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经纬7月3日电 题：消费“提档”促进投资“换挡”
作者 盛松成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与金融学教授、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研究院院长
近年来，在外部环境不确定性上升、全球经济增速放缓的背景下，中央提出“大力提振消费、提高投资效益，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并在2025年4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进一步强调“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笔者认为，这是我国宏观政策的重大转变，在当前阶段，扩内需是应对外部冲击的有效手段，而提振消费更加有利于实现需求的稳定与经济的增长。
消费需求对供给的促进更有效、更直接
消费始终与经济增长密切相关。从国际经验来看，随着人均GDP和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持续提升，消费率也会呈现上升趋势。目前我国人均GDP约为1.3万美元，与主要发达国家相比，提升空间仍然很大。2024年，我国消费率仅为56.6%，主要发达国家的常态水平为70%-80%，这表明消费潜力尚未充分释放。
这在很大程度上与收入分配有关。根据我们的测算，在我国目前的人均GDP水平时，发达国家的平均消费率已达73%左右。这意味着一些因素在制约我国的消费潜力，例如收入分配体系尚不完善。我国居民部门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为60.8%，而欧美国家则为70%-85%，并且居民部门在转移支付环节中的支出大于收入，说明再分配的调节作用仍需增强。
投资、消费、出口一直是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当前，外部经贸摩擦加剧、脱钩风险上升，进一步提高了对外贸易的不确定性；内部则面临传统投资边际效应递减的压力，而以科技为支撑的新型投资尚处于发展和形成阶段。
因此，要真正实现经济结构的良性调整，必须充分发挥消费的基础性作用。商品只有卖掉了，才会有新的生产和投资。在服务领域，消费更是直接与生产发生联系，很多服务是不可储存的，服务的生产和消费是同时发生的。所以，与其说“供给创造自己的需求”，不如说“需求创造自己的供给”。而且，消费需求对供给的促进更有效、更直接，更能反映社会生活与科技进步。事实上，许多创新都是通过市场规模化应用才得以推广和深化的。
优化收入分配以提升消费倾向
今年以来，我国消费政策总体取得了积极成效，消费保持升温态势。2024年1-5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5.0%，其中5月当月增长6.4%。这与消费品“以旧换新”、发放消费券等举措有很大关系。然而，当前消费持续回升的内生动力仍待提升，一个突出表现是物价持续低位运行。5月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下降0.1%，环比下降0.2%，1-5月累计同比下降0.1%。这背后反映出居民消费意愿尚需提升。
提高居民消费倾向是关键，而完善再分配可能是化解这一结构性矛盾的重要举措之一。我们往往更关注再分配在调节收入差距、促进社会公平方面的作用，但在当前阶段，再分配还可以通过影响消费，进而影响经济增长。
在此基础上，笔者呼吁，应适当调低中低收入群体的税率，例如将年收入10万-35万元人群的个人所得税税率下调5个百分点。年收入10万-20万元、20万-35万元的部分目前分别按10%和20%累进征收个税，建议分别下降至5%和15%。据测算，税收每年减少不超过1000亿元，对国家财政影响较小，却能为中低收入人群带来实实在在的增量现金流，且有利于稳定长期的预期。这一点与“以旧换新”政策、发放消费券等作用于中短期的政策不同。
此外，我国居民部门储蓄比例较高，如果能实现部分存款向个人养老金账户转移，可在不影响当期现金流的前提下，提升养老金账户认缴规模，从而提高养老金整体替代率，进而增强消费信心。笔者建议，进一步加大个人养老金账户的税收优惠力度，提升人们使用养老金账户的积极性。同时，完善对养老金融产品管理人的激励机制，提升养老金产品的稳健性和收益率。还可以鼓励企业开发与个人养老金账户挂钩的服务，如医疗健康、养老照护等，鼓励有关企业顺应市场规律，提升服务供给和产品创新能力。
推动服务业开放促进高端消费供给
当前中高收入群体的海外高端服务消费需求依然旺盛，而国内优质供给仍显不足，旅行等领域存在巨额服务逆差。对此，笔者认为，可以借鉴中国制造业开放的经验，推动服务业有序开放。
过去20多年，我国制造业开放曾面临技术不足、经验缺乏的局面。然而，伴随开放政策的持续推进，市场机制得以激活，资源配置效率显著提高。更重要的是，通过引进国外先进技术与管理经验，国内生产效率和自主创新能力大幅提升，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年均提高2.1%。
当前的服务业也具有类似特点。与其让中高收入居民远赴海外消费，不如更大力度鼓励外资来华投资。一方面有助于激发竞争，另一方面可以借鉴成熟商业模式，推动本土复制、推广及高端人才培养，扩大国内就业。长远来看，国内高端服务供给将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
当然，也需注意两点。一是增强外资长期在华投资的意愿。除继续优化营商环境、加强政策支持外，笔者建议开拓“以资引资”模式，通过股权合作、债权融资等形式与外企建立合作机制，实现利益共享。二是引导本土企业积极参与市场竞争，特别是中小服务企业，可通过政策鼓励资源整合、协同创新，提升服务供给质量。
此外，地方政府也应在激发消费活力方面发挥更大作用。目前，我国实行的是增值税“属地征收”原则，即税收归企业注册地所有，而非消费地。比如，北京的消费者购买一辆上海生产的汽车，增值税将归入上海财政，而非北京财政。这一制度虽然有利于调动地方政府扶持本地企业的积极性，却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对地方消费活动的关注和支持。
建议未来优化增值税分配方式，建立更为科学合理的“消费地补偿机制”，增强地方政府鼓励消费的动力，使其更积极地制定并落实促消费政策，直接拉动地方消费增长。同时，新增的税收来源也有助于补充地方财政，用于民生支出，提高收入分配公平性，进一步激发消费活力。(中新经纬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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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袁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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