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孙燕 上海报道
8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意见》，提出大力发展绿色低碳产业，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
随后，地方相继出台绿色低碳转型方案。9月14日，上海印发《上海市加快推进绿色低碳转型行动方案（2024—2027年）》，提出在能源、工业、交通、建筑、循环经济等重点领域加速推进绿色低碳转型。9月27日，《浙江省绿色低碳转型促进条例》经浙江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自2025年1月1日起施行。
当前，我国绿色低碳产业产值规模超过11万亿元，相关企业超过200万家。随着“双碳”战略的推进，绿色低碳产业有望迎来发展黄金期。
技术牵引
对于绿色低碳产业而言，技术是发展的关键：这是运用先进的技术和能源，在生产过程中减少对传统化石能源消耗和自然环境负面影响的产业。
新能源产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是技术驱动的典型代表。在10月24日的2024浦东新区绿色低碳产业高质量发展大会上，中国工程院院士、上海交通大学碳中和发展研究院院长黄震介绍道，光伏技术从PERC到TopCon，现在TopCon效率达到25%以上，已经成为主流产品；风电技术从最早的木质叶片、金属叶片、复合材料，发展到现在用玻璃纤维、碳纤维做大型叶片。
“这些绿色技术的产生能够降低能源价格，比如现在的光伏、风电产生的电价已经跟煤电在同一个水平线上。”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学术副院长严弘指出，只有通过技术革新，才能推动绿色转型发展。
但从绿色低碳产业整体看，碳中和的技术体系复杂、庞大，涵盖能源制造端、供给端、需求端等方方面面的技术门类。低碳催化与二氧化碳利用全国重点实验室（筹）副主任孙楠楠指出，企业要深度脱碳，一定要有足够的技术储备，打出技术组合拳。电气化是其中最大的一块。
罗兰贝格全球高级合伙人、亚洲区工业平台负责人许季刚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当前具有较好前景的绿色科技有很多，比如以钙钛矿电池为代表的三代光伏技术、海上风电和氢能结合的大规模基地技术、二氧化碳制甲烷的碳利用技术、整合分布式能源的VPP虚拟电厂技术都会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对于成熟度不太高的低碳技术，业内正通过气候投融资等手段支持发展，包括建立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开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以及发展绿色金融等。
企业转型成本问题待解
制造业是高排放、高碳密度企业的聚集地，也是绿色低碳发展的主阵地。但对于制造业而言，进行绿色低碳转型意味着加大在技术、设备等方面投入。
从企业界看，许季刚的观察是，除了领先头部企业，低碳转型在高管日程表上的优先级是不足的。转型的压力更多来自监管引导、价值链倒逼和资本市场要求，压力的大小决定了变革的节奏。“政策因素也扮演了重要作用，比如CBAM的客观压力，如果企业不想放弃海外市场就必须转型适应。”
“企业转型要付出代价。”严弘指出，如何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代价，一方面要从政策的角度，给予一定的政策扶持、政策资金调拨，以减轻企业的负担；更重要的还是要通过市场化的行为，需要碳市场发挥出作用。
“企业在低碳投入过程中一定需要遵循经济性原则。”许季刚提醒道，国际领先企业展示的一系列新产品与技术，很多都在实验室阶段，只有在低碳产品与技术具备经济性之后才会大规模商业化推广。“但这并不妨碍企业持续探索和开发具备经济性、存在合理回报的绿色技术和产品，也正是这种过程才能从根本上确立低碳技术的长期价值。”
从供应链角度，许季刚还指出，企业界的确实变革需要很长的时间，而领先企业尤其是在价值链条上扮演领袖作用的企业，其低碳承诺和兑现将影响整个价值链条。因为如果上游企业还想和这些领袖企业维持业务关系，就必须要进行低碳转型。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行业由于其技术基础、产业结构和市场特性，更容易实现绿色低碳转型。但对于高能耗行业而言，转型无异于“阵痛”。
对于钢铁、水泥、化工、电力、交通运输等高碳行业，许季刚建议抓住四个关键点：一是能源结构转型，可再生能源、电气化的转型；二是优化产品结构，比如提升再生铝、废钢电炉法、塑料回收利用等循环经济产品在产品结构中的比例提升；三是生产和应用技术创新，比如电解铝环节的惰性阳极技术、钢铁的氢冶炼技术等；四是采用负碳技术，关键是CCUS（碳捕集、利用与封存）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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