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一生都在面对失去，而如何从失去中重获力量，继续前行，这是哀伤疗愈的永恒主题。——唐苏勤
丧亲与哀伤，是每个人都不愿面对却又无法回避的事情。当亲人逝去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好好告别？如何让丧亲者更好地与哀伤共存？请听深圳大学心理学院副教授、哀伤与疗愈实验室负责人唐苏勤在“一席”演讲上讲述哀伤疗愈这个话题。
我的研究关注的是大家最不想面对却又不得不面对的事情——丧亲和哀伤。
我是从2011年开始接触这个领域的。当时我在四川绵阳开展一个创伤项目，关注那些经历过汶川地震的人。我发现，一些人在地震中失去了自己的至亲，他们不断回忆与亲人相处时的美好时光，原封不动地保留着逝者的遗物甚至是生活方式，他们始终没能走出来。我那时并不知道，这些创伤反应拥有一个共同的名称——哀伤。
那时，国内学界对哀伤的实证研究很少，也很少有人接受过系统的哀伤咨询训练。
创伤项目结束之后，我回到了学校，没想到自己很快就亲身体验到了哀伤。2012年深秋，我的爷爷去世了。他走得很突然，我从学校赶回去，没能见到他最后一面。第二年过年的时候，我不敢去老房子里大扫除、贴对联，因为害怕邻居们会提起爷爷，更害怕看到爷爷的照片。悲伤、怀念、遗憾、回避……这些都是我在爷爷死后出现的哀伤反应。
何为“哀伤”
到底什么是哀伤呢？
哀伤不仅仅是一种悲伤的情绪。1944年，美国精神病学家林德曼对美国波士顿发生的一个灾难性事件——椰林夜总会火灾的死者家属进行了研究，第一次系统地描述了哀伤的特征，开启了对哀伤的实证研究。后来的学者们逐渐达成共识：哀伤是人们在经历丧失后出现的一系列情感、认知、行为和生理的变化。
这里的丧失不仅指亲友死亡，也包括其他类型的丧失，比如流产、宠物死亡、离婚、分手、失业、破产、确诊重大疾病等。而我今天分享的重点是亲友死亡带来的哀伤，这也是学界研究最多的主题。
在亲友死亡之后，人们的情感往往是很复杂的。除了悲伤、想念、内疚之外，有的人会出现对自己、他人或逝者的愤怒情绪，对与逝者的永久分离和未来的不确定性感到焦虑，也有人感觉孤独或是情感麻木。
在情绪受到影响的同时，丧亲者的认知也会发生变化。有一位女性在丈夫自杀后的几年里，总是不断去反刍事情的经过。她对我说：“我怎么也想不明白，为什么善良、乐观、顾家的他会选择这么走？是不是我在孩子出生后把精力都放在孩子身上，没能更早地发现他心情不好？”她不敢再相信自己的判断，不断自我谴责，贬低自己的价值，对未来没有信心。
记忆力衰退和难以集中注意力也是人们常常面对的挑战。有一位母亲在女儿自杀后，因为害怕看到女儿的照片而崩溃，就把女儿所有的照片都收了起来。但有一天，当她在路边看到女儿喜欢的兰花时，突然发现自己似乎想不起来女儿长什么样子了。
这位母亲还面临着另一个困境。因为觉得女儿的死因不光彩，逢年过节当人们问起时，她总是说女儿在国外。还有一些人因此而断绝了与原来社交圈的往来。
也有一些人用工作和事务来麻痹自己，把每天都安排得满满当当。他们以为把生活塞满了，悲伤就无法进入自己的生活。可实际上，但凡有一丝缝隙，他们还是会被悲伤压垮。
我还常常听到人们提到自己心痛、胸闷、呼吸不畅。日本学者将这些状况命名为“心碎综合征”。人们会吃不好、睡不好，提不起精神，身体各处出现疼痛。在丧亲最初的几个月里，因疾病而死亡的风险会有所增加。
丧亲对身体健康的影响会长期存在，甚至还会影响下一代。一项对生于2001年—2012年的瑞典儿童及其三代家庭成员的人口学研究发现：如果母亲在未成年时经历了丧亲，她的孩子出现早发性哮喘的风险要比其他孩子高15%；而如果父亲在未成年时经历了丧亲，孩子出现自身免疫性疾病的风险要比其他孩子高31%。
哀伤适应
在丧亲的最初几个月里，蔓延至情感、认知、行为、身体的哀伤反应往往会压得人喘不过气来。但好消息是，大多数人都可以自行从哀伤中平复。
我们几年前利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库进行了一项对丧偶老人的研究。这些老人在2011年是已婚状态，在2013年是丧偶状态，在2015年大部分仍处于丧偶状态，我们用抑郁水平来衡量他们的丧亲适应情况。
调查结果显示，有超过一半的人在“复原力组”，他们无论是在丧偶前还是丧偶后，抑郁水平都很低，说明他们对丧偶的适应能力很强。也有超过1/5的人在“慢性哀伤组”，他们在丧偶前抑郁水平很低，但在丧偶后抑郁水平有所升高且持续存在，说明他们受到了丧偶的影响。总的来说，大部分人能够凭借自己的复原力适应丧亲，他们的哀伤情绪会自行缓解。但与此同时，也有一部分人的哀伤久久不能平复，会发展为延长哀伤障碍。
在世界卫生组织2018年发布的国际疾病分类第11版中，加入了“延长哀伤障碍”这一精神疾病。它指的是在关系亲密的人死亡6个月后，个体仍然出现持久且弥漫的哀伤反应，并且严重影响到家庭生活、社交、学业、工作等各个方面的表现。
在中国的丧亲人群中，约有8.9%的人面临着罹患延长哀伤障碍的风险。如果是失去唯一的孩子或者面临非自然死亡，这种风险就会更高。
如何疗愈哀伤
延长哀伤障碍的存在提醒我们，人们常说的“时间会治愈一切”，其实是一种误解。如果已经发展为延长哀伤障碍，就需要精神科医生进行临床诊断和治疗。
那么，我们是如何帮助患者疗愈哀伤的呢？
美国心理学家沃登提出，穿越丧亲之痛需要完成四项任务：接受现实、经历痛苦、适应变化、重建联结。如果没能完成其中某一项任务，人们当然还可以继续生活，但可能无法很好地将丧亲经历整合到自己的人生中。四项任务的完成没有先后顺序，每个人在完成各项任务时所面临的挑战也不一样。我们会先评估他们在完成哪项或哪些任务时出现了困难，然后提供相应的支持。
第一，接受现实。
在丧亲之初，很多人不愿意接受现实。有些人会心存幻想，将逝者的遗物原封不动地保存起来，以备他回来时使用。更多人会这样说：“我理性上知道他不在了，但是感性上总觉得他还在。”也有一些人可能会迅速处理掉所有的遗物，或者选择性遗忘美好的回忆。
我在做哀伤咨询时发现，很多人在提到逝者死亡时会使用委婉的说法，比如“走了”“离开了”“那个了”。慢慢地，我会尝试使用描述事实的字眼，比如“死了”“车祸”“自杀”，然后去观察他们是否接受。事实上，大多数人可以越来越多地使用直接描述事实的词语。
绘制哀伤故事线可以帮助人们逐渐接受现实。很多人在讲述自己的丧亲经历时是很混乱的，一下子跳到过去，一下子又跳到未来，混杂着事实、感受和想法。通过在纸上记录，梳理临终、死亡、告别、葬礼等重要事件，可以帮助人们在理性和感性上逐步接受现实。
一位女大学生的母亲突然因癌症去世了。她在详细记录了自己接到电话、回家参加葬礼、过妈妈死后的第一个除夕、第一次清明为妈妈扫墓的过程后，从内心发出感叹：原来事情真的发生了。
有时候梦境也能帮助我们接受事实。在我爷爷死后几个月，就在我以为自己不可能从反刍和遗憾中走出来的时候，有一天我梦见了爷爷。梦里的他是我未出生之前的年轻模样，场景是他离家出走好久之后终于愿意回家了。我在梦里就知道这是不真实的，所以我醒来之后大哭了一场。
当我们终于接受了亲人逝去这个现实，我们才会更完整地将这段经历整合到自己的生命故事中。
必须经历的痛苦
第二，经历痛苦。
在直面死亡现实的过程中，人们势必会感受到强烈的痛苦。不要逃避，去经历这些痛苦，这是走向哀伤疗愈的关键。英国心理学家鲍尔比曾这样写道：或早或晚，一些回避了哀伤的人，通常会在某种情况下崩溃。
经历痛苦的过程中会遇到来自丧亲者个人和社会两方面的障碍。丧亲者个人会否认自己正处于痛苦之中，而只想去回忆那些快乐的瞬间，有的用酒精来逃避痛苦，质疑自己“怎么这么久了还没走出来”。丧亲者身边的人也会出于安慰的好心，否认哀伤的必要性。比如他们会说：“你还要继续生活，他也不希望看到你这样难过。”
每天观察和记录自己的哀伤情绪，可以帮助人们打破这些自我批判和担心。我们开发的哀伤疗愈小程序中有哀伤情绪曲线功能，可以用0—10分对自己每天的哀伤最高点、最低点、平均情况进行评分。
比如，上午在会议室和同事开会，哀伤是3分，晚上一个人在家看电视，哀伤是8分。我们的用户使用后对自己的哀伤有了不少了解：原来哀伤是会波动的，并不会一直那么强烈；总体来看，哀伤水平是在往下走的；哀伤水平的高低是与当时的情境息息相关的。
逐步进入哀伤情境也是帮助人们经历痛苦的重要工具。通过一段时间的记录，人们会慢慢了解到，在哪些情境里自己的哀伤会爆发，在哪些情境里自己的哀伤是可以承受的。慢慢地，他们就有能力进入那些原本无法承受的情境了。
一位丧偶的女性在丈夫刚刚去世时没办法住在家里，没办法睡在原来的房间里，更没办法自己一个人套被子，因为以前套被子总是她和丈夫两个人一起完成的。所以，她去跟父母住了一段时间，之后趁着整理遗物的机会她回家住在另一个房间里。再后来，她睡回了原来的房间，而且终于可以一个人套被子了。
作为旁观者，当看到家人、朋友哭得很伤心时，请不要说：“别哭了，哭多了会伤身体。”而是可以这样告诉他们：“想怎么哭就怎么哭，没有关系，我会在这里陪着你。”你也可以陪着他们一起哭。
向过去告别
第三，适应变化。
在逝者已经不存在的世界里，我们面临着很多变化。
有外部生活的变化。比如，丈夫去世后，妻子又当爹又当妈，换灯泡、通马桶、开车接送孩子……原来另一半承担的家庭责任都落在了一个人的肩上。
也有内在身份的变化。子女去世后，父母的身份好像突然就不存在了。如果不再是谁的爸爸妈妈，那我们是谁？在这种情况下，学习新技能、适应新角色、向他人求助，在每一次做到本来以为做不到的事情时鼓励和欣赏自己，发掘出自己的潜力，才能让自己变得更自信。
有一位年轻的妈妈，丈夫因病去世时女儿才两岁。她的公公婆婆因为担心她过于伤心，希望我能帮助她。在我们第一次见面时，她告诉我，丈夫一直很宠爱她，把她保护得很好，所以她现在不敢去想一个人如何面对未来的生活。她说，有一天深夜她坐在客厅沙发上哭，正好被婆婆撞见了，之后她再也没在家里哭过。说完这句话，她突然哭了起来，从小声啜泣到放声大哭。
这次咨询结束时，我问她：今天从这里离开后你要去哪里？她抬起头，眼神坚定地说：“我要去报名学车！”我有点意外，但很快就完全理解了。我说，这样你就可以带着女儿去想去的地方了。说完，我们都笑了。半年后，她给我的QQ留言：“我现在可以开车上路了。”
当安慰一个丧亲的亲友时，我们可以表现出这样的态度——“你不必节制哀伤，但我相信你可以顺应变化”。
第四，重建联结。
还有很多人在哀伤旅程中遇到的挑战是想牢牢抓住过去与逝者相处的方式，而拒绝以另一种方式与逝者保持联结。
我知道爷爷一直期待我成为我们家的第一个博士。在博士答辩结束的那一天，我在心里对爷爷说：我做到了。
有很多人跟我分享，当他们在生活中遇到困难时，似乎会听到逝者在耳边鼓励他们；他们在做某些重大决定时，会去想如果逝者在的话，会说些什么、做些什么。更多的人并不需要逝者的鼓励和建议，他们看到突然出现的一只蝴蝶或是飞机窗外的一朵云，就能感觉到逝者似乎仍然陪伴在自己身边。
如果感觉跟逝者之间还有许多没说完的话，我们还可以给他们写信，再以他们的口吻回信。在信里，我们和逝者可以相互道谢、道爱、道歉、道别。信不在乎长短，只在乎真实。
那位妻子在丈夫自杀后，或许最后也不会完全想明白为什么丈夫会做这样的选择，但她可以写信。她起初觉得很困难，不知道该写些什么。她想了很久，最终的去信与回信都只有几个字，却包含了所有。“你好吗？”“对不起。”她哽咽着，流着泪读出这几个字，感到轻松了许多。她向过去告别，也向未来挥手。
从失去中重获力量
当我们完成四项任务之后，最终会达到“整合性哀伤”的状态：我知道他已经死了，我也知道自己很难过，但是我相信他还会陪伴着我，我和他还有联结，我相信我的生活还有意义。
那天梦醒之后，我写下了对爷爷的回忆与思念。关掉文档，盖上电脑，我才真正与爷爷告别。从那以后，我感觉自己好多了。
“好多了”倒不是说我不再流泪、不再想念、不再遗憾，而是我更了解自己内心汹涌的情绪如何起伏，我可以开始和别人谈论这件事，还时不时地想，爷爷会希望我如何生活。
在爷爷死后的那些日子里，我更真切地感受到怀念与哀伤，体会到表达和告别的力量，也让我真的开始相信：爷爷不在了，但我还能带着他继续生活。
与哀伤结缘十多年了，我的哀伤研究和实践之路还在继续。虽然，在现实中仍然存在不少挑战——国内对哀伤的关注更多还处于研究阶段，诊疗体系还很不完善，哀伤咨询师很少，社会对死亡和哀伤也都比较避讳。但即便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还是在努力做些什么。我们实验室在2024年出版了《好好告别》这本书，希望让更多人了解哀伤疗愈，知道如何帮助自己、帮助他人。
很多人这样问我：是不是研究死亡和哀伤后，你就不怕死、不怕亲人去世了？其实不是，就算是充分了解这个过程，也不等于我完全可以抵御死亡的恐惧和哀伤。但无论如何，我能在面对死亡时更主动地做一些决策，更理解丧亲之后的心路历程，这让我更加心安。
我们的一生都在面对失去，而如何从失去中重获力量，继续前行，这是哀伤疗愈的永恒主题。
我们的一生都在面对失去，而如何从失去中重获力量，继续前行，这是哀伤疗愈的永恒主题。——唐苏勤
丧亲与哀伤，是每个人都不愿面对却又无法回避的事情。当亲人逝去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好好告别？如何让丧亲者更好地与哀伤共存？请听深圳大学心理学院副教授、哀伤与疗愈实验室负责人唐苏勤在“一席”演讲上讲述哀伤疗愈这个话题。
我的研究关注的是大家最不想面对却又不得不面对的事情——丧亲和哀伤。
我是从2011年开始接触这个领域的。当时我在四川绵阳开展一个创伤项目，关注那些经历过汶川地震的人。我发现，一些人在地震中失去了自己的至亲，他们不断回忆与亲人相处时的美好时光，原封不动地保留着逝者的遗物甚至是生活方式，他们始终没能走出来。我那时并不知道，这些创伤反应拥有一个共同的名称——哀伤。
那时，国内学界对哀伤的实证研究很少，也很少有人接受过系统的哀伤咨询训练。
创伤项目结束之后，我回到了学校，没想到自己很快就亲身体验到了哀伤。2012年深秋，我的爷爷去世了。他走得很突然，我从学校赶回去，没能见到他最后一面。第二年过年的时候，我不敢去老房子里大扫除、贴对联，因为害怕邻居们会提起爷爷，更害怕看到爷爷的照片。悲伤、怀念、遗憾、回避……这些都是我在爷爷死后出现的哀伤反应。
何为“哀伤”
到底什么是哀伤呢？
哀伤不仅仅是一种悲伤的情绪。1944年，美国精神病学家林德曼对美国波士顿发生的一个灾难性事件——椰林夜总会火灾的死者家属进行了研究，第一次系统地描述了哀伤的特征，开启了对哀伤的实证研究。后来的学者们逐渐达成共识：哀伤是人们在经历丧失后出现的一系列情感、认知、行为和生理的变化。
这里的丧失不仅指亲友死亡，也包括其他类型的丧失，比如流产、宠物死亡、离婚、分手、失业、破产、确诊重大疾病等。而我今天分享的重点是亲友死亡带来的哀伤，这也是学界研究最多的主题。
在亲友死亡之后，人们的情感往往是很复杂的。除了悲伤、想念、内疚之外，有的人会出现对自己、他人或逝者的愤怒情绪，对与逝者的永久分离和未来的不确定性感到焦虑，也有人感觉孤独或是情感麻木。
在情绪受到影响的同时，丧亲者的认知也会发生变化。有一位女性在丈夫自杀后的几年里，总是不断去反刍事情的经过。她对我说：“我怎么也想不明白，为什么善良、乐观、顾家的他会选择这么走？是不是我在孩子出生后把精力都放在孩子身上，没能更早地发现他心情不好？”她不敢再相信自己的判断，不断自我谴责，贬低自己的价值，对未来没有信心。
记忆力衰退和难以集中注意力也是人们常常面对的挑战。有一位母亲在女儿自杀后，因为害怕看到女儿的照片而崩溃，就把女儿所有的照片都收了起来。但有一天，当她在路边看到女儿喜欢的兰花时，突然发现自己似乎想不起来女儿长什么样子了。
这位母亲还面临着另一个困境。因为觉得女儿的死因不光彩，逢年过节当人们问起时，她总是说女儿在国外。还有一些人因此而断绝了与原来社交圈的往来。
也有一些人用工作和事务来麻痹自己，把每天都安排得满满当当。他们以为把生活塞满了，悲伤就无法进入自己的生活。可实际上，但凡有一丝缝隙，他们还是会被悲伤压垮。
我还常常听到人们提到自己心痛、胸闷、呼吸不畅。日本学者将这些状况命名为“心碎综合征”。人们会吃不好、睡不好，提不起精神，身体各处出现疼痛。在丧亲最初的几个月里，因疾病而死亡的风险会有所增加。
丧亲对身体健康的影响会长期存在，甚至还会影响下一代。一项对生于2001年—2012年的瑞典儿童及其三代家庭成员的人口学研究发现：如果母亲在未成年时经历了丧亲，她的孩子出现早发性哮喘的风险要比其他孩子高15%；而如果父亲在未成年时经历了丧亲，孩子出现自身免疫性疾病的风险要比其他孩子高31%。
哀伤适应
在丧亲的最初几个月里，蔓延至情感、认知、行为、身体的哀伤反应往往会压得人喘不过气来。但好消息是，大多数人都可以自行从哀伤中平复。
我们几年前利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库进行了一项对丧偶老人的研究。这些老人在2011年是已婚状态，在2013年是丧偶状态，在2015年大部分仍处于丧偶状态，我们用抑郁水平来衡量他们的丧亲适应情况。
调查结果显示，有超过一半的人在“复原力组”，他们无论是在丧偶前还是丧偶后，抑郁水平都很低，说明他们对丧偶的适应能力很强。也有超过1/5的人在“慢性哀伤组”，他们在丧偶前抑郁水平很低，但在丧偶后抑郁水平有所升高且持续存在，说明他们受到了丧偶的影响。总的来说，大部分人能够凭借自己的复原力适应丧亲，他们的哀伤情绪会自行缓解。但与此同时，也有一部分人的哀伤久久不能平复，会发展为延长哀伤障碍。
在世界卫生组织2018年发布的国际疾病分类第11版中，加入了“延长哀伤障碍”这一精神疾病。它指的是在关系亲密的人死亡6个月后，个体仍然出现持久且弥漫的哀伤反应，并且严重影响到家庭生活、社交、学业、工作等各个方面的表现。
在中国的丧亲人群中，约有8.9%的人面临着罹患延长哀伤障碍的风险。如果是失去唯一的孩子或者面临非自然死亡，这种风险就会更高。
如何疗愈哀伤
延长哀伤障碍的存在提醒我们，人们常说的“时间会治愈一切”，其实是一种误解。如果已经发展为延长哀伤障碍，就需要精神科医生进行临床诊断和治疗。
那么，我们是如何帮助患者疗愈哀伤的呢？
美国心理学家沃登提出，穿越丧亲之痛需要完成四项任务：接受现实、经历痛苦、适应变化、重建联结。如果没能完成其中某一项任务，人们当然还可以继续生活，但可能无法很好地将丧亲经历整合到自己的人生中。四项任务的完成没有先后顺序，每个人在完成各项任务时所面临的挑战也不一样。我们会先评估他们在完成哪项或哪些任务时出现了困难，然后提供相应的支持。
第一，接受现实。
在丧亲之初，很多人不愿意接受现实。有些人会心存幻想，将逝者的遗物原封不动地保存起来，以备他回来时使用。更多人会这样说：“我理性上知道他不在了，但是感性上总觉得他还在。”也有一些人可能会迅速处理掉所有的遗物，或者选择性遗忘美好的回忆。
我在做哀伤咨询时发现，很多人在提到逝者死亡时会使用委婉的说法，比如“走了”“离开了”“那个了”。慢慢地，我会尝试使用描述事实的字眼，比如“死了”“车祸”“自杀”，然后去观察他们是否接受。事实上，大多数人可以越来越多地使用直接描述事实的词语。
绘制哀伤故事线可以帮助人们逐渐接受现实。很多人在讲述自己的丧亲经历时是很混乱的，一下子跳到过去，一下子又跳到未来，混杂着事实、感受和想法。通过在纸上记录，梳理临终、死亡、告别、葬礼等重要事件，可以帮助人们在理性和感性上逐步接受现实。
一位女大学生的母亲突然因癌症去世了。她在详细记录了自己接到电话、回家参加葬礼、过妈妈死后的第一个除夕、第一次清明为妈妈扫墓的过程后，从内心发出感叹：原来事情真的发生了。
有时候梦境也能帮助我们接受事实。在我爷爷死后几个月，就在我以为自己不可能从反刍和遗憾中走出来的时候，有一天我梦见了爷爷。梦里的他是我未出生之前的年轻模样，场景是他离家出走好久之后终于愿意回家了。我在梦里就知道这是不真实的，所以我醒来之后大哭了一场。
当我们终于接受了亲人逝去这个现实，我们才会更完整地将这段经历整合到自己的生命故事中。
必须经历的痛苦
第二，经历痛苦。
在直面死亡现实的过程中，人们势必会感受到强烈的痛苦。不要逃避，去经历这些痛苦，这是走向哀伤疗愈的关键。英国心理学家鲍尔比曾这样写道：或早或晚，一些回避了哀伤的人，通常会在某种情况下崩溃。
经历痛苦的过程中会遇到来自丧亲者个人和社会两方面的障碍。丧亲者个人会否认自己正处于痛苦之中，而只想去回忆那些快乐的瞬间，有的用酒精来逃避痛苦，质疑自己“怎么这么久了还没走出来”。丧亲者身边的人也会出于安慰的好心，否认哀伤的必要性。比如他们会说：“你还要继续生活，他也不希望看到你这样难过。”
每天观察和记录自己的哀伤情绪，可以帮助人们打破这些自我批判和担心。我们开发的哀伤疗愈小程序中有哀伤情绪曲线功能，可以用0—10分对自己每天的哀伤最高点、最低点、平均情况进行评分。
比如，上午在会议室和同事开会，哀伤是3分，晚上一个人在家看电视，哀伤是8分。我们的用户使用后对自己的哀伤有了不少了解：原来哀伤是会波动的，并不会一直那么强烈；总体来看，哀伤水平是在往下走的；哀伤水平的高低是与当时的情境息息相关的。
逐步进入哀伤情境也是帮助人们经历痛苦的重要工具。通过一段时间的记录，人们会慢慢了解到，在哪些情境里自己的哀伤会爆发，在哪些情境里自己的哀伤是可以承受的。慢慢地，他们就有能力进入那些原本无法承受的情境了。
一位丧偶的女性在丈夫刚刚去世时没办法住在家里，没办法睡在原来的房间里，更没办法自己一个人套被子，因为以前套被子总是她和丈夫两个人一起完成的。所以，她去跟父母住了一段时间，之后趁着整理遗物的机会她回家住在另一个房间里。再后来，她睡回了原来的房间，而且终于可以一个人套被子了。
作为旁观者，当看到家人、朋友哭得很伤心时，请不要说：“别哭了，哭多了会伤身体。”而是可以这样告诉他们：“想怎么哭就怎么哭，没有关系，我会在这里陪着你。”你也可以陪着他们一起哭。
向过去告别
第三，适应变化。
在逝者已经不存在的世界里，我们面临着很多变化。
有外部生活的变化。比如，丈夫去世后，妻子又当爹又当妈，换灯泡、通马桶、开车接送孩子……原来另一半承担的家庭责任都落在了一个人的肩上。
也有内在身份的变化。子女去世后，父母的身份好像突然就不存在了。如果不再是谁的爸爸妈妈，那我们是谁？在这种情况下，学习新技能、适应新角色、向他人求助，在每一次做到本来以为做不到的事情时鼓励和欣赏自己，发掘出自己的潜力，才能让自己变得更自信。
有一位年轻的妈妈，丈夫因病去世时女儿才两岁。她的公公婆婆因为担心她过于伤心，希望我能帮助她。在我们第一次见面时，她告诉我，丈夫一直很宠爱她，把她保护得很好，所以她现在不敢去想一个人如何面对未来的生活。她说，有一天深夜她坐在客厅沙发上哭，正好被婆婆撞见了，之后她再也没在家里哭过。说完这句话，她突然哭了起来，从小声啜泣到放声大哭。
这次咨询结束时，我问她：今天从这里离开后你要去哪里？她抬起头，眼神坚定地说：“我要去报名学车！”我有点意外，但很快就完全理解了。我说，这样你就可以带着女儿去想去的地方了。说完，我们都笑了。半年后，她给我的QQ留言：“我现在可以开车上路了。”
当安慰一个丧亲的亲友时，我们可以表现出这样的态度——“你不必节制哀伤，但我相信你可以顺应变化”。
第四，重建联结。
还有很多人在哀伤旅程中遇到的挑战是想牢牢抓住过去与逝者相处的方式，而拒绝以另一种方式与逝者保持联结。
我知道爷爷一直期待我成为我们家的第一个博士。在博士答辩结束的那一天，我在心里对爷爷说：我做到了。
有很多人跟我分享，当他们在生活中遇到困难时，似乎会听到逝者在耳边鼓励他们；他们在做某些重大决定时，会去想如果逝者在的话，会说些什么、做些什么。更多的人并不需要逝者的鼓励和建议，他们看到突然出现的一只蝴蝶或是飞机窗外的一朵云，就能感觉到逝者似乎仍然陪伴在自己身边。
如果感觉跟逝者之间还有许多没说完的话，我们还可以给他们写信，再以他们的口吻回信。在信里，我们和逝者可以相互道谢、道爱、道歉、道别。信不在乎长短，只在乎真实。
那位妻子在丈夫自杀后，或许最后也不会完全想明白为什么丈夫会做这样的选择，但她可以写信。她起初觉得很困难，不知道该写些什么。她想了很久，最终的去信与回信都只有几个字，却包含了所有。“你好吗？”“对不起。”她哽咽着，流着泪读出这几个字，感到轻松了许多。她向过去告别，也向未来挥手。
从失去中重获力量
当我们完成四项任务之后，最终会达到“整合性哀伤”的状态：我知道他已经死了，我也知道自己很难过，但是我相信他还会陪伴着我，我和他还有联结，我相信我的生活还有意义。
那天梦醒之后，我写下了对爷爷的回忆与思念。关掉文档，盖上电脑，我才真正与爷爷告别。从那以后，我感觉自己好多了。
“好多了”倒不是说我不再流泪、不再想念、不再遗憾，而是我更了解自己内心汹涌的情绪如何起伏，我可以开始和别人谈论这件事，还时不时地想，爷爷会希望我如何生活。
在爷爷死后的那些日子里，我更真切地感受到怀念与哀伤，体会到表达和告别的力量，也让我真的开始相信：爷爷不在了，但我还能带着他继续生活。
与哀伤结缘十多年了，我的哀伤研究和实践之路还在继续。虽然，在现实中仍然存在不少挑战——国内对哀伤的关注更多还处于研究阶段，诊疗体系还很不完善，哀伤咨询师很少，社会对死亡和哀伤也都比较避讳。但即便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还是在努力做些什么。我们实验室在2024年出版了《好好告别》这本书，希望让更多人了解哀伤疗愈，知道如何帮助自己、帮助他人。
很多人这样问我：是不是研究死亡和哀伤后，你就不怕死、不怕亲人去世了？其实不是，就算是充分了解这个过程，也不等于我完全可以抵御死亡的恐惧和哀伤。但无论如何，我能在面对死亡时更主动地做一些决策，更理解丧亲之后的心路历程，这让我更加心安。
我们的一生都在面对失去，而如何从失去中重获力量，继续前行，这是哀伤疗愈的永恒主题。
本文链接：当亲人逝去，该如何好好告别http://www.sushuapos.com/show-6-14528-0.html
声明：本网站为非营利性网站，本网页内容由互联网博主自发贡献，不代表本站观点，本站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天上不会到馅饼，请大家谨防诈骗！若有侵权等问题请及时与本网联系，我们将在第一时间删除处理。
上一篇： 《生息之地》何以斩银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