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王俊 北京报道
创新是第一动力，尤其在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大方向下，科技创新的作用毋庸置疑。如何推动建立高效的特色创新机制，进一步发挥好包括市场在内的有效机制，推动中国新兴产业、创新能力发展跃迁？近期，在以“经济新动能：面向世界的创新”为主题的研讨会上，专家们分享了自己的观点。
与会专家认为，中国经济在转型期，面临房地产长周期的回落、人口老龄化加速等系列问题，需要依靠科技进步，提高资本的科技含量。
数字企业、科技企业是关键抓手，应该发挥其作用。制度保障是与会专家们一直强调的，鼓励发展必须建立健康的规制体系，让市场发挥基础性作用，坚持市场中性原则，稳定市场预期。“想让资本有耐心，制度得有恒心。”
不断创新增加投资的技术含量经济才更有活力
中国经济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腾飞之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尤其是制造业“世界工厂”的地位不可撼动，中国出口在全球的份额遥遥领先于任何一个经济体。在全球三大产业链中，中国主导的产业链最为强大。
不过，中泰国际金融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指出，中国制造业的转型升级非常迫切，不能回避产能过剩问题，虽然没有全面的产能过剩，但是结构性产能过剩是存在的。
“中国经济面临的结构性问题还是比较严峻，与此同时正经历一场周期性问题：房地产长周期回落、人口老龄化加速。经济发展需要有新动力，但是新动力并非一夜之间形成，有一个漫长的过程。”他表示。
李迅雷指出，从短期来看，中国经济可以通过基础设施建设、房地产、制造业投资增加来拉动经济增长，但这部分投入最终会增加供给，目前的问题在于供需不平衡。只有不断创新增加投资的技术含量，才能够让中国经济更有活力，增长更加可持续。
中国工业经济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江小涓认为，数智时代，数据成为重要的创新要素。她认为，大型数字企业是产学研一体化创新的核心点，数据能力可以支撑大型数字企业产学研一体化创新。
大型数字企业生产和汇聚海量数据，能准确感知市场需求和应用场景。同时大型平台有能力大规模投入，组建研发簇群，研发内容可以覆盖产业生态所需的全链全域技术体系，并直接用于自身庞大生态圈。这种模式下创新、产业和用户一体化，可以解决“科技成果转换”问题。
并且，数据能力支撑大型数字企业从事前沿技术创新。大型数字企业具有巨量链接和海量数据获取、处理与迭代能力，是数字前沿技术的重要创新力量。在自动驾驶、云计算、渲染引擎、虚拟现实等前沿数字技术领域，国内发明专利企业占比超80%，国际发明专利排名前20位的均为企业，明显高出一些典型的传统领域，大型数字企业走向创新前沿。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陈钊强调了民营经济的作用。他提到，“卡脖子”产品进出口主体除了外资企业，民营企业的份额在上升。要真正发挥外资技术溢出的效果，要充分利用民营企业这条“鲶鱼”。
想让资本有耐心，制度得有恒心
资本是创新的重要驱动要素之一。4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提出“壮大耐心资本”。
李迅雷表示，能够让中长期资金在市场上稳定下来，第一靠制度，第二是预期，第三看行业与产业。
制度设计层面，要给予企业信心。比如民营经济促进法的出台，比如投资者从IPO上市到退出有合理的路径设计，保证资金进入安全，方向向好，制度稳定。合理的制度设计可以给市场稳定预期。行业方面，投资看向发展前景好的朝阳产业，以及传统产业中老树发新芽的细分行业。这些可以让耐心资本的比重进一步提高。
当下，从研发投入结构来看，中国企业研发更多还是在试验发展的阶段，即通过较少投入实现快速变现的环节，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占比不高。“企业的不耐心与政策稳定性紧密相关。”李迅雷说。
陈钊指出，归根结底，想让资本有耐心，制度得有恒心。要坚持发展生产力，把发展作为共识。引入市场竞争，不要由政府来代替市场选择，要留给市场充分的空间，减少选择性政策，而是用普惠性的政策。
他认为，特别是在新兴产业，多出普惠性政策，比如基础人才激励、产权保护、营商环境优化，企业家才能发挥企业家精神，有动力去探索、创新。
鼓励发展必须要建立健康的规制体系
想让创新发展要转化为新的增长动能，制度保障必须到位，市场预期稳定，才能有效激发创新活动。
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院长、清华大学中国科技政策研究中心主任薛澜强调，鼓励发展必须要建立健康的规制体系，让市场发挥基础性作用，在面对环境问题、产品质量低劣、隐私侵犯等市场失灵情况，再由政府通过各种方式进行规制。市场和政府并非对立关系，而是互为补充关系。
“中国过去这些年改革方向是完善市场制度、鼓励企业创新发展，但对规制体系建设的重视程度不够。比如数字经济治理先野蛮发展，后集中治理，导致市场可预期性不足。”他表示，近两年来，数字经济进入到常态化监管阶段，可以建立符合健康发展的规制体系。
陈钊指出，市场中性的竞争原则是基础，这样企业才有稳定的预期，可以一心一意提升竞争力、一门心思搞创新。
具体来看，江小涓认为大型数字企业要发挥重要作用，创建局部的健康环境。
她解释道，数字经济的特点是特大型平台与众多中小微企业的结合，分工细致，降低交易成本。“大平台必须要创造一个局部性活跃又有规制的市场环境，保证产品合规，保证各方利益均等，尽可能为小平台成长提供数字化背景支持。”
薛澜认为，要为产业创新发展营造商业生态。除了大型科技公司，也要有法律机构、金融服务机构等，互相兼容，能满足多元化的诉求。制度设计层面，有完善的企业并购、破产程序，保证市场动态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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