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田瑞颖
上午10点，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以下简称植物所）牡丹楼一层展厅热闹了起来。89岁的洪德元在自己的档案展柜前踱步、端详，追忆过往。1个多小时里，备好的藤椅一直空着，只挂着一支黄色竹杖。
6月8日，在第19个“国际档案日”前一天，著名植物分类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洪德元捐赠档案专题展在植物所首次展出。
恩格勒金奖、拉·麦考瑞奖等奖章、奖状，《泛喜马拉雅植物志》编研、Flora of China（《中国植物志》英文修订版）等著作，还有70多岁攀登海拔4000多米高山的照片……这些荣誉、著作、影像、手稿、书信串起来，构成了他60多年的科研生涯，也勾勒出了中国植物分类学走向世界的轨迹。
今年4月，他把积攒的档案全部捐给了植物所。从读研究生到留所工作至今，洪德元从未离开过植物所，现在仍然是早八晚五在办公室办公。“植物所是我的学术‘母亲’。”洪德元说。
最灿烂的微笑
开展前几分钟，工作人员才从挎包里拿出一枚沉甸甸的金牌，小心翼翼地放进展柜——恩格勒金质奖章，这是植物分类学领域的“终身成就奖”。
洪德元一生耕耘植物科学，在系统植物学、物种生物和细胞分类学以及分子系统和保护生物学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为中国植物学的创新、发展和走向世界作出了杰出贡献。
获奖理由中，提到了他主持Flora of China（《中国植物志》英文修订版）项目的半部、《泛喜马拉雅植物志》项目，以及在世界牡丹和芍药属、桔梗科分类学上的贡献。
洪德元走到展柜前，介绍他耗时20年完成的《世界牡丹和芍药》“三部曲”著作。该系列著作被国际同行评价为“对世界牡丹和芍药的全面研究”“具有很高的科学权威性”。
牡丹和芍药园艺价值、药用价值都很高，也因此曾遭受严重破坏。保护的前提是正确分类，但此前关于它们的分类非常混乱。
为了厘清牡丹和芍药的“家谱”，洪德元系统查阅和研究了全球65个标本馆的5000余份标本，对全世界100多个地区的野生居群进行了实地考察，足迹从国内到国外，从欧亚大陆到北美西部，能去的地方他都去了。
在牡丹芍药著作旁边，有张照片十分惹眼。照片里是2001年6月，在瑞士杰内罗山海拔1900米处，65岁的洪德元胸前挎着相机，右手举着一株艳丽芍药，笑得眯起了眼。
那天，他和学生汪小全去考察当地芍药属植物仅存的唯一野生居群。爬到海拔1000米时，芍药出现了。但花期已过，只剩幼果。洪德元判断山上可能还有开花的，继续往上走，果然在海拔1900米左右的地方找到了。征得随行瑞士工作人员同意后，他准备挖一株做标本。开挖前，学生开玩笑地与洪德元“打赌”：“洪老师，你说它的根是什么样的？”
“和白薯的根一样！”
“若不是呢？”
“那我这个院士算是白当了！”
挖出后，果然一样。时任英国爱丁堡皇家植物园主任布莱克莫尔教授曾在植物所看到这张照片，问他：“这是您这辈子最阳光的时刻吗？”
“是的！”洪德元底气十足。
这一刻的笑容不仅是苦尽甘来，也印证了一个道理：只有掌握了科学规律的人，才能精准地做出科学预见。
在野外找寻真相
展区里有很多洪德元在野外考察植物的照片，照片里的他从青丝到白头。
最早一张拍摄于1965年，在西藏波密县古乡，28岁的洪德元坐在悬崖边，身后是6300米的雪山。
1950年，一场8.6级大地震将古乡背后的仙女峰“劈”成了两半，崩塌的岩石摧毁了针叶林。此后，泥石流一次次摧毁村庄，冲断川藏公路。1965年，中国科学院组织多单位联合考察，洪德元是其中一员，他的任务是从植物学角度为泥石流综合治理提供数据和资料。
考察队坐卡车颠簸了12天才到。途中，洪德元乘坐的车在怒江河谷悬崖急弯，迎面遇上一辆大卡车，司机猛打方向盘，刹住车时右前轮已经悬空，车头冒着白烟。当时司机吓得浑身发抖、大汗如瀑。
“要是再往前冲零点几秒，连人带车都会坠入河谷。”讲起这个故事，洪德元眼中仍隐隐透露出一丝恐惧 。
到古乡后，又有一次，他们刚考察完冰川下来，背后轰然巨响——雪崩。只见白色巨瀑倾泻而下，砸在冰川上，雪雾升腾、山体抖动。“是老天爷保佑了我们。”洪德元说。
47年后，洪德元在这里又拍了一张照片。曾经的乱石滩，已变成郁郁葱葱的森林，充满生机。后来他又先后6次进藏考察植物，只要有机会，他都会到这片“故土”看看。
分类学的真相，一部分在标本，还有一部分藏在植物生长的故土。60多年来，洪德元一直在路上。2020年，83岁的他还在内蒙古和山东开展野外考察。
2011年，在西藏喜马拉雅山，洪德元一天坐汽车就坐了1100公里，墨脱县糟糕的路况还磨损了车底盘。“进了林子，每走一步都有蚂蟥往身上爬。”他说。
2012年，在四川宝兴，75岁的洪德元紧握着树桩过独木桥，脚下溪流湍急。那年研究党参属植物及其近缘类群。
2014年，77岁的他站在非洲乞力马扎罗山，海拔4300米。为了让妻子和医生同意他参加考察任务，他在跑步机上跑了8分钟来证明自己，还提出让学生“监督”自己。进了山，“监督”就失效了，他一股劲儿地往上爬。当地向导听到他的年龄，竖起拇指对他说：“Babu（爷爷），牛！”
2018年，他81岁，第4次前往非洲。在肯尼亚做完科普，又前往埃塞俄比亚北部巴莱山考察。他仍记得当时看到的奇妙场景，在紧邻赤道的山峰上，竟飘起了雪花，那里还生长着5米高的半边莲。
回国没歇几天，他又拉着学生奔赴四川横断山区，在海拔4300米左右的地方采集桔梗沙参属植物标本。这是他最后一次高原考察。
常年的野外登山爬坡，导致洪德元双膝时常疼痛。虽然他现在走路仍然很快，但是离不开那根黄色竹杖了。高山爬不动，很多植物也看不到了，他时不时地因此叹气。
“我的生日只有天知道”
展厅里所有照片，没有一张是有关他童年和少年时期的。
“我是贫苦出身。”洪德元说，他出生于安徽绩溪一个叫泉水塘的小山村，至今不知道自己是哪一天出生的，“只知道是鼠年腊月，可能是1936年12月1日，也可能是1937年1月14日”。
“我的生日只有天知道。”他说。在他快出生时，10岁的姐姐因病离世，母亲遭受重击，整日以泪洗面，根本没心思记得他出生的日子。而父亲一心务农养家，也顾不上这些，“乡下人记住孩子的生肖就够了。”洪德元不纠结，也从不过生日。
洪德元记得，小时候干农活、拾秸秆、牵牛放牛，八九岁开始拔秧、插秧。夏天天亮得早，5点母亲就喊起床，起来倒下，倒下再被扶起来，再倒下。“但是我妈妈从来没有打过我，骂过我。”洪德元说。
8岁那年，洪德元进了村里的唯一一所“四无”初级小学——无校长、无校名、无固定校址、无固定老师。13岁，又跟随父母和大哥大嫂烧炭，1年就学会了建窑、烧窑、出炭的全套手艺。
六年级还剩半年，老师来家访，问起孩子毕业后的去向。母亲说，两个哥哥都出去当学徒了，让他在家务农吧。老师说：“德元聪明，让他读下来，将来可能有出息。”母亲只回了一句：“那就让他读。”就这样，没有什么文化的父母，靠着种地、烧炭，给他架起了通向知识殿堂的“天梯”。
后来，洪德元在一部英文著作《党参属及近缘属专著》的扉页写上：“献给我的父母”“勇敢而勤奋的父亲”“聪明勤奋的母亲”。这本书也在此次展览之中。
《党参属及近缘属专著》的缘起，是洪德元基于多年实地考察，判断单凭形态分类界定的党参属并不是一个自然类群。于是，他和团队利用多学科综合研究，把原党参属及其近缘属的分类做了大修订，发表了3个新属、恢复了1个属、归并了1个属，建立了桔梗科的新分类系统。
档案是存史资政的基石，是传承精神的纽带。洪德元把一生的档案全捐给了这个被他称为学术“母亲”的地方。
中国科学院大学科学技术史系教授刘晓认为，科学家资料收集和保存具有重要意义，有助于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通过资料展现的科学精神亲切鲜活。这些资料本身就是一种文化资源。
在刘晓看来，洪德元在不同历史时期都取得了丰富的学术成果，这种学术成长经历具有鲜明的代表性，清晰地反映出科学家潜心研究的一生。捐赠的档案学科特点突出，对国家开展拔尖人才的成长和培养、科研组织与学科建设等具有重要作用。
《中国科学报》 (2026-07-03 第4版 文化)本文链接：从烧炭少年到院士，他把一生档案献给学术“母亲”http://www.sushuapos.com/show-11-35960-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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