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知识付费还是被“割韭菜”？网红卖课乱象惹争议
一些网络课程虚假包装、高价售卖，消费者投诉无门、退费困难
为知识付费还是被“割韭菜”？网红卖课乱象惹争议
本报记者 余嘉熙 杨召奎 本报通讯员 王佳宁 《工人日报》(2024年06月19日 0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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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网红卖课市场野蛮生长，从业者资质良莠不齐、课程普遍同质化，网红根据自身“咖位”对课程随意定价、消费者退费维权难等问题屡见不鲜，亟须建立行业标准和消费权益保障机制。
近年来，网红卖课风生水起。一些网红披着情商、财商、成功学、精英教育等外衣，向粉丝销售所谓的“IP课程”，不少课程虽价格昂贵却备受追捧。
一些网友认为，知识付费无可厚非，粉丝买网红的课程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但也有很多网友质疑，网红卖课是假，制造焦虑后把粉丝当“韭菜”收割是真。
由于缺乏相关标准和规范，网红卖课市场呈现出野蛮生长的状态，从业者资质良莠不齐、课程普遍同质化，网红根据自身的“咖位”对课程随意定价、消费者退费维权难等问题屡见不鲜。
“知识付费”背后暗藏陷阱
近年来，AI技术热度空前高涨，互联网上充斥着各种AI培训课程，吸引了无数追求知识更新的学习者，张译(化名)便是其中之一。
“课程宣称没有门槛，学会了就能源源不断地让AI自动创作变现，这让我很想尝试。”张译毫不犹豫地花费近1000元购买课程。但学完课程后，他并没有从AI中获得任何收益，反而发现自己按课程要求所购买的AI软件在网上随处可见且完全免费。他意识到自己上当受骗了。
“10节课编程入门速成”“5分钟掌握写作技巧”“7节课学会理财”……各大平台上，以快速入门、迅速见效为卖点的课程随处可见。一些不良商家精准拿捏用户需求，通过夸大宣传、虚假包装等手段高价售卖缺少实质内容的课程，吸引像张译这样一批又一批人为之买单。很多人在付费之后，并未获得等价的知识或服务。
有业内人士称，网络授课门槛较低，除了医疗行业外，对其他行业的从业人员资质没有明确要求。“一些没有CFA(特许金融分析师证书)的‘讲师’可以教人如何‘年入百万’，没有心理咨询师资格证的人也可以教授心理课程。”
同时，平台对知识付费内容的审核机制不足，监管和处罚力度不够，为“网红导师”提供了可乘之机。一些网红将知识付费演变出多种商业模式，如类传销、私董会、商业陪跑等，轻松实现动辄上千万元的高收入。
“套路式”卖课为何有人买单
“18岁赚到人生第一桶金100万元，25岁买劳斯莱斯，28岁是一家短视频流量变现公司的老板”“22岁买宝马，加入宝马圈，2013年买了6000平米的大楼开工厂”“出道1个月变现1000万元”……“网红导师”常常用夸张话术“现身说法”，忽悠粉丝购买课程。
“这不是一门课，而是一次改变家族命运的机会。”在网红“董太太”的课程售卖过程中，不少人被这句标语所打动。“董太太”长期以精英形象示人，通过晒出和名人的合影以及围绕“打破阶层固化”“富人如何教育孩子”等话题的探讨，迅速积累了257万粉丝，成为传授精英教育之道的网红。不过，今年5月，“董太太”因课程内容与实际严重不符等问题被媒体点名。
类似套路在网红卖课中屡见不鲜。“炫、骂、蹭、抄、骗、割是短视频培训常见的套路模式。”据业内人士透露，目前市面上一些教人技能变现的课程培训，比如各种写作课、音视频剪辑课、私域流量转化课等，基本都是“免费引流-制造焦虑-劝导买课-缴费入坑”的套路。
即使网红卖课存在诸多问题，仍有大量消费者愿意为之买单。“在信息爆炸时代，很多人都面临‘信息焦虑’。作为文化产业的新兴业态，知识付费行业方兴未艾，规模庞大，风险与机遇并存。”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副研究员刘兰兰表示，当前，知识付费在经历了现象化崛起、市场化发展后，逐步走上了产业化发展之路，在高速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
法律灰色地带亟待破局
付费只需轻轻一点，维权却是投诉无门、退费困难。记者在新浪黑猫投诉平台上以“网课”作为关键词进行搜索，出现4万多个词条，充斥着虚假宣传、无法退费、课程未能如期更新等问题。
湖南金厚律师事务所律师章熊表示，由于知识付费产品是无形内容，无法为用户提供标准化、具象化的统一评价标准，而公众对课程价值的评判因人而异，个人体验、喜好等因素都会影响对产品的甄别，课程是否真的“注水”，往往都是见仁见智。因此，这类知识服务类纠纷往往存在法律法规模糊地带，维权存在一定难度，也需要收集更多的证据。
除此之外，平台管控不力，为消费者维权增添了更多障碍。为了吸引更多的人来买课，网红们往往会通过平台投放广告。有的平台为了自己的利益，对“问题网红”和“问题课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短视频平台需承担起更大的监管责任，要对商家的知识付费产品严格审核，打通举报投诉渠道，确保知识付费产品政治正确、内容真实、版权合法、监管有力。”刘兰兰表示。
“知识付费行业应在国家相关部门的引导下逐步设置从业门槛，并加快建立起行业标准，打造完整的知识付费消费权益保障机制。”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巍认为，可以参考传统型商品，建立知识付费型消费评价机制，并建立相应的投诉受理调处机制和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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