盾，普遍存在于社会结构之中。当一个人将自己完全放置于某一权力秩序中，主动或被动剥离了身为人类的常识与本性，那么迎接他的，大概率是共情能力的缺失、主体性的争夺，以及“他人即地狱”的仇恨。而当这种主体性的争夺成为常态，身处其中的个体，定将反复地经历仇恨与复仇、斗争与被斗争，这一循环根植于人类认识世界的方式中。对丑恶和不平等的揭露，是为了使女性在各种家庭与社会情境下更清醒地判断自身处境，同时也避免更多男性在某些情境下被具有攻击性的思想同化，成为男女关系中的刽子手。
正如《一路繁花》中，有人劝“庆奶”说，你和某人有矛盾，说开了就翻篇了。可“庆奶”却说，“我根本没在篇里”。我们可以跳脱现有的局限处境，从心灵开始，习得这种超脱的人生方法，为自己构建一个更强大的心智模式。
在这个意义上，对受害者自身而言，或许需要一种内在疗愈的哲学。当一位女性经历了难以愈合的家庭暴力，被限制与被束缚牢牢地封印在创伤中，如何重建认知以减轻过往的痛苦，从而增加未来生活的福祉，这种探索或许能为我们避免林奕含式的悲剧。人生没有那么多要想明白的，我只要过好这一生。永远活在当下，而不是过去或未来，这种行为又恰好对应着某种生存的智慧。对创伤与痛苦的治疗，在人类历史上并不是新鲜议题，比如，从个体内部来讲，在许多人寻求解脱的道路上，正念等修行方法提供了与我们常说的“活在当下”相似的解决方案，而在最究极的解脱法门中，过去心、现在心、未来心，全部“不可得”。
女性生存所需要的超越性，还表现在外在自我的不受力。“庆奶”的哲学实践又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典型，在《一路繁花》中，当众人都沉默着不敢多点菜，她却可以自然地坚持自己“想再吃一条鱼”，并真的风卷残云地自己吃完一整条鱼。人生是游戏，我要活得尽兴，怎么玩，我自己决定。人活着，不是来迎合环境的，只要自己认为合理的事，就可以大声地说出来。这样的勇气，又点醒了多少每天被迫主动参与加班、对领导不自觉奉迎的“凡人”。对自我需求的足够尊重，似乎可以将许多不妙的处境化解于萌芽中，越是这样做的人，越可以得到更多的尊重，这种正向循环，似乎就是“被命运偏爱”的最佳注解。
与容易陷入苦恼的“凡人”不同，“超人”似乎不会被挫折绊住脚步，可当“凡人”足够多地仰望天空，也能生出“超人”的翅膀。“我曾无数次被打倒，可是我绝对不会被打败。我已蜕变成大女人——伟大的女人”，这是刘晓庆2015年在《人生不怕从头再来》中写的，我们可以相信这种坚韧的生命力，存在于每个愿意成为自己的女性身上。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那是不被定义，自由生长的生命本能。人生永远有再来的可能。只要心火不灭，希望就会一直存在。
最近，演员刘晓庆在个人社交账号宣布将开拍她参演的第二部短剧《天降福星》，“再度与《萌宝助攻：五十岁婚宠》中的‘萌宝’梦幻联动”。得知此消息的网友炸了锅，短剧剧情是否一言难尽不重要，有人一看是74岁的刘晓庆就开口嘲讽，也有人在与此有关的帖子和视频下方留言：“咱奶想演就演吧。”“庆奶想演少女就让她演吧，就凭她这股子劲，我举双手支持！”
这些评论折射的是，刘晓庆在得到越来越多年轻观众的喜爱。
先前，刘晓庆因为以高龄出演十几岁少女，被网友戏称为“丫头教教主”。前段时间，综艺节目《一路繁花》热播，刘晓庆在综艺中体现出远超同龄人的体能，保持着冷水澡与跑步的习惯，这种充足的气血感和生命力令年轻人为之折服。她直言“优雅老去是别人的标准”，主张“人生不受限”，甚至提出“男性可以三妻四妾，女性为何不可”的颠覆性观点，这种兼具争议性与真实感的“野路子”形象，在女性生活方式去羞耻化的浪潮中，成为解构传统性别规训的案例。人们回过神来发现，似乎，她从没将自己塞进既定的社会生活规范中。现在，她已经收获了一众困顿于内卷之中的年轻人的追捧。
不是每个女性都具备刘晓庆这样的条件和选择，甚至许多还受困于厌女的观念和行为。本文作者试着从她的身上看到一种超越性。在某种意义上，“庆奶”这个词的产生使刘晓庆在年轻观众中成为一个现象，由此引出诸多话题，其中未说尽的，或者恰是你感兴趣的，欢迎在留言区和大家分享。
“我就是最好的”
1950年，刘晓庆出生于重庆涪陵。1979年，她凭借《小花》中的“何翠姑”一角崭露头角，随后以《芙蓉镇》《原野》《春桃》等作品三度蝉联百花奖最佳女主角，成为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影坛的象征性人物。她在《垂帘听政》中塑造的慈禧太后，以及在《武则天》中饰演的武则天，突破了历史人物的脸谱化，如今还在为年轻观众所津津乐道。而她在出演《武则天》一角时已经44岁，却以精湛的演技诠释了武则天从少女到暮年的各个阶段，成为最为经典的武则天角色之一。演而优则商，上世纪90年代，她以敏锐商业嗅觉跨界房地产、影视等行业，成为首位登上福布斯富豪榜的中国女星。
刘晓庆很喜欢用“大词”形容自己，如，第一个出自传的明星，第一个独立制片人，第一个央视春晚女主持人，配得感极强，坦言“我一直认为我是最好的”，丝毫不顾及别人觉得这样的言论是否有自吹自擂的嫌疑。刘晓庆的发展离不开时代的托举，正如时代的风景中少不了这样一个精彩的身影，她的成功，正是以改革开放释放出巨大时代红利、电影产业从无到有作为大背景的。而她又靠着一股向上生长的顽强生命力，在每次人生选择的关口，都握住了发展机遇。
一个人在最成功的时候，往往也是最危险的时候。2002年，税务问题令刘晓庆的商业帝国轰然崩塌，入狱422天。这段低谷中，她以冷水澡增强体质，每天跑八千步，带狱友排练节目，甚至学习英语为日后复出储备技能，连摘棉花都要争第一。就这样，凭一己之力，她把监狱生活过成了军训，令人想起《基督山伯爵》中苦练内功的桥段。出狱后，她从跑龙套开始，重新开始演艺事业，最终凭借《隋唐英雄》《鬼吹灯之寻龙诀》等作品重返主流。
在刘晓庆重新进入观众视野的同时，围绕“丫头教”的争议也甚嚣尘上。或许是有过成功在44岁饰演16岁武媚娘的先例，复出之后，她依然钟情于少女角色，在《隋唐英雄3》中，比她整整小21岁的郑国霖要满怀深情地唤她为“傻丫头”，一时间遭到网友的群嘲。可刘晓庆并未理会外界的说法，依旧我行我素。2024年，有媒体爆料，刘晓庆曾在2015年与一位比她小20岁的摄影师在一起，而这一年距离刘晓庆与追了自己30年的王晓玉结婚，仅过去不到三年。
然而出人意料的是，这一爆料，并没有像“丫头教”一样，受到赛博群嘲。在重新咀嚼她的过往言行之后，网友们终于读懂了这位年逾古稀却自我充沛的另类奶奶。她的内在动机，在于“我喜欢”“我想要”。这是一种不以外界为转移的主体性确认，也正因为这种主体性，使代入的观众获得了强大的力量感。在个人上升空间日趋狭窄的社会环境下，在年轻人被裹挟着去卷、去选择保守人生的现实中，这种力量感是极为稀缺的。另一方面，在对女性生活方式去污名化的进程中，观众对女明星的包容程度大大增加。“庆奶爱演就演吧！”“70岁，正是闯荡的年纪！”网友们似乎不再如往昔那样，用世俗界定的标准来规范她的选择。
如今，刘晓庆依旧从容地出现在大众视野中，并且靠着充分活出自我的精神状态，收获了年轻观众的喜爱。数十年间，峰回路转，轻舟已过万重山。
一个极端样本
刘晓庆的独特生存哲学，似乎只是一个时代的特例，它折射出女性们向往的人生状态：热爱自我，零内耗，高配得感。可能够这样生存的女性毕竟只是少数，与金字塔尖的自由选择相对的，是沉默的大多数。在更大的样本内，女性似乎都只能在有限的空间中生存。与刘晓庆获得大众舆论谅解形成对照的，是厌女观念在男性群体中的无声传播。
“全球超过三分之一的女性在其一生中的某个时刻曾经历过身体暴力和/或性暴力(不包括性骚扰)。全球每天有137名女性被自己的家庭成员杀害。”就如英国作家劳拉·贝茨在其《隐秘的角落》中写道，这一沉重的现实常隐藏在沉默的现实之下，但互联网的出现，令诸多深层的人性找到了宣泄的出口。
“厌恶”“掠食”“回避”“责怪”“纠缠”“伤害”……这些罪行，落到任何一个个体身上，都是足以压垮一个人人生的大山。一位网络博主在博文《家庭暴力的必要性》中写道：“扇女孩一个耳光不仅仅是为了伤害她，而是一种表达否定的举动。这个举动是在传达‘我可以像碾死一只昆虫一样对你，但你不配让我出手’。这是一种沉默的表示，她比你弱，地位在你之下，如果她再次和你作对，你就把她送进医院。你要把她当成一个发脾气的孩子，而不是一个与你平等的人。”（案例出自《隐秘的角落》）这些真实的证据，如一盆冷水泼在每一个人脸上。如果我们从不接受这种规训与打压，是否这种廉价的伎俩便无法得逞了呢？试想，如果是刘晓庆遇到这种境况，她会如何反击？或许，正如《芙蓉镇》里胡玉音面对批斗时那样，她会将嘴角勾起似笑非笑的弧度，然后用武则天一般霸气的肢体语言宣告：“你连让我愤怒的资格都没有。”
当女性主义作者在全球风靡之时，迪士尼经典电影《白雪公主》却在全球爆冷，更有影迷发出了灵魂拷问：这个时代是否还需要这样的童话故事？女孩们在“王子与公主”的憧憬中成长，而这并不能帮助我们在真实社会的丛林法则中认清现实。陈旧的叙事已无法再概括当代女性对生存意义的追寻与拷问，我们势必将实现自己人生的力量，从一个对外界的不切实际的幻想中，重新掌握回自己手里。尤其是对于身处弱势、无法自护的女孩而言，这种不切实际的幻想更为致命，因为破窗效应告诉我们，你苦苦期待大发善心的那个人，非但不一定是良人，反而可能是掠食者。正如刘晓庆所言，“女人最能依靠的，还是自己”“只有用自己双手创造的未来，才能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在现实的再教育下，女性势必走向那条“最艰苦但可靠的道路”。
迈向自主的生活和职业选择
刘晓庆是幸运的。这种幸运在于，她有一个极其适配自己的舞台。作为改革开放后中国最早也是当时最成功的女演员，她享有社会关注与资源的倾斜，而艺术家的角色，又使她那些随性自由的行为得到了天然的庇护。女性法律地位与社会生活地位的提升也为这种自由奠定了基础。
下面，让我们复习一下每位女性在日常生活中都用得到的法律。1980年，中国签署联合国《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CEDAW），随后的数十年内，中国修订和制定十余部涉及妇女权益的法律法规，构建了以宪法为基础、以专项法律为主体的性别平等法律体系。1992年，《妇女权益保障法》出台，明确禁止用人单位在招聘中限定性别、询问婚育状况或设置妊娠测试等歧视性行为，禁止因婚育降低工资或解除劳动合同，还明确了性骚扰的定义，要求学校、用人单位建立预防机制，畅通投诉渠道。2016年，《反家庭暴力法》正式实施，明确了家庭暴力包括身体暴力和精神暴力。2020年，《民法典》首次系统性明确了性骚扰的防治责任，为受害人提供了更全面的救济途径，并强化了用人单位、学校等主体的义务。
可以说，张扬个性的女演员刘晓庆的存在，正是中国妇女权利进步与职业自由的一个缩影。如今，我们已经有权利普遍地接受高等教育，并在社会生活中主动选择职业。然而，尽管女性社会劳动率已得到了显著提高，由于家庭责任社会化尚未彻底实现，女性仍面临着家庭与职场中的“双重劳动”问题。只有真正地解决这些问题，中国女性的生存空间才能得到进一步释放。
女性地位的提高，也伴随着家庭关系的重构与传统习俗的改进，在这一进程中，必然存在着相应的摩擦与嬗变。女性地位的提高，并不意味着女性个体在社会与家庭生活中不再遭遇恶意。许多独居单身女性，为了保护自己的人身安全，会一直“在门口放一双男士鞋”。长期处于应激状态中的女性，如今正普遍地经历着心灵上的对抗与焦虑。并不是所有人都有着“庆奶”一样的强心脏，我们或许需要一种超越的哲学，来构建女性的生活方式与心灵空间。
从个体内部走向超越
关于性别爆发出的矛盾，本质是生存空间的争夺，而这种争夺，作为一种基本矛盾，普遍存在于社会结构之中。当一个人将自己完全放置于某一权力秩序中，主动或被动剥离了身为人类的常识与本性，那么迎接他的，大概率是共情能力的缺失、主体性的争夺，以及“他人即地狱”的仇恨。而当这种主体性的争夺成为常态，身处其中的个体，定将反复地经历仇恨与复仇、斗争与被斗争，这一循环根植于人类认识世界的方式中。对丑恶和不平等的揭露，是为了使女性在各种家庭与社会情境下更清醒地判断自身处境，同时也避免更多男性在某些情境下被具有攻击性的思想同化，成为男女关系中的刽子手。
正如《一路繁花》中，有人劝“庆奶”说，你和某人有矛盾，说开了就翻篇了。可“庆奶”却说，“我根本没在篇里”。我们可以跳脱现有的局限处境，从心灵开始，习得这种超脱的人生方法，为自己构建一个更强大的心智模式。
在这个意义上，对受害者自身而言，或许需要一种内在疗愈的哲学。当一位女性经历了难以愈合的家庭暴力，被限制与被束缚牢牢地封印在创伤中，如何重建认知以减轻过往的痛苦，从而增加未来生活的福祉，这种探索或许能为我们避免林奕含式的悲剧。人生没有那么多要想明白的，我只要过好这一生。永远活在当下，而不是过去或未来，这种行为又恰好对应着某种生存的智慧。对创伤与痛苦的治疗，在人类历史上并不是新鲜议题，比如，从个体内部来讲，在许多人寻求解脱的道路上，正念等修行方法提供了与我们常说的“活在当下”相似的解决方案，而在最究极的解脱法门中，过去心、现在心、未来心，全部“不可得”。
女性生存所需要的超越性，还表现在外在自我的不受力。“庆奶”的哲学实践又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典型，在《一路繁花》中，当众人都沉默着不敢多点菜，她却可以自然地坚持自己“想再吃一条鱼”，并真的风卷残云地自己吃完一整条鱼。人生是游戏，我要活得尽兴，怎么玩，我自己决定。人活着，不是来迎合环境的，只要自己认为合理的事，就可以大声地说出来。这样的勇气，又点醒了多少每天被迫主动参与加班、对领导不自觉奉迎的“凡人”。对自我需求的足够尊重，似乎可以将许多不妙的处境化解于萌芽中，越是这样做的人，越可以得到更多的尊重，这种正向循环，似乎就是“被命运偏爱”的最佳注解。
与容易陷入苦恼的“凡人”不同，“超人”似乎不会被挫折绊住脚步，可当“凡人”足够多地仰望天空，也能生出“超人”的翅膀。“我曾无数次被打倒，可是我绝对不会被打败。我已蜕变成大女人——伟大的女人”，这是刘晓庆2015年在《人生不怕从头再来》中写的，我们可以相信这种坚韧的生命力，存在于每个愿意成为自己的女性身上。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那是不被定义，自由生长的生命本能。人生永远有再来的可能。只要心火不灭，希望就会一直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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