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发展网讯 记者张守营报道 近日，一部探讨家庭在宏观经济体发展中作用的力作——《生育、人口与教育投资：家庭量化历史》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该书由法国、荷兰、英国、土耳其和德国的五位学者共同主编，郭永钦、蔡孟君、王凌峰翻译，为广大读者揭示了家庭私密空间内的经济谜团。
《生育、人口与教育投资：家庭量化历史》以丰富的经济史量化材料为基础，通过对1500年至21世纪英国、意大利、阿根廷、乌拉圭等国家的研究，深入探讨了家庭在生育决策、教育投资等方面对国家经济发展的影响。该书共收录14篇文章，为读者提供了丰富的经济史思想实验素材。
作者介绍，计量史学关注的是测量方法及其理论模型在历史研究中的应用。它主要应用于经济史领域，但又不限于此：“更确切地说，无论是否存在反事实推断，计量史学主要应用（经济）模型中内嵌的因果关系，来揭示各种因素的相对重要性，即自然科学所认定的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发挥作用之力”。
本书关注家庭作为社会细胞的作用，提出了一系列引人深思的问题，如“少生精养”与“多生散养”哪种生育决策更明智？性别平等是否会促使“双职工家庭”成为主流？节育措施、儿童收养如何影响家庭与社会经济决策？这些问题将家庭私密空间内的谜团置于经济研究的聚光灯下，有助于读者理解家庭如何推动宏观经济体沿着不同路径发展。
生育率和教育也是本书反复出现的主题。当然，本书的主题不限于此。生育率和教育不仅是目前社会史研究的基本组成部分，也是政治史、福利史和劳工史研究的重要构成。
在第二章中，克洛德·迪博耶和福斯廷·佩林讨论了统一增长理论。他们在模型设计上类似于Galor和Weil（2000）：技术进步促使家庭减少了生育孩子的数量，但增加了对人力资本的投资，这使经济从停滞过渡到持续增长。迪博耶和佩林的主要贡献是将性别平等纳入模型。由于以技能为导向的技术变革的发生，女性人力资本投资增加，这使得她们养育孩子的机会成本提高，因此进一步降低了她们的生育率。
在第三章中，弗朗切斯科·钦尼雷拉回顾了有关数量-质量权衡模型应用的文献，并罗列了利用该模型对19世纪普鲁士社会的最新研究成果。结果表明，欧洲社会早在19世纪前就实施了节育措施。此外，梳理现有文献后发现，对教育的更高投资使得生育率下降，并且文化规范（cultural norms）在欧洲的传播和应用发挥了附加的作用。普鲁士1864~1971年的县级数据表明，在家庭决定将子女送入幼儿园时，生育率和教育投资之间存在着权衡关系。
在第四章中，斯特凡·奥贝里对因果识别策略进行了一次批判性回顾，主要是基于那些将双胞胎出生变量应用于数量-质量权衡模型的文献。为此，他梳理了因果关系文献、双胞胎出生工具变量的最新批判文献，并通过模拟来检验这些文献的意义。他的主要观点是：有一些双胞胎出生不会使孩子的数量超过父母的预期，这意味着研究人员在应用数量-质量权衡模型时应审慎对待将双胞胎出生作为工具变量而得出的估计结果。
在第五章中，米科瓦伊·索瓦泽克、拉多斯拉夫·波尼亚特、塞巴斯蒂安·克吕泽纳和西格弗里德·格鲁贝尔研究了家族组织是否对历史上欧洲的人力资本形成产生了影响。他们利用Mosaic项目的微观人口普查数据，通过年龄分布构建了人力资本的衡量标准，并度量了家庭中基于性别与年龄不平等程度的父权指数。研究发现，家族组织与人力资本积累之间存在稳健的相关关系，父权指数越高，算术能力越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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