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菁/文
编者按：2025年8月3日，许倬云先生辞世，享年95岁。在人生最后的阶段，他仍著述不辍，尤以纵横捭阖的大历史和对现实世界的深入思考为世人熟知。在学术生涯的早期，许倬云专注于早期中国历史研究，被称为“中国古代三部曲”的《中国古代社会史论》《汉代农业》《西周史》一举奠定了他的学术地位。这几本著作至今仍是史学经典，不仅因为其中大胆、独到的观点，还因为他严谨、细致的治学态度力透纸背。许倬云谈起过读本科时老师李济之先生传授的 “在一片草坪上，如何寻找一枚小球？”的办法：“在草坪上，画上一条一条的平行直线，沿线一条一条地走过，低头仔细看，走完整个草坪，一定会找到这枚小球。”并在读硕士期间亲身实践这个“最笨、最累的办法，却最有把握”的办法：将《左传》中两千余人的生平逐一做注，制作了几千张卡片。终于成就了一代史学大家。
近日，资深媒体人、作家李菁的新著《历史的钟摆》出版，其中包括一篇作者对许倬云的长篇访谈。李菁在访谈许倬云后，感到他不仅满足于“知识的整理”，更是冀望于更深一层的关怀。她在书中写道：“你们一定要加油啊！”告别前，老人用力地大声说了这句话。我们从《历史的钟摆》中摘录许倬云谈早年代表作的对话，供读者再次领略这位历史学家的治学风采，以纪念先生、激励后学。（王峰）
李菁 著
火与风︱上海译文出版社
2025年7月
问：《中国古代社会史论》《汉代农业》《西周史》是奠定您学术地位的三本专著。先谈谈你这第一本学术专著的写作背景。
答：1961年年底，我以社会学量化方法完成了论文《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变动》，获得了芝加哥大学的博士学位，后来出版时更名为《中国古代社会史论》（Ancient China in Transition）。最近三联书店要出一套我的六卷本学术作品集，编辑冯先生居然从芝加哥档案馆调出当年的原稿，据此请人重新翻译，并定名为《中国古代转型期》——实际上，这次新编的“学术作品集”所围绕的核心主题就是周、秦、汉：“天下国家”秩序的形成和转型。（该书已于2024年8月以《形塑中国》为名出版——编者注）
回顾起来，假若没有芮逸夫先生让我读《左传》所分析、记录下来的那几千张人物卡片，我的博士论文无从下笔——我进研究所的第一年夏天，芮逸夫先生交代我做《左传》的“人名谱系”，将两千余人的生平逐一做注：父亲是谁、儿子是谁、彼此间有什么关系，等等。这一工作做得很辛苦，却为我开辟了研究中国经典经文以外的另一条路：中国古代史学者里面，没有第二个人做过这种比较研究——根据数目字来排队，十年一代、三十年一世。
实际上，我做了一项系统分析，即使摆在今天系统论的教科书里，也还是很合辙的。当年，也没有人做过社会阶层变动的量化分析。
《汉代农业》一书，乃是对传统中国农业形态构成的社会学分析：从精耕细作、农舍工业、市场机制、市集网络联通道路交通到成为全国性的网状结构。这一构想，是拜杨庆堃先生之赐，我从他对河北传统市场网的分析中，获得了以社会学的网络观念建构这一套汉帝国大型社会网络的想法。这一格局不仅解释了汉代这个天下国家基本面的问题，也解释了传统中国农业社会很重要的事情：农业的市场化。中国的农业市场化是“精耕细作”的重要演化——只有“精耕细作”，才可以发展出多种多样的农村农业和农舍工业，这就让我找到了中国农业本身的特点。
时任台大历史系主任的许倬云（右二）与学生毕业留影（摄于1965年）
问：这本专著不仅当年就纳入哈佛大学亚洲研究丛书的经典系列，而且得到费正清很高的评价。这是什么契机？背后有什么样的故事？
答：不是我主动去找他们的，是芮沃寿（Arthur Wright）的太太芮玛丽（Mary）找我的。芮沃寿和芮玛丽是费正清最得意的两大弟子，芮玛丽到斯坦福大学之后要编一套丛书，就将我这本书作为这套书中的第一部。她说：“许倬云处理问题的方式与其他人不同，他是真正以社会科学的方法处理历史问题的。”
这本书出版以后，很快就让我在国际学界获得肯定。后来，费正清写信给李济之先生说：“顾立雅手上有个学生，是你们史语所来的人，我在你们那里认识的他，他写的这本书已经是小经典了（minor classic）。”
问：你曾说，《汉代农业》这本书“实际上是探讨中国型经济的起源”。汉代农业制度与中国经济后世的发展道路有什么样的关联？
答：每个村落是一个聚落，聚落四周都是农田，聚落和聚落之间有一定的距离。这些聚落呈点状分布，其中某个交通较为方便的大村落就作为交换的“中心点”：“十天一会”，或者“十二天一会”——这就是“赶场”，由此逐渐发展出一套农村交换的经济网络。以此为基础，一串“赶场”的“中心点”可以形成新的“二层中心”，那就是一个市镇。如此逐级提升，终于将一般的村落逐步提升到市场中心、小镇、大镇而至城市。
这些“中心点”的市集，围绕县城又形成一个更大的“中心点”；若干县城合在一起，形成一条“路”（“道”和“路”，到唐宋时期，就形成大地区的行政单位），这就是汉代的“郡”——“郡”是“群”的意思。上述村、镇、县、郡，由大大小小的复杂交通网络联系，结合自然地理界划，形成一个一个“州”（相当于今日的“省”），最后构成“天下国家”层层嵌套的政权结构。这一整套界定中国日后区域的道路交通网络、经济网络及行政体系，都是在汉代成型的。
许倬云（左二）夫妇与考古专家石兴邦等人在风陵渡考古发掘现场（摄于1998年）
问：你的第三本书《西周史》，是张光直先生主持的一套中国通史的项目。这本书的出版缘由是什么？
答：当年，张光直要为耶鲁大学出版一套“中国古代文明丛书”。他邀请李学勤、王仲殊和我，加上他自己，四个人分别撰写中国古代的四个时期。我与光直出自同门，情同手足，向来是他写商代，我写周朝。
我这部书运用了大量青铜器铭文和其他考古材料，以及传世文献，例如《诗经》《左传》《尚书》，再加上考古报告，是三方面结合起来的论著。我不注重政治史或朝代史，主要讨论“文化史”，因此，我关注的是西周文化溯源以及“天命”观念的滥觞。我以文化扩张为主要的关怀，包括中原文化如何扩散、国家在扩散过程中如何逐渐形成复杂的大型单位。
我对傅斯年先生和钱宾四（钱穆）先生有一份特殊的感情，我写《西周史》等于是结合了傅、钱二位先生两个原本对抗的系统，凭借考古学将二老的卓识拼合在一起。当年写《西周史》最后一章，我是流着泪写的。
但也正如我在书的第二版序言里所写的：这么多年来，中国考古学又有许多新发现。《西周史》本应重新改写，但我实在没有力气另起炉灶，只盼望后来的学者能够继续精进。（《西周史》初版于1984年，2012年出版增补二版时，作者邀请哥伦比亚大学李峰教授撰写长跋，“交代这二十多年来种种发现的大概情形，使得《西周史》的读者，从这新数据上，可以想象还有多少应当涵盖的问题可以讨论”。——编者注）
问：你如何评价自己的这三本书？是否有缺憾？有没有未完成的想法？
答：我这三本书串连为一体，整体而论，是从西周到汉帝国，也就是“古代中国的三部曲”。西周开创了一个从封建走向国家（制度）的局面，东周则依据国家体制，儒家、法家都在寻找合理的统治和管理制度，走向以国家为单位的发展途径。汉帝国“马上得天下”，为何居然能够稳定地治理天下？
大面积的、普遍的农耕，农田、城镇星罗棋布，这是中国的基本面貌。在这个大棋盘上，胡马南牧，很难四处奔驰。这一特点，在欧洲历史上是没有的。因此我认为，欧洲历史的特点是民族与民族之间永远不断地斗争。他们面对外来的民族，没有如同中国一样的城镇市场网络来挡住胡马的铁蹄；而陆续进来的所谓外族或者“蛮族”，谁也不比另外一家更有力量、更有依据，可以压服原来单位的抵抗。于是，欧洲历史上除了借助宗教力量聚合大国家，没有任何内在因素可以将分散的民族国家结合为一个聚合的“天下国家”体制。
所以，这三本书连在一起，是对中国古代从西周到汉末的整体交代：西周建立起一个封建体系，后来建立起一个雏形的政府，又建立起道德与伦理的、文化的基本面，这是一个重要的事情，欧洲没有发生过——罗马没有，希腊也没有。
在《汉代农业》里，我提到“区域”的概念，但没有继续处理村落这一级。实际上，今天考古发掘的相关资料，包括汉代的竹简，特别是湖北出土的许多资料，都有历史价值：我在这方面的处理，只是刚刚开了个头而已。尤其最近几十年，新的考古发现可以支撑后面的学者就基层部分的结构和运作写一部很好的书：村、镇、县、郡、州层层机构，权力的基础在哪里、与帝国的运作如何配套……都是可以继续深入做下去的课题。
只有在汉代研究较为充分之时，史家才能解释：“永嘉之乱”以后，为何北方坞堡有如此强大的力量？为何唐代上层是相当“胡化”的汉人？不单是李家，隋朝的杨家也是如此。在唐代的天下，中央贵族、地方士族如何相互挂钩？（本文节选自《历史的钟摆》，文中照片由出版社供图，标题为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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