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的发展会导致工人被替代，那么被替代的工人去哪里了呢？历史上，人们对此做过一些分析，我总结为四种可能性。
关于技术冲击下就业可能性的四个概念
第一，“索洛生产率悖论”。198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索洛教授说出一句名言：“我们到处都看得见计算机，就是在生产率统计方面看不见计算机”。尽管计算机技术飞速发展，但是生产率并没有随之提高，这就产生一个悖论。如何解释这个悖论？很多学者都试图通过研究去找答案。我认为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在美国和中国的劳动力市场上都可以看到，新技术不是普照之光、雨露均沾，使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企业、地区和行业是不均衡的，只有具备条件的才会使用，这个时候就产生了劳动生产率的差距。劳动生产率提高的企业会减少对人工的使用，生产率进一步提高。被裁减的这部分人会经历失业，最终流向生产率本来就偏低的部门，特别是服务行业，工资和生产率都进一步降低。从全社会的角度看，生产率没有明显的提高，因为生产率提高和降低的效果互相抵消。过去有人研究发现，至少从上世纪90年代到本世纪初的一段时间里，美国的就业增长中没有一个岗位来自制造业，所有新增岗位都是服务行业，主要是社会保障等领域，这些领域的劳动生产率低于制造业，所以美国没有出现劳动生产率的显著提高，同时很多人的收入还下降了。
第二，“鲍莫尔成本病”。在全社会劳动生产率整体较高的情况下，总会有一些部门的生产率不能提高，比如理发行业，从过去的剃头师傅到后来的理发师、美容师、形象设计师，不管怎么称呼，也不管用多么高端的化妆品，只能逐个完成理发过程，不可能通过机械化同时给好几个人理发，因此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非常有限的。但是由于人们都有理发的需求，理发师的收入也会不断提高，与全社会平均收入水平大体同等。纽约大学经济学教授鲍莫尔最早提出这个现象的时候，是以表演艺术市场为例的。比如歌剧，从过去的人工拉幕变成由机器完成，在场景中增加了现代科技应用，但是演员规模和表演方式没有本质变化，所以劳动生产率没有明显提高。尽管如此，人们愿意花钱听看歌剧、音乐剧、交响乐，此外，国家还要对这些行业进行补贴。这是以整体劳动生产率提高为基础，保留一些劳动生产率没有提高的行业，使其仍可生存。
第三，“阿西莫格鲁正确的AI（人工智能）”。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阿西莫格鲁指出，AI（人工智能）在教育医疗领域、增强现实、虚拟现实等领域的应用，都属于“正确的”方向，可以少破坏岗位、多创造就业或者分享劳动生产率。
第四，“凯恩斯可能性展望”。1930年，正值世界经济大萧条期间，大家认为资本主义经济的未来堪忧，在一片悲观的海洋里，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发表了一篇名为《我们孙辈的经济可能性》的文章。他预言，100年以后劳动生产率会提高8-10倍，每人每周只需要工作15个小时。凯恩斯在文章中写道：“这是人类自被创造以来，第一次面对他真实、永恒的困境，即如何打发休闲时光”。劳动生产率达到很高的水平，社会财富充分涌流，人们当然不需要工作那么长时间。你的工作不需要别人支付报酬，国家可以支付。你可以休息，也可以工作，做自己觉得有意义的事情。凯恩斯对未来的展望，不像一个资本主义经济学家的想法，更像马克思主义的想法。马克思和恩格斯讲到两种分配方式：一种是按劳分配，付出多少劳动就得到多少报酬，如果不这样分配，大家都不工作，不能养活自己，更不能养活这个社会；另一种分配方式，按照马克思的设想，在未来生产率提高之后，财富充分涌流，可以按需分配。按需分配在就业上的表现是，我可以白天务农、打鱼，晚上参加一个辩论会，回家以后写一篇文艺评论。当劳动生产率足够高的时候，就有了人的全面发展，有些事即使没有报酬你也愿意做。凯恩斯展望的是一种可能性，但是在今天，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有权利设想这个可能性。
解决问题的出路在哪里
回到现实，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我们的新就业形态，包括灵活就业、非正规就业等，会出现以往的岗位消失，只能退而求其次的情景。国际劳工组织对非正规就业的定义是“制度化经济结构之外的经济活动”，比如地下经济、家庭帮工、自我雇佣等。我国对非正规就业没有正式定义，也没有正规统计。但是中国有一个特殊的表现，可以从分部门、分单位的就业相关指标来观察哪些具有非正规就业特征，最后我们发现有三个集中的特点：第一，不是在单位就业，而是零工或者派遣工；第二，不在公有制部门，可能在私营经济、个体经济；第三，可能没有常住地的户口。
我们有一个概念叫非单位就业，在私营部门和非单位就业的人数高达3.1亿，非单位就业不能直接称为非正规，但其非正规的性质比较明显。还有一个概念即灵活就业人员，官方统计数字是超2亿人。还有一个最窄的口径，就是中华全国总工会调查的新就业形态，主要是大卡车司机、网约车司机、快递员等，新就业形态的人员目前是8400万。由于劳动力市场的波动、替代和调整，出现了非正规就业、非单位就业、灵活就业的新就业形态，这是目前的状况。
解决问题的出路在哪里？当受到就业冲击、面临被机器替代的时候，你只能寄希望于两个方面：一是自己的技能和人力资本，这可以通过教育和培训获得；二是社会保障或社会福利，这是国家提供的。
阿西莫格鲁认为，由于中间劳动力短缺，所以这部分岗位率先实现自动化，其结果就是留下“一老一小”。中国也有这个趋势，是人口老龄化的一个特征。我们从2000年人口普查（“五普”）和2020年人口普查（“七普”）的数据看一下人口结构。“五普”的时候，在全部15-65岁劳动年龄人口中，中间段人口的占比还很高，但到“七普”的时候已经大幅度下降，这意味着“一老一小”问题更加突出。“一老一小”表现的是一种不利的人力资本组合。年轻人的优势是受教育程度高，劣势是没有工作经验。老年人的劣势是受教育程度低，优势是工作经历丰富。所以对于“一老”和“一小”来说，人力资本都有优有劣。中间段的劳动力相对来说具有一个合理的人力资本组合，受教育程度高于老年人，工作经历强于年轻人。但是由于中间段的人口在减少，所以“一老一小”是我们关注的重点，要以不同方式来补他们人力资本的短板。
人工智能的发展会导致工人被替代，那么被替代的工人去哪里了呢？历史上，人们对此做过一些分析，我总结为四种可能性。
关于技术冲击下就业可能性的四个概念
第一，“索洛生产率悖论”。198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索洛教授说出一句名言：“我们到处都看得见计算机，就是在生产率统计方面看不见计算机”。尽管计算机技术飞速发展，但是生产率并没有随之提高，这就产生一个悖论。如何解释这个悖论？很多学者都试图通过研究去找答案。我认为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在美国和中国的劳动力市场上都可以看到，新技术不是普照之光、雨露均沾，使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企业、地区和行业是不均衡的，只有具备条件的才会使用，这个时候就产生了劳动生产率的差距。劳动生产率提高的企业会减少对人工的使用，生产率进一步提高。被裁减的这部分人会经历失业，最终流向生产率本来就偏低的部门，特别是服务行业，工资和生产率都进一步降低。从全社会的角度看，生产率没有明显的提高，因为生产率提高和降低的效果互相抵消。过去有人研究发现，至少从上世纪90年代到本世纪初的一段时间里，美国的就业增长中没有一个岗位来自制造业，所有新增岗位都是服务行业，主要是社会保障等领域，这些领域的劳动生产率低于制造业，所以美国没有出现劳动生产率的显著提高，同时很多人的收入还下降了。
第二，“鲍莫尔成本病”。在全社会劳动生产率整体较高的情况下，总会有一些部门的生产率不能提高，比如理发行业，从过去的剃头师傅到后来的理发师、美容师、形象设计师，不管怎么称呼，也不管用多么高端的化妆品，只能逐个完成理发过程，不可能通过机械化同时给好几个人理发，因此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非常有限的。但是由于人们都有理发的需求，理发师的收入也会不断提高，与全社会平均收入水平大体同等。纽约大学经济学教授鲍莫尔最早提出这个现象的时候，是以表演艺术市场为例的。比如歌剧，从过去的人工拉幕变成由机器完成，在场景中增加了现代科技应用，但是演员规模和表演方式没有本质变化，所以劳动生产率没有明显提高。尽管如此，人们愿意花钱听看歌剧、音乐剧、交响乐，此外，国家还要对这些行业进行补贴。这是以整体劳动生产率提高为基础，保留一些劳动生产率没有提高的行业，使其仍可生存。
第三，“阿西莫格鲁正确的AI（人工智能）”。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阿西莫格鲁指出，AI（人工智能）在教育医疗领域、增强现实、虚拟现实等领域的应用，都属于“正确的”方向，可以少破坏岗位、多创造就业或者分享劳动生产率。
第四，“凯恩斯可能性展望”。1930年，正值世界经济大萧条期间，大家认为资本主义经济的未来堪忧，在一片悲观的海洋里，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发表了一篇名为《我们孙辈的经济可能性》的文章。他预言，100年以后劳动生产率会提高8-10倍，每人每周只需要工作15个小时。凯恩斯在文章中写道：“这是人类自被创造以来，第一次面对他真实、永恒的困境，即如何打发休闲时光”。劳动生产率达到很高的水平，社会财富充分涌流，人们当然不需要工作那么长时间。你的工作不需要别人支付报酬，国家可以支付。你可以休息，也可以工作，做自己觉得有意义的事情。凯恩斯对未来的展望，不像一个资本主义经济学家的想法，更像马克思主义的想法。马克思和恩格斯讲到两种分配方式：一种是按劳分配，付出多少劳动就得到多少报酬，如果不这样分配，大家都不工作，不能养活自己，更不能养活这个社会；另一种分配方式，按照马克思的设想，在未来生产率提高之后，财富充分涌流，可以按需分配。按需分配在就业上的表现是，我可以白天务农、打鱼，晚上参加一个辩论会，回家以后写一篇文艺评论。当劳动生产率足够高的时候，就有了人的全面发展，有些事即使没有报酬你也愿意做。凯恩斯展望的是一种可能性，但是在今天，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有权利设想这个可能性。
解决问题的出路在哪里
回到现实，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我们的新就业形态，包括灵活就业、非正规就业等，会出现以往的岗位消失，只能退而求其次的情景。国际劳工组织对非正规就业的定义是“制度化经济结构之外的经济活动”，比如地下经济、家庭帮工、自我雇佣等。我国对非正规就业没有正式定义，也没有正规统计。但是中国有一个特殊的表现，可以从分部门、分单位的就业相关指标来观察哪些具有非正规就业特征，最后我们发现有三个集中的特点：第一，不是在单位就业，而是零工或者派遣工；第二，不在公有制部门，可能在私营经济、个体经济；第三，可能没有常住地的户口。
我们有一个概念叫非单位就业，在私营部门和非单位就业的人数高达3.1亿，非单位就业不能直接称为非正规，但其非正规的性质比较明显。还有一个概念即灵活就业人员，官方统计数字是超2亿人。还有一个最窄的口径，就是中华全国总工会调查的新就业形态，主要是大卡车司机、网约车司机、快递员等，新就业形态的人员目前是8400万。由于劳动力市场的波动、替代和调整，出现了非正规就业、非单位就业、灵活就业的新就业形态，这是目前的状况。
解决问题的出路在哪里？当受到就业冲击、面临被机器替代的时候，你只能寄希望于两个方面：一是自己的技能和人力资本，这可以通过教育和培训获得；二是社会保障或社会福利，这是国家提供的。
阿西莫格鲁认为，由于中间劳动力短缺，所以这部分岗位率先实现自动化，其结果就是留下“一老一小”。中国也有这个趋势，是人口老龄化的一个特征。我们从2000年人口普查（“五普”）和2020年人口普查（“七普”）的数据看一下人口结构。“五普”的时候，在全部15-65岁劳动年龄人口中，中间段人口的占比还很高，但到“七普”的时候已经大幅度下降，这意味着“一老一小”问题更加突出。“一老一小”表现的是一种不利的人力资本组合。年轻人的优势是受教育程度高，劣势是没有工作经验。老年人的劣势是受教育程度低，优势是工作经历丰富。所以对于“一老”和“一小”来说，人力资本都有优有劣。中间段的劳动力相对来说具有一个合理的人力资本组合，受教育程度高于老年人，工作经历强于年轻人。但是由于中间段的人口在减少，所以“一老一小”是我们关注的重点，要以不同方式来补他们人力资本的短板。
本文链接：AI来袭，工人何处去？——透视历史上的4条出路http://www.sushuapos.com/show-2-12834-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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