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的发展会导致工人被替代，那么被替代的工人去哪里了呢？历史上，人们对此做过一些分析，我总结为四种可能性。
关于技术冲击下就业可能性的四个概念
第一，“索洛生产率悖论”。198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索洛教授说出一句名言：“我们到处都看得见计算机，就是在生产率统计方面看不见计算机”。尽管计算机技术飞速发展，但是生产率并没有随之提高，这就产生一个悖论。如何解释这个悖论？很多学者都试图通过研究去找答案。我认为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在美国和中国的劳动力市场上都可以看到，新技术不是普照之光、雨露均沾，使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企业、地区和行业是不均衡的，只有具备条件的才会使用，这个时候就产生了劳动生产率的差距。劳动生产率提高的企业会减少对人工的使用，生产率进一步提高。被裁减的这部分人会经历失业，最终流向生产率本来就偏低的部门，特别是服务行业，工资和生产率都进一步降低。从全社会的角度看，生产率没有明显的提高，因为生产率提高和降低的效果互相抵消。过去有人研究发现，至少从上世纪90年代到本世纪初的一段时间里，美国的就业增长中没有一个岗位来自制造业，所有新增岗位都是服务行业，主要是社会保障等领域，这些领域的劳动生产率低于制造业，所以美国没有出现劳动生产率的显著提高，同时很多人的收入还下降了。
第二，“鲍莫尔成本病”。在全社会劳动生产率整体较高的情况下，总会有一些部门的生产率不能提高，比如理发行业，从过去的剃头师傅到后来的理发师、美容师、形象设计师，不管怎么称呼，也不管用多么高端的化妆品，只能逐个完成理发过程，不可能通过机械化同时给好几个人理发，因此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非常有限的。但是由于人们都有理发的需求，理发师的收入也会不断提高，与全社会平均收入水平大体同等。纽约大学经济学教授鲍莫尔最早提出这个现象的时候，是以表演艺术市场为例的。比如歌剧，从过去的人工拉幕变成由机器完成，在场景中增加了现代科技应用，但是演员规模和表演方式没有本质变化，所以劳动生产率没有明显提高。尽管如此，人们愿意花钱听看歌剧、音乐剧、交响乐，此外，国家还要对这些行业进行补贴。这是以整体劳动生产率提高为基础，保留一些劳动生产率没有提高的行业，使其仍可生存。
第三，“阿西莫格鲁正确的AI（人工智能）”。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阿西莫格鲁指出，AI（人工智能）在教育医疗领域、增强现实、虚拟现实等领域的应用，都属于“正确的”方向，可以少破坏岗位、多创造就业或者分享劳动生产率。
第四，“凯恩斯可能性展望”。1930年，正值世界经济大萧条期间，大家认为资本主义经济的未来堪忧，在一片悲观的海洋里，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发表了一篇名为《我们孙辈的经济可能性》的文章。他预言，100年以后劳动生产率会提高8-10倍，每人每周只需要工作15个小时。凯恩斯在文章中写道：“这是人类自被创造以来，第一次面对他真实、永恒的困境，即如何打发休闲时光”。劳动生产率达到很高的水平，社会财富充分涌流，人们当然不需要工作那么长时间。你的工作不需要别人支付报酬，国家可以支付。你可以休息，也可以工作，做自己觉得有意义的事情。凯恩斯对未来的展望，不像一个资本主义经济学家的想法，更像马克思主义的想法。马克思和恩格斯讲到两种分配方式：一种是按劳分配，付出多少劳动就得到多少报酬，如果不这样分配，大家都不工作，不能养活自己，更不能养活这个社会；另一种分配方式，按照马克思的设想，在未来生产率提高之后，财富充分涌流，可以按需分配。按需分配在就业上的表现是，我可以白天务农、打鱼，晚上参加一个辩论会，回家以后写一篇文艺评论。当劳动生产率足够高的时候，就有了人的全面发展，有些事即使没有报酬你也愿意做。凯恩斯展望的是一种可能性，但是在今天，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有权利设想这个可能性。
解决问题的出路在哪里
回到现实，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我们的新就业形态，包括灵活就业、非正规就业等，会出现以往的岗位消失，只能退而求其次的情景。国际劳工组织对非正规就业的定义是“制度化经济结构之外的经济活动”，比如地下经济、家庭帮工、自我雇佣等。我国对非正规就业没有正式定义，也没有正规统计。但是中国有一个特殊的表现，可以从分部门、分单位的就业相关指标来观察哪些具有非正规就业特征，最后我们发现有三个集中的特点：第一，不是在单位就业，而是零工或者派遣工；第二，不在公有制部门，可能在私营经济、个体经济；第三，可能没有常住地的户口。
我们有一个概念叫非单位就业，在私营部门和非单位就业的人数高达3.1亿，非单位就业不能直接称为非正规，但其非正规的性质比较明显。还有一个概念即灵活就业人员，官方统计数字是超2亿人。还有一个最窄的口径，就是中华全国总工会调查的新就业形态，主要是大卡车司机、网约车司机、快递员等，新就业形态的人员目前是8400万。由于劳动力市场的波动、替代和调整，出现了非正规就业、非单位就业、灵活就业的新就业形态，这是目前的状况。
解决问题的出路在哪里？当受到就业冲击、面临被机器替代的时候，你只能寄希望于两个方面：一是自己的技能和人力资本，这可以通过教育和培训获得；二是社会保障或社会福利，这是国家提供的。
阿西莫格鲁认为，由于中间劳动力短缺，所以这部分岗位率先实现自动化，其结果就是留下“一老一小”。中国也有这个趋势，是人口老龄化的一个特征。我们从2000年人口普查（“五普”）和2020年人口普查（“七普”）的数据看一下人口结构。“五普”的时候，在全部15-65岁劳动年龄人口中，中间段人口的占比还很高，但到“七普”的时候已经大幅度下降，这意味着“一老一小”问题更加突出。“一老一小”表现的是一种不利的人力资本组合。年轻人的优势是受教育程度高，劣势是没有工作经验。老年人的劣势是受教育程度低，优势是工作经历丰富。所以对于“一老”和“一小”来说，人力资本都有优有劣。中间段的劳动力相对来说具有一个合理的人力资本组合，受教育程度高于老年人，工作经历强于年轻人。但是由于中间段的人口在减少，所以“一老一小”是我们关注的重点，要以不同方式来补他们人力资本的短板。
人工智能的发展会导致工人被替代，那么被替代的工人去哪里了呢？历史上，人们对此做过一些分析，我总结为四种可能性。
关于技术冲击下就业可能性的四个概念
第一，“索洛生产率悖论”。198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索洛教授说出一句名言：“我们到处都看得见计算机，就是在生产率统计方面看不见计算机”。尽管计算机技术飞速发展，但是生产率并没有随之提高，这就产生一个悖论。如何解释这个悖论？很多学者都试图通过研究去找答案。我认为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在美国和中国的劳动力市场上都可以看到，新技术不是普照之光、雨露均沾，使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企业、地区和行业是不均衡的，只有具备条件的才会使用，这个时候就产生了劳动生产率的差距。劳动生产率提高的企业会减少对人工的使用，生产率进一步提高。被裁减的这部分人会经历失业，最终流向生产率本来就偏低的部门，特别是服务行业，工资和生产率都进一步降低。从全社会的角度看，生产率没有明显的提高，因为生产率提高和降低的效果互相抵消。过去有人研究发现，至少从上世纪90年代到本世纪初的一段时间里，美国的就业增长中没有一个岗位来自制造业，所有新增岗位都是服务行业，主要是社会保障等领域，这些领域的劳动生产率低于制造业，所以美国没有出现劳动生产率的显著提高，同时很多人的收入还下降了。
第二，“鲍莫尔成本病”。在全社会劳动生产率整体较高的情况下，总会有一些部门的生产率不能提高，比如理发行业，从过去的剃头师傅到后来的理发师、美容师、形象设计师，不管怎么称呼，也不管用多么高端的化妆品，只能逐个完成理发过程，不可能通过机械化同时给好几个人理发，因此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非常有限的。但是由于人们都有理发的需求，理发师的收入也会不断提高，与全社会平均收入水平大体同等。纽约大学经济学教授鲍莫尔最早提出这个现象的时候，是以表演艺术市场为例的。比如歌剧，从过去的人工拉幕变成由机器完成，在场景中增加了现代科技应用，但是演员规模和表演方式没有本质变化，所以劳动生产率没有明显提高。尽管如此，人们愿意花钱听看歌剧、音乐剧、交响乐，此外，国家还要对这些行业进行补贴。这是以整体劳动生产率提高为基础，保留一些劳动生产率没有提高的行业，使其仍可生存。
第三，“阿西莫格鲁正确的AI（人工智能）”。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阿西莫格鲁指出，AI（人工智能）在教育医疗领域、增强现实、虚拟现实等领域的应用，都属于“正确的”方向，可以少破坏岗位、多创造就业或者分享劳动生产率。
第四，“凯恩斯可能性展望”。1930年，正值世界经济大萧条期间，大家认为资本主义经济的未来堪忧，在一片悲观的海洋里，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发表了一篇名为《我们孙辈的经济可能性》的文章。他预言，100年以后劳动生产率会提高8-10倍，每人每周只需要工作15个小时。凯恩斯在文章中写道：“这是人类自被创造以来，第一次面对他真实、永恒的困境，即如何打发休闲时光”。劳动生产率达到很高的水平，社会财富充分涌流，人们当然不需要工作那么长时间。你的工作不需要别人支付报酬，国家可以支付。你可以休息，也可以工作，做自己觉得有意义的事情。凯恩斯对未来的展望，不像一个资本主义经济学家的想法，更像马克思主义的想法。马克思和恩格斯讲到两种分配方式：一种是按劳分配，付出多少劳动就得到多少报酬，如果不这样分配，大家都不工作，不能养活自己，更不能养活这个社会；另一种分配方式，按照马克思的设想，在未来生产率提高之后，财富充分涌流，可以按需分配。按需分配在就业上的表现是，我可以白天务农、打鱼，晚上参加一个辩论会，回家以后写一篇文艺评论。当劳动生产率足够高的时候，就有了人的全面发展，有些事即使没有报酬你也愿意做。凯恩斯展望的是一种可能性，但是在今天，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有权利设想这个可能性。
解决问题的出路在哪里
回到现实，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我们的新就业形态，包括灵活就业、非正规就业等，会出现以往的岗位消失，只能退而求其次的情景。国际劳工组织对非正规就业的定义是“制度化经济结构之外的经济活动”，比如地下经济、家庭帮工、自我雇佣等。我国对非正规就业没有正式定义，也没有正规统计。但是中国有一个特殊的表现，可以从分部门、分单位的就业相关指标来观察哪些具有非正规就业特征，最后我们发现有三个集中的特点：第一，不是在单位就业，而是零工或者派遣工；第二，不在公有制部门，可能在私营经济、个体经济；第三，可能没有常住地的户口。
我们有一个概念叫非单位就业，在私营部门和非单位就业的人数高达3.1亿，非单位就业不能直接称为非正规，但其非正规的性质比较明显。还有一个概念即灵活就业人员，官方统计数字是超2亿人。还有一个最窄的口径，就是中华全国总工会调查的新就业形态，主要是大卡车司机、网约车司机、快递员等，新就业形态的人员目前是8400万。由于劳动力市场的波动、替代和调整，出现了非正规就业、非单位就业、灵活就业的新就业形态，这是目前的状况。
解决问题的出路在哪里？当受到就业冲击、面临被机器替代的时候，你只能寄希望于两个方面：一是自己的技能和人力资本，这可以通过教育和培训获得；二是社会保障或社会福利，这是国家提供的。
阿西莫格鲁认为，由于中间劳动力短缺，所以这部分岗位率先实现自动化，其结果就是留下“一老一小”。中国也有这个趋势，是人口老龄化的一个特征。我们从2000年人口普查（“五普”）和2020年人口普查（“七普”）的数据看一下人口结构。“五普”的时候，在全部15-65岁劳动年龄人口中，中间段人口的占比还很高，但到“七普”的时候已经大幅度下降，这意味着“一老一小”问题更加突出。“一老一小”表现的是一种不利的人力资本组合。年轻人的优势是受教育程度高，劣势是没有工作经验。老年人的劣势是受教育程度低，优势是工作经历丰富。所以对于“一老”和“一小”来说，人力资本都有优有劣。中间段的劳动力相对来说具有一个合理的人力资本组合，受教育程度高于老年人，工作经历强于年轻人。但是由于中间段的人口在减少，所以“一老一小”是我们关注的重点，要以不同方式来补他们人力资本的短板。
3月20日对于我国抗衰老研究是个特殊的日子，经过近3年的不懈努力，八子补肾胶囊抗衰老取得又一重大突破。挑战人类生命极限是摆在全球科学家面前的重大课题，抗衰老研究已成为世界生命科学领域关注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雷晨 北京报道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飞速发展，Kimi概念股成为资本市场的新宠。3月21日，受Kimi智能助手技术突破的催化，相关概念股集体走高，市场对AI板块的热情再次被点燃 在近日举行的全球AI盛会GTC（GPU Technology Conference）2024上，联想集团与NVIDIA（英伟达）宣布合作推出全新混合人工智能解决方案，帮助企业和云提供商获得在人工智能时代成功所需的关键的加速计算能 3月21日上午，全球首列氢能源市域列车在中车长客股份公司（以下简称“中车长客”）试验线上进行了时速160公里满载运行试验。当日试验过程中，车以160公里/小时速度运行的列车，每公里实际运行平均能耗 3月25日消息，去年huawei在Mate 60系列上首发了玄武机身架构，采用一体化金属机身，搭配上超耐用锦纤材质，使整机的抗挤压能力提高10倍，使用更放心。“玄武”是极其坚固的代表，huawei还在问界M9上采用了“ 今年3月23日是第64个世界气象日，主题是“气候行动最前线”。面对愈加频繁的极端天气和全球变暖等气候危机，减缓气候变化已刻不容缓。发展新能源是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举措之一，而气象服务对于新 。本文链接：AI来袭，工人何处去？——透视历史上的4条出路http://www.sushuapos.com/show-2-12834-0.html
声明：本网站为非营利性网站，本网页内容由互联网博主自发贡献，不代表本站观点，本站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天上不会到馅饼，请大家谨防诈骗！若有侵权等问题请及时与本网联系，我们将在第一时间删除处理。
上一篇： 国内首个同步辐射人工智能数据解析平台——“智慧光源大脑”2.0版正式上线
下一篇： 警惕AI成为谣言工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