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郑青亭 北京报道
“作为太阳能电池板和电池等最重要技术的提供者，中国在全球能源转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拥有迄今为止这些技术的最大市场份额，并且在成本效益方面也拥有领先的技术。”睿咨得能源(Rystad Energy)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莱斯塔德（Jarand Rystad）在北京接受21经济报道记者专访时说，“这种主导地位不仅推动了中国自身的能源转型，也对全球向可再生能源的转变产生了重大影响。”
5月20日至23日，第29届世界燃气大会（WGC2025）在北京举办。WGC因规模最大、权威性最高，被誉为燃气行业的“奥林匹克”。本届大会是自1931年在伦敦启动、每三年举办一届以来首次在中国举办。莱斯塔德在大会现场接受了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的专访。
莱斯塔德表示，中国在可再生能源领域屡次超额完成既定目标。例如，原定于2030年实现的1200吉瓦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目标，已于2024年提前六年达成，彰显了中国在清洁能源部署方面的迅猛进展。如果能够维持当前的减排势头，中国可能会提前3-5年实现碳达峰。
谈及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进展，他表示，尽管美国政策变化可能对能源转型产生一定影响，但全球范围内太阳能和风能的部署仍在快速推进。通过技术进步和政策支持，仍有可能将全球升温控制在1.5°C以内。
他还谈到了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于能源合作的意义。他说，优先发展太阳能和电池储能项目将为非洲等地区带来变革性的机遇。通过采用分布式的“光伏+储能”系统，这些地区有可能跳过传统的化石燃料基础设施建设。这种方式对于缺乏本地化石燃料资源的地区尤其有利，提供了更可持续且成本更低的能源解决方案。
睿咨得能源成立于2004年，总部位于挪威奥斯陆，是一家独立的能源研究和商业情报公司。该公司最初专注于全球油气田的生产数据分析，现已扩展至涵盖所有能源类型，包括可再生能源和碳排放分析。莱斯塔德曾在麦肯锡公司担任合伙人，积累了丰富的能源战略咨询经验，被誉为“业内最常被引用的石油分析师之一”。
控制全球升温在1.5°C内仍可实现
《21世纪》：你如何评估当前全球能源转型的整体进展？哪些因素最显著地加速或阻碍了其进程？
莱斯塔德：能源转型主要包括三个关键任务：第一，电力系统脱碳；第二，全面电气化；第三，应对剩余排放。这三项任务分别约占总减排量的40%、40%和20%。比如，如果每年减少约39亿吨的排放，其中约15亿至16亿吨需通过电力系统脱碳实现。目前，第一项任务的进展速度超过了十年前的预期，而第二和第三项任务则相对滞后。然而，确保电力系统的清洁化是整个转型的关键。历史上，电力生产是单位能耗碳排放最高的领域之一。如果在电力系统未完全脱碳的情况下推进电气化，可能会导致整体排放的增加。因此，有序推动能源转型至关重要。
尽管美国的政策变化可能对能源转型产生一定影响，但全球范围内太阳能和风能的部署仍在快速推进。不仅如此，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的成本大幅下降的速度也远远超过了预期。
《21世纪》：《巴黎协定》提出的将全球升温控制在1.5°C以内的目标是否仍有可能实现？
莱斯塔德：坦率地说，将二氧化碳排放限制在500吉吨是一个极其雄心勃勃的目标（编者注：根据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第六次评估报告（AR6），从2020年起，全球剩余的碳预算为500吉吨二氧化碳（GtCO₂），以实现将全球变暖限制在1.5°C以内的目标）。然而，随着能源转型技术的快速发展，2060年或2070年实现二氧化碳净零排放可能是可行的。每延迟十年，全球变暖可能增加约0.1°C，因此在2070年实现净零排放仍然是可以接受的。这种情景下，累计排放量约为950吉吨，预计全球气温将上升约1.7°C。
值得注意的是，甲烷排放是温室气体总排放的重要组成部分。IPCC在其碳预算估算中，并未充分考虑甲烷减排的潜力。如果我们能够迅速减少甲烷排放——这在当前技术条件下是可行的——我们可能会避免额外0.1°C至0.2°C的全球变暖。
因此，结合在2060年实现净零二氧化碳排放（减少74%）和迅速应对甲烷排放的双重策略，仍有可能实现关键的气候目标。显然，仅关注二氧化碳是不够的；加快减少甲烷排放的努力同样至关重要。
美国能源政策转向不会逆转全球减排大势
《21世纪》：自特朗普政府恢复煤炭运营并放宽石油和天然气监管以来，根据你的观察，美国的油气生产、投资流动和市场情绪受到哪些实际影响？
莱斯塔德：美国在能源转型方面的言论已明显转变——从积极倡导和引领多个领域，转向更关注能源的可负担性和安全性，对可持续性的强调有所减少。尽管这种叙述发生了变化，但对全球能源转型的整体影响并不显著。全球仍有近1万亿美元投资于太阳能、风能和电池技术。虽然这些投资的速度有所放缓，但仍在持续进行。尽管一些氢能和碳捕集、利用与封存（CCUS）项目被取消，但并没有超过我们的预期。
美国对石油和天然气生产的支持增加，并未实质性地阻碍能源转型，因为市场动态在很大程度上调节供应。能源转型更多依赖于通过终端用户替代方案（如电动汽车和可再生能源）来减少需求，而非限制生产。推动减少对石油和天然气需求的技术至关重要。
尽管特朗普政府已撤销了某些电动汽车激励措施，尤其是提议在2025年后取消每辆车7500美元的联邦税收抵免，但该措施尚未最终确定。
历史上，对美国电动汽车采用率的预期一直较为保守。相比之下，中国和英国等国家的电动汽车采用率已超过50%，并在快速推进。因此，尽管美国目前面临一些阻力，全球对这些技术的推动仍然强劲。
《21世纪》：随着大国竞争加剧和全球化规则的重写，能源供应链稳定性面临哪些新风险？在地缘政治碎片化的背景下，行业和政府应采取哪些策略来保障能源安全？
莱斯塔德：政治不确定性和日益加剧的贸易紧张局势——尤其是关税的实施和威胁——无疑对全球经济产生了影响。这种不确定性导致许多公司推迟或暂停投资决策。例如，原定于今年3月和4月进行的众多投资计划已被推迟，表明负面影响已经显现。这些延迟不仅仅是时间上的问题；它们对生产有着实际的影响。许多原计划在今年下半年进行的采购活动可能无法实现，可能导致全球经济增长放缓。
我坚信自由贸易的原则。自由贸易通过允许各国在其具有比较优势的领域专注于生产，促进了效率，从而为所有参与国带来更多财富。这一概念由亚当·斯密在两个多世纪前的《国富论》中提出，至今仍具有现实意义。历史证据表明，在关税高企和保护主义政策盛行的时期，全球经济增速往往放缓，因此，关税政策的回潮令人遗憾。
在我看来，当前，各国需要为建立相互信任和促进合作而努力。在谈判中，各个国家通常会考虑出台反制措施，作为争取有利结果的筹码。尽管如此，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各方应诉诸理性，并认识到国际贸易本质上的合理性，最终它服务于所有相关方的利益。
未来四五年油价将在当前水平范围波动
《21世纪》：你预计全球石油需求何时达到峰值？主要的需求驱动因素和限制因素有哪些？
莱斯塔德：截至2025年，全球石油需求约为每日1.035亿桶。预计这一需求将在未来5至8年内继续增长，并在2030年代初达到峰值，随后逐步下降。这一趋势的主要推动因素是车辆电气化的加速发展。同时，用于发电和住宅供暖的石油消费已持续数十年下降，这些领域的用油高峰早已过去。相比之下，交通运输领域的石油需求已回升至2019年的水平，并预计在未来五年内保持稳定。然而，石化和航空等行业的石油需求仍在增长，可能在未来一二十年内持续上升。总体而言，预计全球石油需求将在21世纪30年代初达到峰值。
《21世纪》：你如何预测未来5至10年内的石油价格和生产趋势？
莱斯塔德：当我们使用系统动力学模型模拟石油市场时，常常观察到显著的波动性。这主要是因为投资者在油价高企时往往过度投资，但这些投资需要数年才能见效。相反，当油价低迷时，投资放缓或停止，导致24到36个月后可能出现供应短缺。这种周期性行为使得石油市场本质上具有波动性。
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试图通过调整产量来缓解这些波动——根据需要减少或增加供应。然而，他们的成功程度不一。尽管全球环境波动剧烈，过去三年油价相对稳定，可能归功于这些干预措施。未来4到5年内，油价将继续在当前的水平范围内波动。
《21世纪》：说到OPEC，如果主要经济体加速能源转型步伐以在2050年前实现净零目标，那么这个卡特尔组织在全球能源市场中的影响力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莱斯塔德：值得注意的是，油井的自然衰减率约为每年15%。这意味着如果没有新的钻探或干预，全球石油产量可能在一年内从每天1.03亿桶降至低于9000万桶。因此，持续投资对于维持当前产量至关重要。即使整体需求持平或下降，供需的基本动态仍然适用。OPEC在通过管理边际供应来稳定价格方面的作用仍然至关重要。我相信，即使全球石油需求下滑，OPEC在未来二三十年内仍能在价格稳定方面发挥建设性作用。
天然气将在能源转型中发挥关键的过渡作用
《21世纪》：天然气尤其是液化天然气（LNG），在未来能源结构中将扮演什么角色，特别是在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和数字基础设施不断扩张的情况下？
莱斯塔德：天然气在能源转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尤其是在其价格与煤炭相比具有竞争力时。由于燃烧更清洁，天然气每千瓦时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显著低于煤炭，因此在发电领域成为更可取的替代品，这对于应对气候变化来说是好事。此外，天然气正越来越多地替代汽油和柴油，应用于道路运输和航运等交通领域。
近年来，天然气在电力生产和供暖等领域的市场份额不断扩大，而石油在这些领域的份额则有所下降。这一增长归因于天然气燃烧更清洁的特性以及广泛可用的基础设施，便于其分销。尽管太阳能和风能等可再生能源正在兴起，天然气仍在可再生能源发电不足时充当备用能源，确保电网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21世纪》：在未来的能源格局中，哪些突破性技术最具变革性的影响？
莱斯塔德：我们的分析确定了24项推动能源转型的关键技术。当这些技术全面实施后，预计可大幅减少当前每年39吉吨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其中，太阳能电池板位居首位，预计可减排11吉吨碳排放量，紧随其后的是电池、电动机和碳捕集、利用与封存（CCUS）技术，分别可以减少6、5、4吉吨碳排放量。这些技术中的许多正在迅速成熟，其中一些已经提供了与化石燃料具有成本竞争力的替代方案。例如，在多个地区，太阳能发电的成本约为每兆瓦时40美元，通常低于使用本地煤炭的燃煤电厂的电价。
《21世纪》：为了让这些技术实现商业化，政府需要提供激励机制吗？
莱斯塔德：这些技术中，大约三分之二正在变得经济上可行，无需额外激励。然而，剩下的三分之一仍然需要通过政策、补贴或其他投资刺激措施获得大量政府支持。对于初步脱碳工作来说，最关键的技术已经具有竞争力。但对于最后20%的脱碳，特别是CCUS、氢能和某些生物燃料等技术，政府支持和监管框架对于推动其采用和整合至关重要。
中国在全球能源转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
《21世纪》：中国计划在2030年前达到碳排放峰值，并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从你的角度来看，在这一进程中最大的机遇和挑战是什么？
莱斯塔德：中国在可再生能源领域屡次超额完成既定目标。例如，原定于2030年实现的1200吉瓦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目标，已于2024年提前六年达成，彰显了中国在清洁能源部署方面的迅猛进展。中国今年第一季度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同比下降了1.6%，这一趋势显示出中国在实现2030年“碳达峰”目标方面可能提前取得进展。因此，如果能够维持当前的减排势头，中国可能会提前3-5年实现碳达峰。不过，需要看到的是，虽然很多清洁技术是纯粹由经济驱动的，但也有一些供应链和价值链需要一些扶持，所以需要保持这种政策支持。
《21世纪》：你如何评估中国在全球能源转型中所扮演的领导角色及其政策和市场创新对其他主要经济体的示范作用？
莱斯塔德：作为太阳能电池板和电池等最重要技术的提供者，中国在全球能源转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拥有迄今为止这些技术的最大市场份额，并且在成本效益方面也非常领先。这种主导地位不仅推动了中国自身的能源转型，也对全球向可再生能源的转变产生了重大影响。
《21世纪》：中国一直在大力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在共建“一带一路”过程中，应该优先发展怎样的能源项目？这个倡议对于推动发展中国家获得清洁技术有何意义？
莱斯塔德：在这个倡议下，我们看到了很多太阳能和电池储能项目的投资。我相信，中国在太阳能与电池储能集成方面的进展为非洲等地区带来了变革性的机遇。通过采用分布式的“光伏+储能”系统，这些地区有可能跳过传统的化石燃料基础设施建设，类似于移动电话如何跳过固定电话的普及过程。这种方式对于缺乏本地化石燃料资源的地区尤其有利，提供了更可持续且成本更低的能源解决方案。这一发展不仅有利于受援国，也有助于实现全球气候目标，并强化了中国作为清洁能源技术领先供应商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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