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女风云录》：王安忆的中位数

2024-11-29 07:24:21 来源：北京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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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三十年，若说中国最自律的作家，王安忆必定榜上有名。1986年她写“三恋”，1995年写《长恨歌》，2024年又写了这部《儿女风云录》。王安忆不仅自律，作品水准也保持得较好，有失手，比如《五湖四海》像应试之作，《匿名》是舒适区外的冒险，但大部分作品仍是水准之上，放在同期的中文作品里，多是排在前列。作家在高峰之后懈怠才是常态，而王安忆的自省和自律，是一件让创作者钦佩的事情。

写得太多也有问题，就是很容易重复。这种重复不是说直接照抄，而是作者下意识朝舒适区滑，像捏泥人一样，把以前捏过的，换个鼻子，换身衣服，或者把两个人的不同部分拼在一起，组成一个看似新的人。

王安忆也有她“滑”的地方。航拍纪录片式开场、生活细节罗列、弄堂女人穿插、人物小传式介绍法等，这些方法在新作《儿女风云录》里都有体现。坦白说，王安忆的故事里有宏大叙事的部分，经常没有情感，用小说里的一个词，就叫浮泛，这部分写得顺滑，但没什么打动人的滋味，像是急匆匆的转场。反而是不那么结合宏大事件，专心描摹她所熟悉的人物时，小说表现出动人的质地，比如书中妇女柯柯察觉丈夫出轨，与阿郭之间的对话写得非常精彩，贴合人物。再比方说主人公瑟辗转沉浮后回到上海，与结下深厚情谊的阿郭和“舞伴”阿陆头之间的互动，读之也让人动容。

《长恨歌》的另一种写法

《儿女风云录》讲的是上海“老法师”瑟的一生，穿插“老娘舅”阿郭、妇女柯柯、阿陆头等人的生活，是王安忆擅长的“旧时代人在新时代”故事，这一故事序列，包括了《长恨歌》《桃之夭夭》《考工记》，王安忆写得轻车熟路。《儿女风云录》可以理解为与《长恨歌》平行宇宙的另一个时代切片。解放后的上海故事，旧时代的有产阶级在新时代浮沉，男弱女强的主角配置，弄堂人物，逃不过时代安排，乱哄哄变了人间，三反五反，上山下乡， “拨乱反正”后又续写新的梦幻。

小说开场，1990年代，舞厅日夜兼营，王安忆用工笔画笔触，写舞厅众生，引出老法师瑟。老法师跳舞有多厉害？小说原文:“和老法师跳舞，生手变熟手，熟手呢，变高手。”“舞伴心怦怦地跳，不是骇怕，是震惊，似乎将要被攫住，携往不知什么地方，却又闪过去，放了她。不知侥幸或者遗憾，也让人震惊。灯光亮起来，眼前金箭乱射，箭头上带着一点魂，梦的余韵。就像中了魅，到舞场不就是找这个来的？唯有老法师才给得了这个！”

这位老法师年少时在白俄舞蹈学校受训。他三代定居沪地，祖籍宁波，却有一副混血儿面孔。他容易让人想起《长恨歌》里的萨沙和康明逊。萨沙就是一个混血儿，他是众多女人生命中的过客，一个通过放纵欲望来回避无根痛苦的异国人。他“知道自己有一张美丽的脸，是女人都喜欢”“他喜欢女人的慷慨和诚实，还喜欢女人的简单和轻信”。康明逊则是一个拥有绅士气质、擅于迷惑女人的豪门少爷，但他优柔寡断，内心软弱，他是一个做情人很危险做丈夫更危险的人。而瑟就像是继承了萨沙的面孔、康明逊的性格，只不过他比后者更平民一些、隐忍一些。

王安忆用不少笔触写了瑟的落寞，他是又一个大城市中的疏离者，一个如烟雾般飘进繁华又不知不觉离开的人物。瑟年少时就读苏联援助的戏剧学院，结果遭遇中苏交恶。进入社会后，他被分配到武汉工作，没有去，因为他最怕热，也怕辣，妻子柯柯又怀孕了，他就不想去湖北，面子上难看，他就变成“家庭主夫”，包下所有庶务，换取老婆和母亲对他荒唐之举的原谅。后来，他去歌舞团兼职，家务回到女眷手里，妻子柯柯在医院上班，插空当回家哺乳，换尿布。母亲则推掉了里弄生产组的编织活儿，多花出时间照顾婴儿。日子渐好一些后，因工作性质，瑟与柯柯聚少离多，在欲望的推搡下，他与一名未婚女士擦出火花，柯柯当时隐忍，事后提出离婚，因为自己的过错，瑟孑然一身，没有妻儿，也没了房子。那之后，瑟去过舞厅谋生，也出过国，做一个漂泊者。

王安忆写瑟，并不是美化的，瑟的过错，她不回避，但她喜欢写瑟这类人的特质。小说第67页有一段闲笔，呼应了小瑟的余生:“他独自坐在玻璃窗投下的太阳格子里。沙尘的天气，投下的是一方阴霾。抱着腿，下巴抵在膝盖上，要是有人注意，会生恻隐之心，可集体生活是一种粗糙的生活，细腻的情感往往都过滤掉了。学校曾经组织春游，到颐和园划船，每五人一组，恰恰连班主任在内三十一人，余下的那个就是他，并且，从头至尾，没有人发现这个疏漏。”

电影《无名》里，黄磊饰演的角色说:“我是一个软弱的人，不适应这个巨变的时代。”《儿女风云录》写的，也是时代中不那么确切、不属于舞台中心的人，又被迫在剧变中一次次调整自己的舞步，追寻着，逃避着，在快乐后孤独，在衰老的路上习惯了一次次失去，与这样日渐枯瘦的人生，相视而笑。

浮泛的幸和不幸，浮泛的情和无情

除了老法师，小说里还有一位分量很重的人物，叫“阿陆头”。阿陆头是乳名，因家中有兄弟姐妹七人，她排第六。她年少时住临街的汽车间，父辈是看弄堂的，扫地，打驱蚊水，看管电闸，疏通下水道，守更巡夜……阿陆头出身贫苦人家，倒生了副好皮囊，可她也在时代的动荡中颠簸，她跟随心上人上山下乡到云南，结果心上人决定参加对越自卫反击战，留她独自抚育孩子。她大约二十三岁，就经历了千里流徙、丛林瘴疠、结婚失婚。可她不是一个怨天尤人的人，她自己操持生活，自己热辣地跳舞，她是能与老法师在舞蹈上势均力敌的人。小说里，瑟与阿陆头的互动，让我想起王家卫的《手》，巩俐与张震，“他拉直皮尺，手指尖在脚踝、手腕、腰间，蜻蜓点水地一点……”

《儿女风云录》的结构就很像一支二人合作的舞曲。小说写人，但不是从人物的出生说起，而是从繁华落尽时，在颇能代表他一生质感的那一刻，引出这个人，再交待他的过往，又用双线并置、穿插藏闪的笔触，交替写瑟与阿陆头的人生。比如在写阿陆头时，王安忆闲笔般一句:“马路西侧公寓大楼里就有一个少年人，恰恰是个小胖子，沙黄的头发，脸也是沙黄，眼睛倒是蓝的……”就能让读者想起瑟，意识到瑟与阿陆头共处同一个时空，期待着他们的相遇。

小说前半部分，王安忆仿佛是要写人物的悲凉的。一个金粉世界的局外人，一个无法取得世俗成功、一次次被抛弃的人、一个骨子里寂寞的人。所以小说写道:“他这一辈子，都是在浮泛中度过，浮泛的幸和不幸，浮泛的情和无情，浮泛的爱欲和禁欲，他就是个浮泛的人，不曾有深刻的理性的经验，险些儿开蒙，方要下脚，又收住，滑过去，回到水平线上。”

但与《长恨歌》的苍凉到底不同，王安忆在《儿女风云录》里留下了许多温情。当瑟孤悬海外，爷叔阿郭与他重逢时，爷叔与爷叔之间的情谊，令人动容。多年以来，阿郭帮助瑟，不是因为瑟对他有特别的恩情，而是因为在流徙的人世里，瑟是阿郭生活里少有的熟悉。

瑟与阿陆头重逢，也是过尽千帆之人的相认。他们偶尔见面，隔桌而坐，喝一杯茶，顾左右而言他。小说写道:“随着成长，这种器质性的吸引，深入表面，变得内向。”到那时，爷叔帮她编舞，将拉丁舞的元素嵌进革命老歌或港台金曲的旋律，他们成为老邻居，却不是真正的老邻居，“类似看门人和东家，有一点点主仆的意思。世事难料，多少因缘都连根断，但就是他们，丢了拾起，拾起再丢，络绎不绝，到了今天。”

上海是小说里隐藏的主角

学者贺桂梅在讨论《长恨歌》时，说王安忆的城市描写是女性心理的延展，是“城市外化为女性”的描写。在《儿女风云录》里，我们也可以将城市描写视作“老法师”瑟、阿陆头、柯柯等人心理的外化。开篇上海舞场的晨昏，热闹浮泛，却映照着一颗孤独的内心。

王安忆的另一个典型手法，是带着阶层视角、社会分析视角来介绍人物。比如她写小说里的豆豆老师，就会交待此人原籍上海，皖南事变后，随父母到苏北根据地，大军渡江后，又随政治部任职的丈夫进京，之后公派苏联深造。又说这位豆豆老师秉性质朴，作风宣朗正直，“她们是一类人。她给出名字，叫作‘官派’。”在描写主角瑟、阿陆头时，王安忆也一定会详细交待他们的阶层、成长环境，因此在写上海的作家里，王安忆的笔法是左翼和女性的结合，如果说金宇澄是从饭局入手，王安忆就是从出身入手，从角色的童年入手。

通读全书，王安忆的气口保持一致，结构讲究，叙事流畅，但也有明显的缺憾。比方说: 小说为了串起上山下乡、“动荡十年”、改革开放等重大事件，在转场时其实是有些匆忙的。小说渴望写出浮世绘般的感觉，却大有一种本该是大长篇的体量，塞进普通长篇的感觉，增添了浮泛之感。相比起《长恨歌》，王安忆在这一部小说里的议论也更多了，她写得更放肆，更信笔而就，至于这对小说本身是好是坏，便是见仁见智。此外，王安忆似乎是一个极冷静、极理智的人，她写人物，其实是有些旁观者的冷眼的，这样的好处是她很少让叙事陷入滥情和自怜，商榷之处是她与笔下的人物隔了一层，你像是在窗边静静地看他们，而不是与他们一起共同闯荡那汹涌澎湃的生活。

豆瓣网友西摩评价《儿女风云录》：“秋天了，王老师又织了一件毛衣。”这实在是一句很精确的评语。想来，这部小说其实就是一位老法师写另一位老法师，或者，如果你把王安忆视作一位创作寿命绵长的画家，那便是画家技痒，每年都会拿出旧元素做新东西。画家胸有傲骨，不愿讲廉价情绪，眼界开阔，出手就是俯瞰城市。但画家成名已久，著作等身，没有用一部作品改写命运的需要，因此喜欢点到为止。就像是一座美术馆里的画展，她的画绝对不会让展览显得跌份，甚至是一个顶好的范本，但你看过后，叹息一声，也就是看过了，倒是如果把这本书放进她的作品序列作对比，或者联想起在上海遇到的人，也能生出其他趣味。而在这一系列名为王安忆的画展里，《儿女风云录》大概是一个中位数。小说第298页:“尽管满目陌生，但生于斯，长于斯，无论沧海桑田，都是原来的那一个上海。”《儿女风云录》的况味，大抵就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