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周潇枭 北京报道 7月21日，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下文简称“《决定》”）正式对外发布。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面对人民群众新期待，必须继续把改革推向前进。
《决定》提出，继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到二〇三五年，全面建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完善，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为到本世纪中叶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奠定坚实基础。
《决定》勾画出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领域和方向，明确了重要的改革事项，比如开展国有经济增加值核算、制定民营经济促进法、建设全国统一电力市场、探索建立高技术人才移民制度、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保户籍限制等。
近日，《决定》中的重点安排，成为各界热议的焦点话题。7月23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联合主办的“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举行研讨会，聚焦“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政策解读”邀请相关学者开展联合研讨。
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
《决定》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全面部署各领域各方面的改革。其中，各项改革中排在第一位的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决定》提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必须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环境，实现资源配置效率最优化和效益最大化，既“放得活”又“管得住”，更好维护市场秩序、弥补市场失灵，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激发全社会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王一鸣在研讨会上表示，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是完善有利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决定》把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摆在突出位置，进一步强调了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提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这是首次提到的；改革目标明确，到2035年全面建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几个方面都凸显了《决定》明确要更好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也明确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意义。
上海财经大学校长刘元春在研讨会上表示，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决定的续篇，都强调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决定》明确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具体落在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强调公平竞争来释放市场活力；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这是“高水平”市场经济体制很重要的体现；完善市场经济基础制度，也有一些新的举措。
王一鸣指出，《决定》提出“开展国有经济增加值核算”具有重要意义。现在对全国地区、行业都有增加值核算，把国有经济作为一个整体板块来开展增加值核算，能够更好地促进国有经济提高增加值和整体运行效率。国有经济总体集中在上游领域，国有经济提高效率对下游行业和企业的效率提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都有重要的影响。《决定》将“致力于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和提供更多机会”上升为方针政策，并在为民营经济提供更公平的产权保护和公平的市场准入机会方面做出重要部署。
《决定》明确提出，推动国有资本向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向关系国计民生的公共服务、应急能力、公益性领域等集中，向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中。推进能源、铁路、电信、水利、公用事业等行业自然垄断环节独立运营和竞争性环节市场化改革，健全监管体制机制。深入破除市场准入壁垒，推进基础设施竞争性领域向经营主体公平开放，完善民营企业参与国家重大项目建设长效机制。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杨瑞龙在研讨会上表示，《决定》的一大亮点在于，除了强调公平竞争、产权保护之外，比以往更加强调要破除市场壁垒，拓宽民营经济发展空间。《决定》明确国有资本重点向三大领域集中：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关系国计民生的行业、前瞻性战略性新兴行业（比如芯片），这些领域大部分属于非竞争性领域；还明确了能源、铁路、电信、水利等垄断行业，要分为自然垄断环节和竞争性环节，垄断环节往往承载着国家任务、避免市场失灵等作用，而其配套的长长的产业链中的竞争环节可以放开——这样的分类改革，能提高行业运营效率，也为民营资本提供更多发展机会。
全面支持创新推动高质量发展
《决定》对各项改革部署中，排在第二、三位的，分别是“健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重点强调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
《决定》提出，加强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颠覆性技术创新，加强新领域新赛道制度供给，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机制，完善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生物医药、量子科技等战略性产业发展政策和治理体系，引导新兴产业健康有序发展。
《决定》提出，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必须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健全新型举国体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
刘元春表示，《决定》很重要的部署在于，以新质生产力为抓手，以创新为引领，来解决我国在未来需要面对的一些核心关键问题。新质生产力需要在高水平的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和资源配置上取得突破性进展，代表的是先进生产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就是以新质生产力为抓手，以现代产业体系为载体，具体包括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服务业、现代化基础设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等——这是聚焦新质生产力和产业谋篇布局的新举措。
“未来五年是大国博弈的关键期，是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期，是中国利用新型举国体制完成新质生产力全面突破的五年，也是全面控制风险的五年，也是破解预期信心困境的关键几年，我们面临新的目标和任务”，刘元春表示。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张燕生在研讨会上表示，2023年我国全球创新指数排第12位，但是创新制度排第43位，因此全面支持创新的体制机制如何取得实质进展，如何在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改革上取得重大突破，如何推进产业创新、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等，都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课题。
王一鸣表示，《决定》围绕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提出了一系列部署，核心是高质量发展要把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起来，这必须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我国现有的以间接融资为主的金融体系，对传统产业有成熟的融资支持模式、比较适合传统产业发展，但是面临科技创新融资需求与金融机构风险要求不匹配的问题。比如，商业银行更多追求资金的安全性和收益的确定性，而科技创新具有不确定性。所以，怎样进一步鼓励和规范发展天使投资、风险投资、私募股权投资，更好发挥政府投资基金作用，发展耐心资本，下一步需要金融体系进行适应性调整，来更好地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大幅度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从而使高质量发展能够取得更明显成效。
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院长李稻葵在研讨会上表示，我国改革开放积累了很多经验，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在于，当经济增长偏热的时候，推进改革会相对容易些；当经济运行偏冷时，因为改革会触及利益调整，改革推进遇到的阻力会大一些。因此，当前在推进重大领域改革的同时，也应致力于推动经济持续恢复，建议加大扩内需政策力度。
7月19日，中央财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中央农办主任韩文秀在发布会上表示，当前，我国经济保持回升向好态势，主要宏观指标符合预期，同时也面临一些困难挑战，主要是有效需求不足，一些企业经营困难，一些地方财政困难，表明我国经济恢复还不够强劲，不同地区、行业、企业之间存在分化现象。下一步要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一靠政策给力，二靠改革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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