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词摘录】
作为出租方，被告应提供符合居住条件的房屋。被告自认系争房屋于2023年6月初装修，7月17日原告表示新装修的房屋可能存在甲醛超标问题，要求被告解决，但被告未有回应。在此情况下原告有权委托检测机构出具检测报告。原告结合房屋的装修时间及检测结果，认为系争房屋甲醛超标，符合常理。嗣后，原告出于担心房屋内甲醛超标影响自身健康的考虑……向被告提出解除双方租赁合同，本院予以准许。
考虑到甲醛的挥发性以及空气流动性，被告提供的检测报告仅能证明检测当时房屋内的空气质量情况，无法反映2023年7月系争房屋的甲醛情况。被告在明知原告提出解除合同后理应及时收回系争房屋，怠于收回系争房屋的租金损失应由其自行承担。
【典型案件】
□ 法治日报采访组
“国家标准是不超过0.08mg/m3，而当时房屋客厅和卧室的甲醛浓度达到了0.20mg/m3，远超国家标准。况且当时我媳妇正备孕，这样的‘甲醛房’我们怎么敢住呢!”近日接受《法治日报》记者采访时，王先生回忆起来上海工作时租到“甲醛房”及退租的经历，仍历历在目。
因出租人拒绝退租，王先生无奈起诉至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最终，法院判决解除租赁合同，由出租人向王先生退还租金和保证金。“刚从外地来上海工作，就碰到了这件糟心事，是公正司法让我感受到了这座城市的温度，给予了我前行的力量。”王先生说。
近日，记者走进宝山区法院了解该案的来龙去脉。
租住房屋甲醛超标
王先生记忆犹新，那是2023年7月14日晚，他来到一套位于宝山区的出租房，当时房屋窗户开着，通着风，没有明显问题。于是，他与出租人郭女士签订《房屋租赁合同》，租下了这套房，约定租期1年，月租金3400元，保证金3400元;租赁期间，出租人保证该房屋及其附属设施处于正常的可使用和安全的状态。
然而，第二天晚上，他和妻子再次来到这套房子里时，窗户关上了，待在房间里一会儿就令人“非常不舒服”，他怀疑可能是甲醛所致。
于是他给出租人郭女士发去信息：“甲醛什么的没问题吧?”郭女士回复称，这个问题不大，住进来时开窗通风，再买几盆绿萝放在房屋里净化空气。
还没搬进去，王先生便从邻居处得知：这套房子半个月前刚完成装修。
“我媳妇正备孕，刚装修的房子不适合我们，我们也不敢住。”王先生将退租的想法告诉了郭女士，但郭女士不同意退租。她的理由是，在王先生看房时，她已经说过房屋新装修，双方签订合同时也备注了新装修。如果退租，不返还已付房屋租金和保证金。
多次沟通无果，王先生向郭女士提出进行甲醛检测的要求，郭女士未予回复。
于是，王先生自行向有中国计量认证资质的机构申请检测，检测报告显示，该房屋客厅及卧室甲醛浓度约为0.20mg/m3，不符合《室内空气质量标准》。
当年7月21日，王先生向郭女士发送房屋甲醛检测报告，要求解除房屋租赁合同，退还租金3400元、押金3400元及支付甲醛检测费600元。
郭女士回复称：“单方面解除合同是要赔违约金的。”
两份不同检测报告
由于双方无法达成一致，王先生起诉至宝山区法院，请求法院确认双方租赁合同解除，要求郭女士返还租金和保证金并支付违约金3400元。
“法官，我妻子当时正备孕，这房子甲醛严重超标，我们都没有搬进去住，也不敢住。”开庭时，原告王先生提供了检测报告。
这时，被告郭女士也不慌不忙地拿出另一份检测报告反驳道，她找的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结果显示该房屋的甲醛含量不到0.06mg/m3，完全合格。另外，郭女士说，王先生签订合同时，她已告知其房屋新装修，自己不存在任何违约行为。
原来，郭女士于2023年12月初自行委托检测机构对该房屋空气质量进行检测，检测报告显示甲醛等含量均低于限值标准。
庭审中，本案承办人、宝山区法院法官杨洁认真询问双方检测细节，后经核查检测机构资质、检测程序以及检测标准，发现两份检测报告均由有中国计量认证资质的机构出具，采样方法亦符合国家标准，但郭女士检测报告的时间距双方争议发生时已有5个月。此外，2023年11月，郭女士已将该房屋另行出租给案外人，审理时房屋的空气质量现状已发生较大变化，法院已无重新检测可能及必要。
法院审理得知，郭女士2023年6月初向房屋产权人承租了毛坯房，后对房屋进行装修并购买家具，2023年7月中旬向王先生交付全新装修的房屋。
对于王先生要求对房屋空气质量进行检测，郭女士未回应一事，她表示：“他签订合同时已经看过房且知道房屋是新装修的，我没有义务进行检测。”
事实逐渐清晰，杨洁引导双方聚焦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民法典明确规定出租人有适租义务，即便承租人在签订合同时知晓租赁物危及承租人安全或健康的，亦可随时解除合同。
判决得到双方认同
2024年2月，宝山区法院作出判决：郭女士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退还王先生租金、保证金。宣判后，当事人双方均未提起上诉。
记者近日前往案涉出租屋看到，屋内已入住他人，门口靠墙处有一个放着多双鞋子的鞋架。
一旁的杨洁感慨地说，审理甲醛超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的过程，像是在法律条文与生活细节间“走钢丝”，从立案到宣判期间，每一次证据交换、开庭审理都在平衡“看得见的合同条款”与“看不见的居住安全”，判决的最终形成，既是对事实的认定，更是对法律精神的诠释。
记者注意到，最终落在判决书上的，既没有晦涩难懂的专业术语，也没有堆砌法条，而是用最直白的文字写道：“作为出租方，应提供符合居住条件的房屋。”
本案判决后，被告郭女士曾向杨洁提出她的疑惑：“法官，如果都按照你这样判，那我们做二房东的还怎么赚钱?”
杨洁的回复是：“你应该庆幸原告一家未实际入住，未给原告一家人的身体健康造成实际损害。换位思考一下，如果你的小孩长期居住在这样的房子里，你还会这样想吗?”
那时，被告陷入了沉思。
后来，杨洁在另一起租赁纠纷中再次遇见被告郭女士，她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很配合法院工作，甚至在沟通调解方案时直接对杨洁说：“法官，我们信任你，你直接给个调解方案。”
“那一刻，我仿佛看见冰冷的法条，因那份朴素的理解而产生温暖的共振。”杨洁说。
如今，王先生的孩子已一岁多。“家人的健康是最重要的，公正司法守护人民群众健康。”他感叹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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