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的关键词众多，其传承的重要线索便是“典籍”。大量典籍能流传至今，有赖于历代藏书家的薪火相传。
韦力便是其中绕不开的一位。他凭个人之力，收藏古籍7万余册，不乏大量珍稀善本。有人说，韦力是一位不负我们这个时代的藏书家，而他认为，传承、发扬传统文化是他的责任。
在韦力看来，藏书家的胸怀是分享，在他的藏书阁“芷兰斋”里，他与记者谈写作、谈收藏、谈阅读，进行了一次关于书页的温故。
藏书是写书的基础
读书周刊：您的藏书阁就是一座旧书的宝库，据说这里存放了7万多册古籍，能否请您介绍一下您都收藏了什么样的古书和旧书？
韦力：因为您提到了旧书的问题，我想先说说书的分类。首先，“古书”指的是古代的传统典籍，有“简册”“卷轴”“册页”“线装书”等不同的装帧样式；而后，民国时期出版了很多西式书，我们称之为洋装书，这一类出版物一般被称为“旧书”；再之后，近几十年人们读的20世纪70—80年代的这些书，我们称之为“二手书”；再往后，现在书店里、网上正在卖的书，我们称之为“新书”。我觉得大约可以按照这个时间点划分。其实古书和旧书的范畴没有办法截然分开，所以把它们统称为古旧书，我收藏的也都是古旧书。
对于书的内容，我的收藏大概分两类：一类是我藏的书，一类是我读的书。我的书库是藏古书的地方，我一般按“经、史、子、集”分类，有珍稀善本，也有一些过去被学者认为早已不再存世的古籍。而在我的住处，我收藏的是目前我研究用的书，都是关于同一个主题的。一个研究结束了，我可能要搞另一个专题，就会把这些书替换一下，换成新专题的研究成果。目前有很多研究的书都放在我随时能拿到的地方。
读书周刊：您目前放在住处的书是有关什么主题的？
韦力：我现在研究的是文庙系列，文庙是一种比较独特的存在，中国从汉代以来就有文庙。中国的思想体系以儒学为主体，因为没有纯粹的形而上的宗教体系，儒学就起到了准宗教的作用，在中国的影响比较深。
自从唐太宗李世民下诏“州县学皆特立孔子庙”开始，全国各地应诏建立的孔子庙便成了当时的新鲜事物，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孔子庙至今都成了历史的故物。在这漫长的历史进展和演化之中，全国各地的孔子庙都经历了兴建与摧毁相交替的兴衰过程。这样，由产生“孔子庙”这一历史事物的政治背景以及该事物发展、淘汰、衍化的过程，形成了一部文庙的兴衰史。
如今，大部分的文庙都被毁了，还剩几百座，却没有人做系统的梳理，我就以寻访的方式开始做文庙的研究。我要查相关的史料、文庙的沿革、当地的儒学史，这时候旧书和古书就起到作用了，要从中梳理出相应的史料，我才能写文章。
我虽然现在说的是我写书的事，但是写书跟藏书有关，藏书是写书的基础，但是大部分藏书家还是停留在藏的阶段。
读书周刊：您为什么不愿意停留在藏的阶段？
韦力：通过写书、做研究，通过实地探访，你才会发现古人所说的“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用自己的脚步去丈量历史的记录，通过这种印证，不只加深了印象，还能对以前的理解有全新的认识，我觉得这才实现了我的人生价值。
书承载的思想是强壮的
读书周刊：从何时开始，您对藏书产生了兴趣，并走上了藏书这条路？
韦力：我是20世纪60年代生人，我记得大概18岁的时候，国际书店才重新开起来。当时我觉得书很贵，因为平装的书一般一册1元钱，普通古籍书大概3元钱。那时家里每天给我5毛钱买午餐，当时还有同学很羡慕我，因为大部分同学每天只有2毛钱用来吃饭。我如果要买古书就会有好几天不能好好吃饭，但是我还是愿意省下钱去买书，我当时就觉得要买书就必须要想办法赚钱。
在买书的过程中，渐渐感受到自己对古籍的偏好，又渐渐懂得了哪些古籍书才更有价值，而后又遇到了懂行人的指点，由此走入了严格意义上的古籍收藏之路。但我最初买书，并没有想到能买到怎样的规模，只是不经意间走了30余年，蓦然回首，才知道自己的藏书达到了怎样的程度。
中国有很长的藏书史，但是因为经历了社会的动荡，藏书的脉络都被打断了，后世就没有这种概念了。新一代的人需要用书的时候，才会发觉藏书非常有意义。
读书周刊：您的藏书大概有哪些来源？您是通过什么方式或者途径找到这些古旧书的？
韦力：当年，对书店来说，古书并不好卖，古书卖的价钱跟新书的相当，所以没人买古书，人们宁愿去买新书。在1949年之后，各地的古籍书店都开始合并，统一规定每个城市只保留1家古籍书店，比如，北京100多家旧书店合并成中国书店，上海200多家旧书店合并成博古斋。改革开放之后开始讲经济效益。对于古籍书店来说，每年要完成一定的利润指标才能发效益工资。新书好卖、旧书不好卖，我却恰恰爱旧书，书店就会很高兴，会很指望我买，我就在那时候收了很多旧书。
但后来通过这样的方式，古旧书越买越少。而且随着交通逐渐便利，人们可以轻易地赶往某处去翻阅某部书，这样的便捷使得更多的爱书人可以竞争买同一部书。而正是这样的竞争，才产生了拍卖这种较为公允的交易方式。书店经营者以赚取利润为生，当然希望利益最大化，拍卖会是实现这种想法的最佳场所，这使得很多好书流向了拍卖场。欲得心仪之本，那只能去跟同好们在拍场上一争高下。所以，爱书之情是不变的，但得书方式必须要与时俱进。正是因为拍卖的特殊优势，使得很多爱书人都转入了这个战场，而我当然不能例外。
我认为，古书没有定价，古书要看心理价位。我认为它值1万元还是值10万元，其实也说不出什么道理，我认为值了就值了，就是这样的概念。书的形式如同肉身，哪怕形式毁掉了，其承载的思想、内容、记录也是强壮的。而古书之所以能够传承，则有赖于历代藏书家的薪火相传。正是他们的尽心尽力，才使得斯文不绝。
读它才让我懂得了书
读书周刊：在您的藏书生涯中，有哪一本书或哪几本书对您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韦力：对我来说，这分两个方面，一个是收藏的书籍对我的影响，一个是阅读的书籍对我的影响。
我先讲个收藏的故事。人们可能特别喜欢听那种捡漏的故事，但是对于收藏古旧书来说，这种事属于百年不遇的，就像中彩票，但我真的经历过一次。
先说下背景，中国是世界文明史上唯一没有断档的文明体系。我认为没有断档的前提是文字不变，原因是中国文字虽然有八大文体，从甲骨文、金文、大篆、小篆等一路发展过来，但是基本形体没有变。方块字、表音表意，就是我们所谓的《说文解字》6种造字法。但是西方的体系不同，比如说古波斯文明、古巴比伦文明跟现在在那里居住的人基本没有关系，他们甚至完全不认识那些古文，因为他们跟那些文明体系没有任何的关联性。
不断档的文明，这是在任何其他民族中都不存在的，是中华民族独有的。因为文明的延续，我们才有了《二十四史》，就是中国历代撰写的24部正史的总称。其实在《二十四史》之外，中国的正史还有一部，叫《新元史》。《二十四史》因为历史的原因，手稿都不在了，但第二十五史，也就是《新元史》还有柯劭忞的手稿，我们之前却不知道。
有一天，我偶然在北京故宫城下河边遛弯逛早市，就看到了这样的两捆手稿，打开了在那儿摆着卖，我从来没有在早市上捡漏的概念，当时就觉得很震惊。这些书都是毛毛的、没有切过的，也就是现在所谓的“毛边本”，一般都是手稿。我打开一看，居然是《新元史》原始的手稿，总共有七八十册，我就觉得很魔幻。我问卖家：“多少钱？”他说：“200元。”我试探地问：“200万元？”他说：“开什么玩笑？200元，如果你嫌贵还可以还价。”我立马答应：“不还，就这么多。”钱货两清之后我第一时间赶紧把手稿带回家。我就这样买到了这份手稿，这是中国正史中唯一留存下来的手稿。这个故事也让我久久不能忘怀，所以藏书也可以动人心魄。
读书周刊：那您阅读的书籍，哪本对你的影响最大？
韦力：对我影响最大的是张之洞的《书目答问》，因为它是梳理中国典籍读书的门径，这部书流行得很广泛。在民国晚清，大家都把它作为读书的指导，中国典籍应该读哪个门类、应该读哪几部书，这部书讲的是这样一件事情。
它其实有些类似于我们现在写的必读书目。比如说，今天很多地方会让我推荐必读书目，这里有个问题，就是我会有自己的偏爱、自己的视角，我的视角之外可能有很多好书都没有读到。这些书目只代表了推荐人的主观视角，并没有宏观度。但是张之洞的这本书有客观度和宏观度，他梳理了2000年来哪些典籍是重要的，是极厉害的一本书。
读书周刊：您走上收藏的道路和这本书也有一定的关系？
韦力：在读这本书之前我会瞎买，因为以前书荒，我也不知道买什么书。我在七八岁的时候就喜欢书。那时候新华书店是闭架售书，书架前有个柜台，读者是不能拿书的，你要和售货员说你要哪本书，所以当时就很难看清楚。我当时就一直伸着脖子看，然后请售货的叔叔阿姨帮我把书拿下来。当我拿过3本书还不想买，就觉得有点不好意思了，心里极其忐忑，不敢再说了。我觉得我对书籍的敬畏之心，就是这么造成的。
改革开放之后，书开始多起来了，也开架售书了，我当时非常兴奋，但是那会儿不懂，什么都买，觉得只要是书就是好的。后来，我才慢慢地明白书是买不完的，买书必须要懂得门径，而那时的自己并不懂得买书的门径在哪里。张之洞的《书目答问》就在这时给了我极大的启迪，它让我懂得了书。
通过纸的温度感受旧时光
读书周刊：书是买不完的，所以读旧书以及读经典的书就变成一种比较好的选择。对于如何读经典，您有何建议？
韦力：读旧书要看你是为什么想读它。如果是为了怀旧，你可以买点旧书看看，尤其在上海的读者朋友更应该买。因为上海开埠之后，西方的印刷技术最早是从宁波传到上海的，所以上海有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等，是中国印刷业最集中的地方，比北方要发达得多，所以它也就变成了旧书最多的地方，中国有一半以上的旧书出自上海。但现在网络发达，也给了其他地区的读者很多购买旧书的机会。但如果你只是为了读旧书中的文字，其实现在在网上各种文献都能查得到，你再刻意去找旧书，就没什么必要了。
对我来说，我喜欢书，我更喜欢把玩书，因为不但可以读到文字，还可以通过纸的温度来感受旧时光。我觉得纸质书有温度，而不像电子书冷冰冰的。书是有生命的，如果你喜欢读书，可以从中读到鲜活的世界，那远比你只看电脑上的文字会有质感得多。
提到旧书，很多人想到的就是经典。现在很多书都被称为经典，甚至一些新书也被称为经典，我认为不要把经典一词泛滥化。很多人说去神圣化，但是对于经典书籍来说，我是反对这种说法的。我并不认为泛读是不好的，但是经典的书籍应该是崇高的、神圣的，不应该把它们祛魅。
读书周刊：对于书店以及读书行业的未来，您怎么看？
韦力：中国人平均一年的读书量真的少得可怜。虽然说有很多学者在其领域出版了很多专著，出版社的印书量每年也有几十万种之多，但爱书人的增加却远远赶不上这种速度，这种状况到今日仍然没有大的改观。尽管国家相关部门也对此予以了扶持，给一些独立书店进行经济上的资助，但毕竟中国的独立书店数量庞大，这样的实惠无法实现雨露均沾，故无论公私性质的书店，大多遇到了经营上的困难。这种困难的产生当然有客观原因，比如网络的冲击、电子化阅读的普及、新科技的发展等，虽然说网络阅读也算读书，但毕竟这种读书方式无法促进书店的经营。这种局面如何改观，不是我能预见得了的，但就我本心而言，我更愿意看到更多的人走入书店去买书，希望这些书店能够长久地经营下去。
中国传统文化的关键词众多，其传承的重要线索便是“典籍”。大量典籍能流传至今，有赖于历代藏书家的薪火相传。
韦力便是其中绕不开的一位。他凭个人之力，收藏古籍7万余册，不乏大量珍稀善本。有人说，韦力是一位不负我们这个时代的藏书家，而他认为，传承、发扬传统文化是他的责任。
在韦力看来，藏书家的胸怀是分享，在他的藏书阁“芷兰斋”里，他与记者谈写作、谈收藏、谈阅读，进行了一次关于书页的温故。
藏书是写书的基础
读书周刊：您的藏书阁就是一座旧书的宝库，据说这里存放了7万多册古籍，能否请您介绍一下您都收藏了什么样的古书和旧书？
韦力：因为您提到了旧书的问题，我想先说说书的分类。首先，“古书”指的是古代的传统典籍，有“简册”“卷轴”“册页”“线装书”等不同的装帧样式；而后，民国时期出版了很多西式书，我们称之为洋装书，这一类出版物一般被称为“旧书”；再之后，近几十年人们读的20世纪70—80年代的这些书，我们称之为“二手书”；再往后，现在书店里、网上正在卖的书，我们称之为“新书”。我觉得大约可以按照这个时间点划分。其实古书和旧书的范畴没有办法截然分开，所以把它们统称为古旧书，我收藏的也都是古旧书。
对于书的内容，我的收藏大概分两类：一类是我藏的书，一类是我读的书。我的书库是藏古书的地方，我一般按“经、史、子、集”分类，有珍稀善本，也有一些过去被学者认为早已不再存世的古籍。而在我的住处，我收藏的是目前我研究用的书，都是关于同一个主题的。一个研究结束了，我可能要搞另一个专题，就会把这些书替换一下，换成新专题的研究成果。目前有很多研究的书都放在我随时能拿到的地方。
读书周刊：您目前放在住处的书是有关什么主题的？
韦力：我现在研究的是文庙系列，文庙是一种比较独特的存在，中国从汉代以来就有文庙。中国的思想体系以儒学为主体，因为没有纯粹的形而上的宗教体系，儒学就起到了准宗教的作用，在中国的影响比较深。
自从唐太宗李世民下诏“州县学皆特立孔子庙”开始，全国各地应诏建立的孔子庙便成了当时的新鲜事物，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孔子庙至今都成了历史的故物。在这漫长的历史进展和演化之中，全国各地的孔子庙都经历了兴建与摧毁相交替的兴衰过程。这样，由产生“孔子庙”这一历史事物的政治背景以及该事物发展、淘汰、衍化的过程，形成了一部文庙的兴衰史。
如今，大部分的文庙都被毁了，还剩几百座，却没有人做系统的梳理，我就以寻访的方式开始做文庙的研究。我要查相关的史料、文庙的沿革、当地的儒学史，这时候旧书和古书就起到作用了，要从中梳理出相应的史料，我才能写文章。
我虽然现在说的是我写书的事，但是写书跟藏书有关，藏书是写书的基础，但是大部分藏书家还是停留在藏的阶段。
读书周刊：您为什么不愿意停留在藏的阶段？
韦力：通过写书、做研究，通过实地探访，你才会发现古人所说的“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用自己的脚步去丈量历史的记录，通过这种印证，不只加深了印象，还能对以前的理解有全新的认识，我觉得这才实现了我的人生价值。
书承载的思想是强壮的
读书周刊：从何时开始，您对藏书产生了兴趣，并走上了藏书这条路？
韦力：我是20世纪60年代生人，我记得大概18岁的时候，国际书店才重新开起来。当时我觉得书很贵，因为平装的书一般一册1元钱，普通古籍书大概3元钱。那时家里每天给我5毛钱买午餐，当时还有同学很羡慕我，因为大部分同学每天只有2毛钱用来吃饭。我如果要买古书就会有好几天不能好好吃饭，但是我还是愿意省下钱去买书，我当时就觉得要买书就必须要想办法赚钱。
在买书的过程中，渐渐感受到自己对古籍的偏好，又渐渐懂得了哪些古籍书才更有价值，而后又遇到了懂行人的指点，由此走入了严格意义上的古籍收藏之路。但我最初买书，并没有想到能买到怎样的规模，只是不经意间走了30余年，蓦然回首，才知道自己的藏书达到了怎样的程度。
中国有很长的藏书史，但是因为经历了社会的动荡，藏书的脉络都被打断了，后世就没有这种概念了。新一代的人需要用书的时候，才会发觉藏书非常有意义。
读书周刊：您的藏书大概有哪些来源？您是通过什么方式或者途径找到这些古旧书的？
韦力：当年，对书店来说，古书并不好卖，古书卖的价钱跟新书的相当，所以没人买古书，人们宁愿去买新书。在1949年之后，各地的古籍书店都开始合并，统一规定每个城市只保留1家古籍书店，比如，北京100多家旧书店合并成中国书店，上海200多家旧书店合并成博古斋。改革开放之后开始讲经济效益。对于古籍书店来说，每年要完成一定的利润指标才能发效益工资。新书好卖、旧书不好卖，我却恰恰爱旧书，书店就会很高兴，会很指望我买，我就在那时候收了很多旧书。
但后来通过这样的方式，古旧书越买越少。而且随着交通逐渐便利，人们可以轻易地赶往某处去翻阅某部书，这样的便捷使得更多的爱书人可以竞争买同一部书。而正是这样的竞争，才产生了拍卖这种较为公允的交易方式。书店经营者以赚取利润为生，当然希望利益最大化，拍卖会是实现这种想法的最佳场所，这使得很多好书流向了拍卖场。欲得心仪之本，那只能去跟同好们在拍场上一争高下。所以，爱书之情是不变的，但得书方式必须要与时俱进。正是因为拍卖的特殊优势，使得很多爱书人都转入了这个战场，而我当然不能例外。
我认为，古书没有定价，古书要看心理价位。我认为它值1万元还是值10万元，其实也说不出什么道理，我认为值了就值了，就是这样的概念。书的形式如同肉身，哪怕形式毁掉了，其承载的思想、内容、记录也是强壮的。而古书之所以能够传承，则有赖于历代藏书家的薪火相传。正是他们的尽心尽力，才使得斯文不绝。
读它才让我懂得了书
读书周刊：在您的藏书生涯中，有哪一本书或哪几本书对您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韦力：对我来说，这分两个方面，一个是收藏的书籍对我的影响，一个是阅读的书籍对我的影响。
我先讲个收藏的故事。人们可能特别喜欢听那种捡漏的故事，但是对于收藏古旧书来说，这种事属于百年不遇的，就像中彩票，但我真的经历过一次。
先说下背景，中国是世界文明史上唯一没有断档的文明体系。我认为没有断档的前提是文字不变，原因是中国文字虽然有八大文体，从甲骨文、金文、大篆、小篆等一路发展过来，但是基本形体没有变。方块字、表音表意，就是我们所谓的《说文解字》6种造字法。但是西方的体系不同，比如说古波斯文明、古巴比伦文明跟现在在那里居住的人基本没有关系，他们甚至完全不认识那些古文，因为他们跟那些文明体系没有任何的关联性。
不断档的文明，这是在任何其他民族中都不存在的，是中华民族独有的。因为文明的延续，我们才有了《二十四史》，就是中国历代撰写的24部正史的总称。其实在《二十四史》之外，中国的正史还有一部，叫《新元史》。《二十四史》因为历史的原因，手稿都不在了，但第二十五史，也就是《新元史》还有柯劭忞的手稿，我们之前却不知道。
有一天，我偶然在北京故宫城下河边遛弯逛早市，就看到了这样的两捆手稿，打开了在那儿摆着卖，我从来没有在早市上捡漏的概念，当时就觉得很震惊。这些书都是毛毛的、没有切过的，也就是现在所谓的“毛边本”，一般都是手稿。我打开一看，居然是《新元史》原始的手稿，总共有七八十册，我就觉得很魔幻。我问卖家：“多少钱？”他说：“200元。”我试探地问：“200万元？”他说：“开什么玩笑？200元，如果你嫌贵还可以还价。”我立马答应：“不还，就这么多。”钱货两清之后我第一时间赶紧把手稿带回家。我就这样买到了这份手稿，这是中国正史中唯一留存下来的手稿。这个故事也让我久久不能忘怀，所以藏书也可以动人心魄。
读书周刊：那您阅读的书籍，哪本对你的影响最大？
韦力：对我影响最大的是张之洞的《书目答问》，因为它是梳理中国典籍读书的门径，这部书流行得很广泛。在民国晚清，大家都把它作为读书的指导，中国典籍应该读哪个门类、应该读哪几部书，这部书讲的是这样一件事情。
它其实有些类似于我们现在写的必读书目。比如说，今天很多地方会让我推荐必读书目，这里有个问题，就是我会有自己的偏爱、自己的视角，我的视角之外可能有很多好书都没有读到。这些书目只代表了推荐人的主观视角，并没有宏观度。但是张之洞的这本书有客观度和宏观度，他梳理了2000年来哪些典籍是重要的，是极厉害的一本书。
读书周刊：您走上收藏的道路和这本书也有一定的关系？
韦力：在读这本书之前我会瞎买，因为以前书荒，我也不知道买什么书。我在七八岁的时候就喜欢书。那时候新华书店是闭架售书，书架前有个柜台，读者是不能拿书的，你要和售货员说你要哪本书，所以当时就很难看清楚。我当时就一直伸着脖子看，然后请售货的叔叔阿姨帮我把书拿下来。当我拿过3本书还不想买，就觉得有点不好意思了，心里极其忐忑，不敢再说了。我觉得我对书籍的敬畏之心，就是这么造成的。
改革开放之后，书开始多起来了，也开架售书了，我当时非常兴奋，但是那会儿不懂，什么都买，觉得只要是书就是好的。后来，我才慢慢地明白书是买不完的，买书必须要懂得门径，而那时的自己并不懂得买书的门径在哪里。张之洞的《书目答问》就在这时给了我极大的启迪，它让我懂得了书。
通过纸的温度感受旧时光
读书周刊：书是买不完的，所以读旧书以及读经典的书就变成一种比较好的选择。对于如何读经典，您有何建议？
韦力：读旧书要看你是为什么想读它。如果是为了怀旧，你可以买点旧书看看，尤其在上海的读者朋友更应该买。因为上海开埠之后，西方的印刷技术最早是从宁波传到上海的，所以上海有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等，是中国印刷业最集中的地方，比北方要发达得多，所以它也就变成了旧书最多的地方，中国有一半以上的旧书出自上海。但现在网络发达，也给了其他地区的读者很多购买旧书的机会。但如果你只是为了读旧书中的文字，其实现在在网上各种文献都能查得到，你再刻意去找旧书，就没什么必要了。
对我来说，我喜欢书，我更喜欢把玩书，因为不但可以读到文字，还可以通过纸的温度来感受旧时光。我觉得纸质书有温度，而不像电子书冷冰冰的。书是有生命的，如果你喜欢读书，可以从中读到鲜活的世界，那远比你只看电脑上的文字会有质感得多。
提到旧书，很多人想到的就是经典。现在很多书都被称为经典，甚至一些新书也被称为经典，我认为不要把经典一词泛滥化。很多人说去神圣化，但是对于经典书籍来说，我是反对这种说法的。我并不认为泛读是不好的，但是经典的书籍应该是崇高的、神圣的，不应该把它们祛魅。
读书周刊：对于书店以及读书行业的未来，您怎么看？
韦力：中国人平均一年的读书量真的少得可怜。虽然说有很多学者在其领域出版了很多专著，出版社的印书量每年也有几十万种之多，但爱书人的增加却远远赶不上这种速度，这种状况到今日仍然没有大的改观。尽管国家相关部门也对此予以了扶持，给一些独立书店进行经济上的资助，但毕竟中国的独立书店数量庞大，这样的实惠无法实现雨露均沾，故无论公私性质的书店，大多遇到了经营上的困难。这种困难的产生当然有客观原因，比如网络的冲击、电子化阅读的普及、新科技的发展等，虽然说网络阅读也算读书，但毕竟这种读书方式无法促进书店的经营。这种局面如何改观，不是我能预见得了的，但就我本心而言，我更愿意看到更多的人走入书店去买书，希望这些书店能够长久地经营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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