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每年到了冬至这一天，太阳直射南回归线，北半球的白昼时间达到最短，黑夜最长。随后，白昼会逐渐变长。
按照传统物候“蚯蚓结、麋角解、水泉动”所表示的意思，从这天往后，阴气盛极转衰，阳气虽微渐升，动植物会比人更敏锐地察觉到时令的变化。尽管，漫步上海的街头，入目还是一派冬日的萧瑟，但略显寂寥的枝头与草木之下，已经孕育着来年的新蕾。
世间万事万物，总是如此循环往复。城市的发展，也总是与自然的变化相互映照。
1859年，在中国冬至后两天，一个名叫劳积勋的法国男孩在布列塔尼大区的临海城市布雷斯特的一户船东家出生。24岁那年，劳积勋第一次来到上海。1901年，劳积勋正式担任徐家汇天文台台长。此后，他多年记录观察经过上海的台风变化并编著成书。这也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早研究台风的专著，被收入《上海气象学会年报》。为了纪念他，上海的天文台路（1916年）改名为劳神父路（1927年）。
20世纪30年代，差不多就在劳神父退休的同一时段，一位绍兴的账房先生来到上海，住进了劳神父路的一幢街面房子。
1962年，这个绍兴账房先生的儿子李守白出生时，这条路已经改名为合肥路。在合肥路的里弄里，李守白没有像同龄孩子那样学会打弹子、刮香烟牌子。他跟着父亲学会了画画，这一画就是一辈子。后来，他成了上海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
2
1962年，在北京，著名艺术家、戏剧教育家、中国现代话剧奠基者欧阳予倩去世。同月，“上海报刊补白大王”郑逸梅写了一篇回忆文章，提到自己和欧阳予倩共事过一个时期，曾经相熟，“那时他住在复兴西路颖邨，我时常到他那儿去聊天”。
今日的上海确有一个颖邨，但其地址并非在复兴西路，而是在复兴中路1232弄，位于复兴中路和嘉善路路口。从这里沿着陕西南路，走到淮海中路927弄（淮海坊），是去徐悲鸿家的路线。在徐悲鸿家，欧阳予倩曾与田汉等多位艺术家开会，筹办南国社。从颖邨出发，走到襄阳南路和永嘉路口，此地的永嘉路371号正是田汉旧居，也是南国艺术学院旧址，欧阳予倩曾经在这里亲自授课。2024年，复兴西路颖邨进入徐汇区张家弄片区旧城区改建项目。未来，它会变得怎样呢？
同样即将旧貌换新颜的，还有复兴中路565弄内的野花园小区。年终岁末，住在这里超过半个世纪的百余户居民已经陆续打包暂别，期待着家园尽早改造后回搬。
野花园，曾经是复兴坊和花园坊中间绿树环绕小池塘的花园，在岁月的流逝中成为无人打理的野地，成了规整城市里一个“脱嵌”的自由精灵。然后，又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被整理成平地、建设起楼房，实体的花园部分消失，化身成一个小区的名字，见证了灯火阑珊下各种人间故事。
这里交叠过廖仲恺夫人、民主革命家、画家何香凝，合众图书馆创始人叶景葵、张元济和陈陶遗，现代著名书画家沈迈士和救国会七君子之一、著名法学家、新中国首任司法部部长史良的脚步，也交叠着如今拿着手机、循着故事来看“建筑可阅读”的citywalker（城市漫步者）。
上海街区的复杂性和丰富性有时不仅在那些知名的建筑里，也在这样的城市肌理深处，在乡音里，在食物里，在老街坊的规矩里，也在曾生活于这座城市但后来离开的人们的生命里。
所以，对于上海这样一场盛宴，1946年随着父亲来到上海的小琼瑶是否有所认知呢？
生于战乱时期的她，经历了一段颠沛流离。“童年的我，从成都，到湖南，经广西，越贵州，回四川，再来上海。”“看到栉比鳞次的高楼大厦，看到满街穿梭不停的车水马龙，简直看得眼花缭乱。”
对初来乍到的少女来说，上海太陌生，似乎也不怎么友好，物价也不便宜，一切都让人紧张。
但很快，她学会了上海话，交到了新朋友。最重要的是，年仅9岁的她在上海这一中国近现代新闻出版中心受到了鼓励，体会到了文字带来的成就感：1947年12月，她在《大公报》第9版“现代儿童”栏目，以本名“陈喆”发表《可怜的小青》。这是未来60余载写作生涯中创作出70余部家喻户晓的文学作品、在华语文化圈产生深远影响的琼瑶的初试啼声。
3
1947年，也是在上海，也是在《大公报》。
这份初创于上海、继而在抗战后于上海复刊、选址在南京路212号（今南京东路、江西中路口）的报馆，公开招聘三名翻译。试题是电报一份、社论一篇，译成中文。
来自浙江的年轻人查良镛仅用65分钟就第一个交卷，随后立即进行口试，成绩均优秀，以第一名被录取，10月底正式入职。
查良镛曾对同学说起在《大公报》时的感受：“职责分明，赏罚有则。”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有各种福利：“晚上的夜宵倒是报馆免费供应的。说起来，多是吃稀饭，可配稀饭的，不是香肠、叉烧，就是酱鸡、烤鸭，或者火腿炒鸡蛋、油炸花生米，自然也有酱菜。晚班工作完毕，街上没车了，报馆会派车子把所有编辑一个个送回家去。”
报业的训练，让查良镛具备了能迅速分析各种讯息、出手极快、文笔好、文章质量高的特点。这些特点，让中国多了一个著名报人。当然，后来查良镛用另一个名字——金庸，在华语文学圈建立了自己的武侠世界。
今年，金庸先生诞辰百年。今年，琼瑶女士翩然离世。
上海，见证过他们稚嫩的尝试，也总记得他们年轻的热情。
4
1950年，毕春芳加盟戚雅仙创建不久的合作越剧团（静安越剧团前身），珠联璧合的二人，很快就让合作越剧团票房大卖，从不足800个座位的恩派亚大戏院（即嵩山电影院，位于淮海中路85号，20世纪90年代被拆除）搬到了有超过1200个座位、位于延安中路和石门一路口的金都剧场（前身为金都大戏院，1955年改名为瑞金剧场，20世纪90年代被拆除）。她们的演出，抚慰了许多来自江南地区的移民知音。
两年后，1952年的初夏，第一批工人居民入住曹杨新村，《解放日报》摄影记者来到红桥前，按下了快门。从“前面一条臭水沟，后面一条臭水沟”的低低的茅草棚，住进崭新的新村，人们感受着时代的新风。而曾经经历抗战、辗转各个战场的上海新闻界最早用摄影报道平型关大捷的摄影记者俞创硕，也感叹于“新生命的开始”。
如今，依照俞创硕当年拍摄的照片，一对工人夫妇骑着自行车的身影被制作成雕塑，展示于红桥上。而红桥下，曹杨环浜静静流淌。
这本来就是一个水网密布的城市。
生命的河流从不同的地方涌动而来，由水汇聚的产物时而澎湃，时而激越，时而平静，时而滞塞，时而潮平两岸阔，时而又细细如涓滴，时而就地留下汇成湖泊，时而继续向前奔走不止。但重要的是，它不会停止。这座城市以极其丰富的信息浸漫我们、改变我们，又带走了我们生命中的要素，向下一个阶段流下去。
就像进入新世纪后不久，李守白住过的合肥路房子拆迁，拔地而起的是新的商品房。已经不存在的老家，幻化成成年李守白笔下、剪刀下无数房子的原型，变成乡愁。在他的印象里，走过那里，有时还能闻到淡淡的鱼腥味。
童年记忆里，年轻力壮的父亲带着他穿过顺昌路小菜场。白天卖水产的桌子，在买卖空隙时，是周边孩子们打乒乓球的桌子。
那时欢笑的孩子已经成为城市里的长者，但总有新的孩子在新的街道上欢笑。
因为这里是上海。
许多曾经鲜亮的房子，在时光中变成旧宅，但它们又会被翻新。许多熟悉的街道也会有外观上的改变。我们惋惜开过的商店告别、有过的地标消失，同时每天也不断在迎接和认识新出现的商铺和地标。这些令人情绪复杂的时刻，都会变成未来让人回望的记忆。
不变的是什么呢？是城市的变化本身，也是人事的代谢本身，是黄浦江渴望遇到大海的指向，是每天日常的来来往往，是我们不断回首去确认来时的道路，同时也从记忆中获得力量，去迎接未知的一切。
没有人能两次跨入同一条河流。但所有的河流终会相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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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到了冬至这一天，太阳直射南回归线，北半球的白昼时间达到最短，黑夜最长。随后，白昼会逐渐变长。
按照传统物候“蚯蚓结、麋角解、水泉动”所表示的意思，从这天往后，阴气盛极转衰，阳气虽微渐升，动植物会比人更敏锐地察觉到时令的变化。尽管，漫步上海的街头，入目还是一派冬日的萧瑟，但略显寂寥的枝头与草木之下，已经孕育着来年的新蕾。
世间万事万物，总是如此循环往复。城市的发展，也总是与自然的变化相互映照。
1859年，在中国冬至后两天，一个名叫劳积勋的法国男孩在布列塔尼大区的临海城市布雷斯特的一户船东家出生。24岁那年，劳积勋第一次来到上海。1901年，劳积勋正式担任徐家汇天文台台长。此后，他多年记录观察经过上海的台风变化并编著成书。这也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早研究台风的专著，被收入《上海气象学会年报》。为了纪念他，上海的天文台路（1916年）改名为劳神父路（1927年）。
20世纪30年代，差不多就在劳神父退休的同一时段，一位绍兴的账房先生来到上海，住进了劳神父路的一幢街面房子。
1962年，这个绍兴账房先生的儿子李守白出生时，这条路已经改名为合肥路。在合肥路的里弄里，李守白没有像同龄孩子那样学会打弹子、刮香烟牌子。他跟着父亲学会了画画，这一画就是一辈子。后来，他成了上海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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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在北京，著名艺术家、戏剧教育家、中国现代话剧奠基者欧阳予倩去世。同月，“上海报刊补白大王”郑逸梅写了一篇回忆文章，提到自己和欧阳予倩共事过一个时期，曾经相熟，“那时他住在复兴西路颖邨，我时常到他那儿去聊天”。
今日的上海确有一个颖邨，但其地址并非在复兴西路，而是在复兴中路1232弄，位于复兴中路和嘉善路路口。从这里沿着陕西南路，走到淮海中路927弄（淮海坊），是去徐悲鸿家的路线。在徐悲鸿家，欧阳予倩曾与田汉等多位艺术家开会，筹办南国社。从颖邨出发，走到襄阳南路和永嘉路口，此地的永嘉路371号正是田汉旧居，也是南国艺术学院旧址，欧阳予倩曾经在这里亲自授课。2024年，复兴西路颖邨进入徐汇区张家弄片区旧城区改建项目。未来，它会变得怎样呢？
同样即将旧貌换新颜的，还有复兴中路565弄内的野花园小区。年终岁末，住在这里超过半个世纪的百余户居民已经陆续打包暂别，期待着家园尽早改造后回搬。
野花园，曾经是复兴坊和花园坊中间绿树环绕小池塘的花园，在岁月的流逝中成为无人打理的野地，成了规整城市里一个“脱嵌”的自由精灵。然后，又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被整理成平地、建设起楼房，实体的花园部分消失，化身成一个小区的名字，见证了灯火阑珊下各种人间故事。
这里交叠过廖仲恺夫人、民主革命家、画家何香凝，合众图书馆创始人叶景葵、张元济和陈陶遗，现代著名书画家沈迈士和救国会七君子之一、著名法学家、新中国首任司法部部长史良的脚步，也交叠着如今拿着手机、循着故事来看“建筑可阅读”的citywalker（城市漫步者）。
上海街区的复杂性和丰富性有时不仅在那些知名的建筑里，也在这样的城市肌理深处，在乡音里，在食物里，在老街坊的规矩里，也在曾生活于这座城市但后来离开的人们的生命里。
所以，对于上海这样一场盛宴，1946年随着父亲来到上海的小琼瑶是否有所认知呢？
生于战乱时期的她，经历了一段颠沛流离。“童年的我，从成都，到湖南，经广西，越贵州，回四川，再来上海。”“看到栉比鳞次的高楼大厦，看到满街穿梭不停的车水马龙，简直看得眼花缭乱。”
对初来乍到的少女来说，上海太陌生，似乎也不怎么友好，物价也不便宜，一切都让人紧张。
但很快，她学会了上海话，交到了新朋友。最重要的是，年仅9岁的她在上海这一中国近现代新闻出版中心受到了鼓励，体会到了文字带来的成就感：1947年12月，她在《大公报》第9版“现代儿童”栏目，以本名“陈喆”发表《可怜的小青》。这是未来60余载写作生涯中创作出70余部家喻户晓的文学作品、在华语文化圈产生深远影响的琼瑶的初试啼声。
3
1947年，也是在上海，也是在《大公报》。
这份初创于上海、继而在抗战后于上海复刊、选址在南京路212号（今南京东路、江西中路口）的报馆，公开招聘三名翻译。试题是电报一份、社论一篇，译成中文。
来自浙江的年轻人查良镛仅用65分钟就第一个交卷，随后立即进行口试，成绩均优秀，以第一名被录取，10月底正式入职。
查良镛曾对同学说起在《大公报》时的感受：“职责分明，赏罚有则。”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有各种福利：“晚上的夜宵倒是报馆免费供应的。说起来，多是吃稀饭，可配稀饭的，不是香肠、叉烧，就是酱鸡、烤鸭，或者火腿炒鸡蛋、油炸花生米，自然也有酱菜。晚班工作完毕，街上没车了，报馆会派车子把所有编辑一个个送回家去。”
报业的训练，让查良镛具备了能迅速分析各种讯息、出手极快、文笔好、文章质量高的特点。这些特点，让中国多了一个著名报人。当然，后来查良镛用另一个名字——金庸，在华语文学圈建立了自己的武侠世界。
今年，金庸先生诞辰百年。今年，琼瑶女士翩然离世。
上海，见证过他们稚嫩的尝试，也总记得他们年轻的热情。
4
1950年，毕春芳加盟戚雅仙创建不久的合作越剧团（静安越剧团前身），珠联璧合的二人，很快就让合作越剧团票房大卖，从不足800个座位的恩派亚大戏院（即嵩山电影院，位于淮海中路85号，20世纪90年代被拆除）搬到了有超过1200个座位、位于延安中路和石门一路口的金都剧场（前身为金都大戏院，1955年改名为瑞金剧场，20世纪90年代被拆除）。她们的演出，抚慰了许多来自江南地区的移民知音。
两年后，1952年的初夏，第一批工人居民入住曹杨新村，《解放日报》摄影记者来到红桥前，按下了快门。从“前面一条臭水沟，后面一条臭水沟”的低低的茅草棚，住进崭新的新村，人们感受着时代的新风。而曾经经历抗战、辗转各个战场的上海新闻界最早用摄影报道平型关大捷的摄影记者俞创硕，也感叹于“新生命的开始”。
如今，依照俞创硕当年拍摄的照片，一对工人夫妇骑着自行车的身影被制作成雕塑，展示于红桥上。而红桥下，曹杨环浜静静流淌。
这本来就是一个水网密布的城市。
生命的河流从不同的地方涌动而来，由水汇聚的产物时而澎湃，时而激越，时而平静，时而滞塞，时而潮平两岸阔，时而又细细如涓滴，时而就地留下汇成湖泊，时而继续向前奔走不止。但重要的是，它不会停止。这座城市以极其丰富的信息浸漫我们、改变我们，又带走了我们生命中的要素，向下一个阶段流下去。
就像进入新世纪后不久，李守白住过的合肥路房子拆迁，拔地而起的是新的商品房。已经不存在的老家，幻化成成年李守白笔下、剪刀下无数房子的原型，变成乡愁。在他的印象里，走过那里，有时还能闻到淡淡的鱼腥味。
童年记忆里，年轻力壮的父亲带着他穿过顺昌路小菜场。白天卖水产的桌子，在买卖空隙时，是周边孩子们打乒乓球的桌子。
那时欢笑的孩子已经成为城市里的长者，但总有新的孩子在新的街道上欢笑。
因为这里是上海。
许多曾经鲜亮的房子，在时光中变成旧宅，但它们又会被翻新。许多熟悉的街道也会有外观上的改变。我们惋惜开过的商店告别、有过的地标消失，同时每天也不断在迎接和认识新出现的商铺和地标。这些令人情绪复杂的时刻，都会变成未来让人回望的记忆。
不变的是什么呢？是城市的变化本身，也是人事的代谢本身，是黄浦江渴望遇到大海的指向，是每天日常的来来往往，是我们不断回首去确认来时的道路，同时也从记忆中获得力量，去迎接未知的一切。
没有人能两次跨入同一条河流。但所有的河流终会相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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